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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是一个济世之才，于国于家，他都有凌云壮志，在他的生命里，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永恒的主旋律。人生几度沉浮，甚至愈贬愈远，愈贬愈偏，在苏轼的生命中，兼济天下的情怀却从未舍弃过。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他总是能够在情绪的波谷重新振作起来，保守着自我的本真，终于成就了一个坦率豪迈旷达的人生。
关键词：苏轼 兼济天下 积极奋进 不改其度
中图分类号:K8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9)03-159-02
一个旷达知命的苏东坡，因他坎坷人生经历中显露出的独特性格魅力，成为无数后人追怀与崇敬的偶像。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贬谪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这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种期盼。这样的一个济世之才，于国于家，苏轼都有凌云壮志，在他的生命里，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永恒的主旋律。
弱冠，苏轼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著名的乌台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因此他的前期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这个时期苏轼的代表作是写于熙宁七年（1074年冬）的《密州出猎》。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洲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苏子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苏轼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整首词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1076年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洩，城将败。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在政务上，苏轼是个有魄力、有能力的官员，他的政绩，利国利民。
乌台诗案之后，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文化上，苏轼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因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苏轼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仿佛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那么，苏轼放弃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了么？
“不！”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毕竟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在艰难苦恨的黄州五年，苏轼依然高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苏子说，我选择的路我仍然要走下去，而且我过去怎么走现在还怎么走。虽处困境怕什么？“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政治上失意后仍然可以老当益壮、自强不息。为什么困境之中依然如此执着？在不能为时不为，兼济天下的理想却是放不下的。泛舟游于赤壁，他扣舷而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赤壁赋》）。思君为何？是振兴王朝的祈愿和有志报国的壮怀！
苏轼的努力奋进不受制于目标而保留了身心自由的空间，保留了坚持本体真性的空间，从而人事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达到融合。苏子突现主体人格所体现的生命自然质性，强调主体精神具有高临于功业之上的独立价值，又并没有将其脱离社会而排斥功业结果，因而就并没有使这种精神的持守变得虚无。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理念，苏子一生都以从容坦然地心态保持着积极奋进的行为，也正是如此，他才会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才能有超政治的政治原则而决不盲从当政的新党或旧党，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他的真诚自然与权势机欲的必然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与政局的冲突并非其书生气的天真，倒正是反映了他的成熟，因为他的思想构成已经达到了关及身家性命的政治风云也不能撼动的稳固程度。
反复品读苏轼，不能不感慨于他总是能够在情绪的波谷重新振作起来，保守着自我的本真，终于成就了一个坦率豪迈旷达的人生。几度沉浮，甚至愈贬愈远，愈贬愈偏，在苏轼的生命中，兼济天下的情怀却从未舍弃过。
元佑二年，苏轼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彊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乱之渐。”如此言语，不难看出苏轼关心国事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情。
晚年的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度自求外调。1089年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也可以想见苏轼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
1091年苏轼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每到一处，苏轼都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一个苏学士，如何不得到百姓由衷的爱戴？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轼被贬定州，临行前上书言：“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苏轼忠君利国之情，溢于言表。“定州军政坏弛，诸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乃定。”如此执法手段治理军政，雷厉风行，纪律严明，效果卓著。
苏轼自己在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然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类似这些话语，在惠州与琼州时期，虽已不再见于书信中，但我们从东坡一贯坚持的风骨看，这种对“道理”与“忠义”的坚持，是生死以之的，这是东坡立身行事的根本原则，固无须一再申明之。?
东坡三次遭到贬黜，年岁越来越大，境遇更是一次比一次艰苦；他在自省之馀，虽自知因“不善处世”而获罪，但既要坚持“直道而行”，也就只有抱着“万事委命”的态度了。在黄州时他说：“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苏轼文集》卷六十〈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一）困厄已至如此，仍然是“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东坡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
即使是被贬远在惠州，他也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苏轼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他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虽然不能做官，他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
自二十六岁初入仕途，苏轼即已自知赋性“愚直”，其后，或遭贬，或在朝任显要，一直到暮年由海南北返道中，无论对象何人，东坡有“拙直”、“强狠自用”、“处世龃龉”、“愚暗少虑”、“狂狷婴鳞之愚”、“疏愚”、“愚拙多忤”、“不善俯仰”、“贬谴多忤”、“受性刚简，学迂才下”、“狷介寡合”等等的自觉，总归一句，就是渊明的“性刚才拙”，是东坡对于自己的性行，固早已了然于胸，却不能如渊明之毅然引退，遂至犯世之大患，陷大难中。虽然，以二人所处背景迥异，东坡处于可以有所作为之时，故坚守道义，不改其度而一无所惧。
东坡在给亲友书信中所常用的语辞，一样用于在给皇帝的表章上，那种“信天命而自遂”、“狂直不回”与“未忍改其长度”与“朴忠”，充分显露了东坡对于“兼济天下”的自信与坚持，也正是他的人格特质的具体表现；这才是东坡，这就是东坡！
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品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是他那永恒的兼济天下的胸怀，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参考文献：
[1]唐宋词鉴赏辞典[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3]林语堂.苏东坡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http: //www.zhidao.baidu.com
关键词：苏轼 兼济天下 积极奋进 不改其度
中图分类号:K8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9)03-159-02
一个旷达知命的苏东坡，因他坎坷人生经历中显露出的独特性格魅力，成为无数后人追怀与崇敬的偶像。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贬谪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这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种期盼。这样的一个济世之才，于国于家，苏轼都有凌云壮志，在他的生命里，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永恒的主旋律。
弱冠，苏轼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著名的乌台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因此他的前期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这个时期苏轼的代表作是写于熙宁七年（1074年冬）的《密州出猎》。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洲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苏子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苏轼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整首词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1076年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洩，城将败。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在政务上，苏轼是个有魄力、有能力的官员，他的政绩，利国利民。
乌台诗案之后，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文化上，苏轼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因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苏轼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仿佛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那么，苏轼放弃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了么？
“不！”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毕竟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在艰难苦恨的黄州五年，苏轼依然高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苏子说，我选择的路我仍然要走下去，而且我过去怎么走现在还怎么走。虽处困境怕什么？“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政治上失意后仍然可以老当益壮、自强不息。为什么困境之中依然如此执着？在不能为时不为，兼济天下的理想却是放不下的。泛舟游于赤壁，他扣舷而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赤壁赋》）。思君为何？是振兴王朝的祈愿和有志报国的壮怀！
苏轼的努力奋进不受制于目标而保留了身心自由的空间，保留了坚持本体真性的空间，从而人事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达到融合。苏子突现主体人格所体现的生命自然质性，强调主体精神具有高临于功业之上的独立价值，又并没有将其脱离社会而排斥功业结果，因而就并没有使这种精神的持守变得虚无。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理念，苏子一生都以从容坦然地心态保持着积极奋进的行为，也正是如此，他才会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才能有超政治的政治原则而决不盲从当政的新党或旧党，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他的真诚自然与权势机欲的必然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与政局的冲突并非其书生气的天真，倒正是反映了他的成熟，因为他的思想构成已经达到了关及身家性命的政治风云也不能撼动的稳固程度。
反复品读苏轼，不能不感慨于他总是能够在情绪的波谷重新振作起来，保守着自我的本真，终于成就了一个坦率豪迈旷达的人生。几度沉浮，甚至愈贬愈远，愈贬愈偏，在苏轼的生命中，兼济天下的情怀却从未舍弃过。
元佑二年，苏轼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彊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乱之渐。”如此言语，不难看出苏轼关心国事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情。
晚年的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度自求外调。1089年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也可以想见苏轼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
1091年苏轼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每到一处，苏轼都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一个苏学士，如何不得到百姓由衷的爱戴？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轼被贬定州，临行前上书言：“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苏轼忠君利国之情，溢于言表。“定州军政坏弛，诸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乃定。”如此执法手段治理军政，雷厉风行，纪律严明，效果卓著。
苏轼自己在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然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类似这些话语，在惠州与琼州时期，虽已不再见于书信中，但我们从东坡一贯坚持的风骨看，这种对“道理”与“忠义”的坚持，是生死以之的，这是东坡立身行事的根本原则，固无须一再申明之。?
东坡三次遭到贬黜，年岁越来越大，境遇更是一次比一次艰苦；他在自省之馀，虽自知因“不善处世”而获罪，但既要坚持“直道而行”，也就只有抱着“万事委命”的态度了。在黄州时他说：“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苏轼文集》卷六十〈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一）困厄已至如此，仍然是“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东坡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
即使是被贬远在惠州，他也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苏轼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他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虽然不能做官，他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
自二十六岁初入仕途，苏轼即已自知赋性“愚直”，其后，或遭贬，或在朝任显要，一直到暮年由海南北返道中，无论对象何人，东坡有“拙直”、“强狠自用”、“处世龃龉”、“愚暗少虑”、“狂狷婴鳞之愚”、“疏愚”、“愚拙多忤”、“不善俯仰”、“贬谴多忤”、“受性刚简，学迂才下”、“狷介寡合”等等的自觉，总归一句，就是渊明的“性刚才拙”，是东坡对于自己的性行，固早已了然于胸，却不能如渊明之毅然引退，遂至犯世之大患，陷大难中。虽然，以二人所处背景迥异，东坡处于可以有所作为之时，故坚守道义，不改其度而一无所惧。
东坡在给亲友书信中所常用的语辞，一样用于在给皇帝的表章上，那种“信天命而自遂”、“狂直不回”与“未忍改其长度”与“朴忠”，充分显露了东坡对于“兼济天下”的自信与坚持，也正是他的人格特质的具体表现；这才是东坡，这就是东坡！
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品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是他那永恒的兼济天下的胸怀，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参考文献：
[1]唐宋词鉴赏辞典[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3]林语堂.苏东坡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http: //www.zhidao.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