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谈起河南的民办教育，我首先想到的是与张建平和王红顺校长有关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她是一位小学特级教师，三年前，她的儿子从小学毕业，为给孩子选择初中，她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仔细权衡之后，她最终没有让孩子在本县初中就读，而把他送到了百里之外的开封求实中学。三年之后，我从上海博士毕业，和她见面时，突然想起她的儿子也该初中毕业了，便问起了她儿子在求实中学读书的情况，这位朋友对孩子三年的初中生活很满意。我想，一所学校能让一个特级教师如此认可，实为不易！但反过来一想，这样的结果又是自然而然的：张建平校长办学的初衷就是“为女儿办一所学校”，当一个校长怀着一颗慈母的心去办学时，她的学校当然是值得信赖的。
和王红顺校长的接触，则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课改专家讲师团在全省巡回演讲，我们都是讲师团的骨干成员，经常一起出去讲课。每次在一起时，无论是在餐桌边还是在宾馆里，王校长开口闭口必谈课改。聊到兴起时，他还会拿出一个笔记本，随时将大家的想法记下来。白天讲了一天课，晚上他仍然和我接着聊“那点事儿”，我这个人不太能熬夜，实在撑不住了，就只能求他打住，“留待下回分解”。这样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早已是密密麻麻地记了几十页。看来，有人叫他“课改王疯子”，实在是佩服多于挖苦——他对课改的执着，的确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去上海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曾专门和他联系，到他管理的一所民办学校参观过。后来，我又听说王校长兼任了洛阳市一个区的课程“教练”，把整整一个区的课程改革指导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至于王钢老师，我之前并不熟悉，也素未谋面，但是从他的博客中，我领略了他的勇气、志气和才气。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毅然冲破体制的羁绊，走上了一条艰辛却又充实的创业之路。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在社会大转型、教育大变革的今天，他们的做法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们用自下而上的草根方式，开辟了一条教育变革的新路径
美国著名的教育变革研究专家迈克尔·富兰认为，就课程变革自身而言，其推进方式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的是对学校和教师的控制和命令，它的优点是推进力度大，动用的资源多；缺点是很难顾及学校的具体特点和教师的心灵需求，难以激发教师为人师表的道德使命感和职业幸福感。与此相比，自下而上的生长方式强调的是对学校和教师的点燃和唤醒，它就像春草一样扎根于学校的环境和教师的心灵之中，虽悄无声息却充满生命的活力。而一场教育的变革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变革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协调好这两种方式的关系。只有将鼓噪而动、自上而下的推进和润物无声、自下而上的生长结合在一起，做到两条腿走路，变革才能快速而有效地推进。但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主导的课程改革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些改革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上，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草根生长，往往导致改革轰轰烈烈开始却无疾而终的结局。反观我国最近一次的课程改革，同样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个“跛脚走路”的怪圈，自然也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和阻抗。
那么，自下而上的草根生长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呢？先让我们看一个案例。2012年年初，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一份杂志上盘点2011年的教育事件时，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同时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变革的动力在民间”“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的确，在这个“推特”和“微博”大普及的信息时代，思想自上而下传播的线性格局早已被打破，在互联网构成的思想网络中，每个人都可能占据其中的一个节点；任何微弱的声音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回响。此时，“身轻言微”这个词已经需要重新定位。
由此观之，谁又敢说张建平、王红顺、王钢这些教育者的“微行动”，不会带来“一夜知春”的宏伟气象呢？
他们用知行合一的行走方式，显示了冲破体制羁绊的生命力
作为民办教育体制的探索者和公办教育体制的“叛逆者”，他们没有把环境当成随波逐流的借口，没有把体制当成抛弃理想的理由。而是敢于另辟蹊径，为理想的实现寻找一切可能的条件，甚至不惜为此改变既有的生活轨迹、放弃已有的地位和名气。其实，在每个教师的心中，都有一个教育的“理想国”，只不过在各种名缰利锁的钳制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不得已中把它尘封在心灵的深处罢了。当代管理学大师阿吉里斯和沙因曾指出，作为一个组织中的个体，常常要面对“信奉理论”和“使用理论”的矛盾。具体到教育领域而言，则意味着有些教师即便相信素质教育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课程实施中，他们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使用应试教育的法子，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倒错，心口不一。
这虽然听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却又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知行相悖的窘境？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采取了折中乃至屈服的态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僵化的体制面前，采取了纵容乃至谄媚的态度？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大家既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又在无意识之中做了应试教育的帮凶——这就是鲁迅先生所痛心疾首的“劣根性”吧。
我相信，张建平、王钢等人在决定走出公办学校，另辟一片天地时，肯定也矛盾过、徘徊过，肯定也考虑过对环境的屈服，但是，他们最终战胜了自己，冲破了体制的羁绊，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陶行知先生说，真正的教师，要“敢探未发现之新理”“敢入未开化之边疆”，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总能表现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生命力。
他们用质朴无华的解读方式，诠释了教育实践的生命品质
在民办教育者的队伍中，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张建平校长把这样的人称为“学商”，并认为这样的人是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师的。我想这是对的，当一个人把学校当成自己的ATM机时，别说让他做教育田园里的“守望者”了，恐怕连教育的底线都难以把持。另一种人则相反，他们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学校就是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他们会时时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态，描画着理想学校的图景。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星期、每个学季都是一段值得期待的奇妙旅程，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其中不乏坎坷和艰辛，却始终让你充满牵挂、欲罢不能。
张建平校长心目中的学校是这样的：
放假了，带着学生背起行囊去远足，茫茫夜空下，孩子们搭起帐篷，点起篝火，躺在树丛里数着天上的星星。几个趣味相投的孩子，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谈笑风生，激扬文字，纵横捭阖，思想智慧似瀑布冲向悬崖，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朵朵欢乐的浪花，在校园这片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一道道美丽的涟漪。
这样高品质的学校，这种身心舒展的教育，必然要追求智慧的碰撞和生命的交融。
王钢校长则在自己的博客上，一口气列出了自己聘任教师的9条标准：有教育理想、有父母心、有孩子气、爱读书、敢说话、有想象力等。《诗经》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他的细腻而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他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与知己者一起办一所理想学校的渴望。
与张建平校长和王钢校长相比，王红顺校长在文中虽然没有如此诗意的描绘，却同样在理性的思考中充满了激情。他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物化到了对每节课的评点和提升中，物化到了课程开发的细节和办法中，物化到了学校环境的布局和装点中，物化到了和同行交流时不知疲倦的讨论和记录中。
德国教育文化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将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从这些民办教育执着的“行者”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教育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激流的涌动。
（本栏责编 朱亚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她是一位小学特级教师，三年前，她的儿子从小学毕业，为给孩子选择初中，她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仔细权衡之后，她最终没有让孩子在本县初中就读，而把他送到了百里之外的开封求实中学。三年之后，我从上海博士毕业，和她见面时，突然想起她的儿子也该初中毕业了，便问起了她儿子在求实中学读书的情况，这位朋友对孩子三年的初中生活很满意。我想，一所学校能让一个特级教师如此认可，实为不易！但反过来一想，这样的结果又是自然而然的：张建平校长办学的初衷就是“为女儿办一所学校”，当一个校长怀着一颗慈母的心去办学时，她的学校当然是值得信赖的。
和王红顺校长的接触，则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课改专家讲师团在全省巡回演讲，我们都是讲师团的骨干成员，经常一起出去讲课。每次在一起时，无论是在餐桌边还是在宾馆里，王校长开口闭口必谈课改。聊到兴起时，他还会拿出一个笔记本，随时将大家的想法记下来。白天讲了一天课，晚上他仍然和我接着聊“那点事儿”，我这个人不太能熬夜，实在撑不住了，就只能求他打住，“留待下回分解”。这样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早已是密密麻麻地记了几十页。看来，有人叫他“课改王疯子”，实在是佩服多于挖苦——他对课改的执着，的确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去上海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曾专门和他联系，到他管理的一所民办学校参观过。后来，我又听说王校长兼任了洛阳市一个区的课程“教练”，把整整一个区的课程改革指导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至于王钢老师，我之前并不熟悉，也素未谋面，但是从他的博客中，我领略了他的勇气、志气和才气。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毅然冲破体制的羁绊，走上了一条艰辛却又充实的创业之路。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在社会大转型、教育大变革的今天，他们的做法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们用自下而上的草根方式，开辟了一条教育变革的新路径
美国著名的教育变革研究专家迈克尔·富兰认为，就课程变革自身而言，其推进方式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的是对学校和教师的控制和命令，它的优点是推进力度大，动用的资源多；缺点是很难顾及学校的具体特点和教师的心灵需求，难以激发教师为人师表的道德使命感和职业幸福感。与此相比，自下而上的生长方式强调的是对学校和教师的点燃和唤醒，它就像春草一样扎根于学校的环境和教师的心灵之中，虽悄无声息却充满生命的活力。而一场教育的变革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变革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协调好这两种方式的关系。只有将鼓噪而动、自上而下的推进和润物无声、自下而上的生长结合在一起，做到两条腿走路，变革才能快速而有效地推进。但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主导的课程改革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些改革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上，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草根生长，往往导致改革轰轰烈烈开始却无疾而终的结局。反观我国最近一次的课程改革，同样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个“跛脚走路”的怪圈，自然也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和阻抗。
那么，自下而上的草根生长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呢？先让我们看一个案例。2012年年初，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一份杂志上盘点2011年的教育事件时，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同时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变革的动力在民间”“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的确，在这个“推特”和“微博”大普及的信息时代，思想自上而下传播的线性格局早已被打破，在互联网构成的思想网络中，每个人都可能占据其中的一个节点；任何微弱的声音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回响。此时，“身轻言微”这个词已经需要重新定位。
由此观之，谁又敢说张建平、王红顺、王钢这些教育者的“微行动”，不会带来“一夜知春”的宏伟气象呢？
他们用知行合一的行走方式，显示了冲破体制羁绊的生命力
作为民办教育体制的探索者和公办教育体制的“叛逆者”，他们没有把环境当成随波逐流的借口，没有把体制当成抛弃理想的理由。而是敢于另辟蹊径，为理想的实现寻找一切可能的条件，甚至不惜为此改变既有的生活轨迹、放弃已有的地位和名气。其实，在每个教师的心中，都有一个教育的“理想国”，只不过在各种名缰利锁的钳制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不得已中把它尘封在心灵的深处罢了。当代管理学大师阿吉里斯和沙因曾指出，作为一个组织中的个体，常常要面对“信奉理论”和“使用理论”的矛盾。具体到教育领域而言，则意味着有些教师即便相信素质教育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课程实施中，他们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使用应试教育的法子，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倒错，心口不一。
这虽然听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却又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知行相悖的窘境？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采取了折中乃至屈服的态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僵化的体制面前，采取了纵容乃至谄媚的态度？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大家既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又在无意识之中做了应试教育的帮凶——这就是鲁迅先生所痛心疾首的“劣根性”吧。
我相信，张建平、王钢等人在决定走出公办学校，另辟一片天地时，肯定也矛盾过、徘徊过，肯定也考虑过对环境的屈服，但是，他们最终战胜了自己，冲破了体制的羁绊，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陶行知先生说，真正的教师，要“敢探未发现之新理”“敢入未开化之边疆”，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总能表现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生命力。
他们用质朴无华的解读方式，诠释了教育实践的生命品质
在民办教育者的队伍中，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张建平校长把这样的人称为“学商”，并认为这样的人是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师的。我想这是对的，当一个人把学校当成自己的ATM机时，别说让他做教育田园里的“守望者”了，恐怕连教育的底线都难以把持。另一种人则相反，他们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学校就是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他们会时时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态，描画着理想学校的图景。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星期、每个学季都是一段值得期待的奇妙旅程，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其中不乏坎坷和艰辛，却始终让你充满牵挂、欲罢不能。
张建平校长心目中的学校是这样的：
放假了，带着学生背起行囊去远足，茫茫夜空下，孩子们搭起帐篷，点起篝火，躺在树丛里数着天上的星星。几个趣味相投的孩子，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谈笑风生，激扬文字，纵横捭阖，思想智慧似瀑布冲向悬崖，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朵朵欢乐的浪花，在校园这片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一道道美丽的涟漪。
这样高品质的学校，这种身心舒展的教育，必然要追求智慧的碰撞和生命的交融。
王钢校长则在自己的博客上，一口气列出了自己聘任教师的9条标准：有教育理想、有父母心、有孩子气、爱读书、敢说话、有想象力等。《诗经》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他的细腻而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他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与知己者一起办一所理想学校的渴望。
与张建平校长和王钢校长相比，王红顺校长在文中虽然没有如此诗意的描绘，却同样在理性的思考中充满了激情。他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物化到了对每节课的评点和提升中，物化到了课程开发的细节和办法中，物化到了学校环境的布局和装点中，物化到了和同行交流时不知疲倦的讨论和记录中。
德国教育文化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将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从这些民办教育执着的“行者”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教育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激流的涌动。
（本栏责编 朱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