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词惯语乃至史传掌故，流布经年已经深入人心，要推翻或者提出异议，需要更为翔实可靠扎实的史料作证。关于“千里送鹅毛”这个典故的出处，通常以为出于明代画家徐渭的《青藤山人路史》。
　　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云南土官派缅伯高向唐皇进贡天鹅，途中天鹅洗澡飞走，只掉下鹅毛一根。缅伯高带着鹅毛进献唐皇，说明因由，以求唐皇宽恕。其面见唐皇说的话中，“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遂成名句流传下来，由此诗文传颂不衰。
　　钱钟书在写作《管锥编》时，对“千里送鹅毛”这个典故的出处进行了考异指伪，质疑《青藤山人路史》所记录的这个典故出处，“不知徐氏何本”。他怀疑五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后，民間即有“千里送鹅毛”这一俗谚，因此也才有了欧阳修在《梅圣俞寄银杏》中“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这句，其后，苏东坡黄庭坚等也引用入诗。北宋书法家黄伯思在考辩晋人纪瞻的书法中，发现“千里送鹅毛”这句俗谚已经进入了伪贴。所以，《青藤山人路史》所记“千里送鹅毛”这个出典，不过“徐氏逞狡狯，追造故实，以（淳于髡）当出典……”
　　那么，淳于髡这个典故又是怎么回事呢？淳于髡献鹄一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原文为：“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其后《鲁连子》和《尹文子》等都有类似的故事记录，其关键在于“造诈成辞”的“辞”究竟是什么？即淳于髡在丢失了鹄之后，在面见楚王时究竟怎么说的。《史记》的记录如是：“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没有提到送一根毛这个问题，倒是楚王表现得很大度。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那么，“千里送鹅毛”这句话，是不是徐渭在《史记·滑稽列传》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自己加上去的呢？极有可能。原因一是其典故中所说的缅伯高其人，除了他的《青藤山人路史》外，再无记载；其二，徐渭的母亲是云南人，出于对母亲的感情，他在“编写”《青藤山人路史》时爱屋及乌，将“淳于髡献鹄”的事引过来作为自己的史料，改个名字换个地点，也是文人惯用；其三，欧阳修在宋朝，即已在诗文中率先写出了“鹅毛赠千里”这样的句子（或许，欧阳修所称之“鹅毛”是另有所本，非天鹅羽毛），没有成为这句俗谚“之母”，反倒是身在明朝的徐渭，成了这句俗谚的发明人，实在是件非常怪异的事。
　　不从治史的角度去考证的话，徐渭给中国人留下的这个俗谚，实在足够美好，但“文传”不同“史证”，徐渭的《青藤山人路史》比起《史记》来，被采信的价值当然是不能及的。如果五季时期真有“千里送鹅毛”这个俗谚存在的话，其出处之所本，倒是给后来的文史考证留下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