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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杰及其其部属对弘光政权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在睢州之变中高杰惨遭刺杀，其横死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弘光政权的快速覆灭造成了诸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关键词：高杰；弘光政权；作用；影响
一、高杰其人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原为闯王李自成的同乡和部将，绰号翻山鹞。
因与李自成妻子邢氏有私情，心不自安而率部归降明政府，归降后多次参加对起义军的追剿围捕，积功而升任总兵。李自成军队渡河东征时，明朝许多武将归附，高杰因与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陕西逃往山东，继而南下，派使者重贿凤阳总督马士英。马士英知高杰兵马强壮，令其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此后，由太监卢九德穿针引线，高杰成为拥立朱由崧成就帝业的元勋，列为江北四镇之一，驻防徐、泗，被封为兴平伯。
高杰拥兵自重，为人暴虐，性情乖张。其部队也是军纪涣散，屡屡劫掠百姓，驻地人民苦不堪言。但高杰军是四镇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最为史可法所倚重，视为保卫弘光政权的重要力量。
二、高杰及其部队对弘光政权的重要作用
弘光政权建立后，高杰及其军队对该政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驻防江北，拱卫南京
高杰军队虽劫掠扰民，但其久经战阵，为久战之兵，在四镇中军力是最强大的，也最为史可法所倚重。历史人物往往都具有多面性，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之中，高杰固然暴虐不仁，但亦有朴直憨厚之处。且高杰因在扬州郊外杀掠，经史可法亲入营中劝慰后，“感可法忠，与谋恢复”。高杰与李自成有夺妻之恨，必不会投降农民起义军，同时他又坚辞清朝肃亲王豪格“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加之其军兵强马壮，如利用得当，高军必是抗击清军、维护弘光政权、保卫江南安宁的重要力量。
（二）出谋划策，议保江南
高杰出身草莽，但具有长远和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抵御农民军或清军渡江南下，仅仅把守长江沿岸的几个战略要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合盘考虑，在固守江北重镇的同时，布置中原和黄河防线。且注意长江上游和海路的防守，方能保江南安宁，并待机而动，恢复中原。为此他在给弘光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乎！伏乞和盘打算，定断速行……”并派出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荣、李玉赴徐州防守。
（三）提兵北伐，谋求恢复
基于高杰对局势的通盘考虑和坚决的抗清意志，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高杰举兵北征，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唯一的一次主动性大规模抗清行动。十二月二十四日，高杰引兵北征，兵发徐州，“直趋归、开”。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高杰抵达归德（河南商丘）。高杰此次北征，进取恢复的欲望非常强烈，之前他不仅坚辞掉清朝肃亲王豪格的高爵诱降，在回报豪格的书信中慨然表示：“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只是此时歼击“逆闯”是假，抵御清兵南下是真。在进军途中，高杰在写给刘泽清的信中说道：“时事到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高杰已做好了和清军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并欲竭忠尽力以报朝廷。清人所修的《明史》中也承认其此行“进取意甚锐”，如果不是高杰惨死于“睢州之变”，清军是否能这么快就能占领中原、渡江南下尚未可知，历史很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三、睢州之变
高杰此次北征，约请河南总兵许定国共同抗清，恢复中原。此时许在睢州，致书高杰说：“睢州城池完固、器械精良，愿让公驻兵。”高杰轻信许定国，约定双方于睢州城会面商议。行前，河南巡抚越其杰和参政袁枢都劝高杰不要自蹈险境，高杰轻视许，不听而入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十一日（《明季南略》说为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以歌酒美妓宴飨高杰一行，待到深夜高杰一行酒酣熟睡之际，派伏兵将其尽皆杀死。可怜高杰立志抗清虏复大明，却不幸身死于汉奸小人之手。
许定国杀高杰，皆因先前高杰曾杀许定国一家，唯许定国走免，因此，许对高怀有深仇大恨。也有人说许在与高会面前已暗中投降清军，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因此没有了退路。高杰死后，其部将李本深、高进库等攻破睢州城，纵兵屠戮，百姓又遭受了一次劫难，许定国北渡黄河降清。
四、高杰之死对弘光政权的巨大影响
高杰横死，对当时的南明弘光政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其影响主要有：
（一）中原要地，一朝尽失
睢州之变前，河南尚属于南明的势力范围，高杰北征，直趋归、开，意在关、洛，且身先士卒沿黄河筑墙以防备清军；而史可法也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抵达清江浦（今江苏淮安），筹划抗清事宜，并“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且派诸镇分段防守，已有长期坚守并伺机反击恢复的计划。而此时清军在黄河以北的力量，仅有肃亲王豪格在济宁的七八千人，且还是为镇压满家洞土匪而来。豫亲王多铎尚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未赶来与其会和，形势对南明十分有利。倘若高杰能在睢州、归德站稳脚跟，布置起牢固的防御体系，史可法从中策应支援，清兵是否可以占领河南，进而进军徐、扬，尚未可知。睢州之变后，许定国率部渡河北去投降豪格，而多铎这时也由孟县渡过黄河，与豪格合兵一处，力量大增。高杰部下劫掠一通后退军，南明经略中原的努力也已化为泡影，此后“大梁以南皆不守”，且之后清兵渡河南进时，“自归德以达象山共八百里，无一兵防”。史可法听到高杰的死讯后，流涕顿足说：“中原不可为矣。”
（二）高军离心，力量大减
高杰死后，高军上下群龙无首，故态复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可法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兼部将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才算将高军安抚下来。但值此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作为弘光政权中心人物的史可法却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一是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但史可法却因高部是“流寇”出身，坚决拒绝了，放弃了一次增进同高军将士感情和收复四镇的大好时机。令高军寒心，离心离德。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妻邢氏之意投降了清朝，并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和刽子手；二是高杰遇害后，史可法并未利用当时清军力量尚小，河南、山东等地抗清运动如火如荼及高军的同仇敌忾之心，在黄河沿线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清部署；反而遭变后不思进取，仓皇南撤。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致使黄河沿线各战略要地没有有效的军事防御部署，清军渡河南下如入无人之境。
（三）连锁反应，大厦倾覆
高杰作为南明弘光政权唯一一个领兵北伐的大将和为数不多的能尽心国事的将领，其死是事关弘光政权全局的重大事变，直接和间接触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弘光政权很快便灰飞烟灭。高杰死后，之前与之有隙的黄得功欲吞并其地盘，并威胁道“如拂我意，誓不罢兵”。高杰所部也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打出手。后经史可法解劝才免去一场内讧，但彼此明争暗夺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致抗清的力量。高杰死后，弘光朝各军事集团再也没有做出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皆以抢掠兼并地盘财产和内讧为能事，且不再听从史可法号令，史可法左支右绌，也无济于事，只能哀叹：“睢州大变之后，又有维扬之构。外侮未御，内衅方深；拥节制之虚名、负封疆之大罪，窃自悲也！”
在北面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宁南侯武昌总兵左良玉以奉密诏诛奸臣马士英为名，在武昌举兵东下，马士英急调黄得功部赴长江防御，清兵趁机于二十七日趋徐州。李成栋登舟南遁，清军一路势如破竹，连陷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和。南明政权内部却在为重点防御清军还是左军争论不休，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三镇兵主力都奉命入卫南京防御左军，致使黄河防御空虚，清军又连陷亳州、砀山、徐州。其后渡过黄河，又在已投降的李成栋的引导下于四月十九日包围扬州，各镇拒不救援。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兵败就义，弘光政权的覆灭已不可避免。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一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但在重要的历史关口，重要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同样非同小可。而且这样的人物一旦突然猝死，必然会造成相应的空白，有时这些空白是无法弥补的。高杰脾性固然暴虐，但也朴直憨厚，忠心国事，坚抗清军。他和他们军队对南明弘光政权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而他的横死及其所触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但对弘光政权，而且对之后的南明抗清形势，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之史可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清）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应廷吉.青磷屑上卷[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关键词：高杰；弘光政权；作用；影响
一、高杰其人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原为闯王李自成的同乡和部将，绰号翻山鹞。
因与李自成妻子邢氏有私情，心不自安而率部归降明政府，归降后多次参加对起义军的追剿围捕，积功而升任总兵。李自成军队渡河东征时，明朝许多武将归附，高杰因与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陕西逃往山东，继而南下，派使者重贿凤阳总督马士英。马士英知高杰兵马强壮，令其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此后，由太监卢九德穿针引线，高杰成为拥立朱由崧成就帝业的元勋，列为江北四镇之一，驻防徐、泗，被封为兴平伯。
高杰拥兵自重，为人暴虐，性情乖张。其部队也是军纪涣散，屡屡劫掠百姓，驻地人民苦不堪言。但高杰军是四镇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最为史可法所倚重，视为保卫弘光政权的重要力量。
二、高杰及其部队对弘光政权的重要作用
弘光政权建立后，高杰及其军队对该政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驻防江北，拱卫南京
高杰军队虽劫掠扰民，但其久经战阵，为久战之兵，在四镇中军力是最强大的，也最为史可法所倚重。历史人物往往都具有多面性，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之中，高杰固然暴虐不仁，但亦有朴直憨厚之处。且高杰因在扬州郊外杀掠，经史可法亲入营中劝慰后，“感可法忠，与谋恢复”。高杰与李自成有夺妻之恨，必不会投降农民起义军，同时他又坚辞清朝肃亲王豪格“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加之其军兵强马壮，如利用得当，高军必是抗击清军、维护弘光政权、保卫江南安宁的重要力量。
（二）出谋划策，议保江南
高杰出身草莽，但具有长远和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抵御农民军或清军渡江南下，仅仅把守长江沿岸的几个战略要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合盘考虑，在固守江北重镇的同时，布置中原和黄河防线。且注意长江上游和海路的防守，方能保江南安宁，并待机而动，恢复中原。为此他在给弘光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乎！伏乞和盘打算，定断速行……”并派出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荣、李玉赴徐州防守。
（三）提兵北伐，谋求恢复
基于高杰对局势的通盘考虑和坚决的抗清意志，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高杰举兵北征，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唯一的一次主动性大规模抗清行动。十二月二十四日，高杰引兵北征，兵发徐州，“直趋归、开”。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高杰抵达归德（河南商丘）。高杰此次北征，进取恢复的欲望非常强烈，之前他不仅坚辞掉清朝肃亲王豪格的高爵诱降，在回报豪格的书信中慨然表示：“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只是此时歼击“逆闯”是假，抵御清兵南下是真。在进军途中，高杰在写给刘泽清的信中说道：“时事到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高杰已做好了和清军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并欲竭忠尽力以报朝廷。清人所修的《明史》中也承认其此行“进取意甚锐”，如果不是高杰惨死于“睢州之变”，清军是否能这么快就能占领中原、渡江南下尚未可知，历史很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三、睢州之变
高杰此次北征，约请河南总兵许定国共同抗清，恢复中原。此时许在睢州，致书高杰说：“睢州城池完固、器械精良，愿让公驻兵。”高杰轻信许定国，约定双方于睢州城会面商议。行前，河南巡抚越其杰和参政袁枢都劝高杰不要自蹈险境，高杰轻视许，不听而入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十一日（《明季南略》说为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以歌酒美妓宴飨高杰一行，待到深夜高杰一行酒酣熟睡之际，派伏兵将其尽皆杀死。可怜高杰立志抗清虏复大明，却不幸身死于汉奸小人之手。
许定国杀高杰，皆因先前高杰曾杀许定国一家，唯许定国走免，因此，许对高怀有深仇大恨。也有人说许在与高会面前已暗中投降清军，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因此没有了退路。高杰死后，其部将李本深、高进库等攻破睢州城，纵兵屠戮，百姓又遭受了一次劫难，许定国北渡黄河降清。
四、高杰之死对弘光政权的巨大影响
高杰横死，对当时的南明弘光政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其影响主要有：
（一）中原要地，一朝尽失
睢州之变前，河南尚属于南明的势力范围，高杰北征，直趋归、开，意在关、洛，且身先士卒沿黄河筑墙以防备清军；而史可法也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抵达清江浦（今江苏淮安），筹划抗清事宜，并“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且派诸镇分段防守，已有长期坚守并伺机反击恢复的计划。而此时清军在黄河以北的力量，仅有肃亲王豪格在济宁的七八千人，且还是为镇压满家洞土匪而来。豫亲王多铎尚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未赶来与其会和，形势对南明十分有利。倘若高杰能在睢州、归德站稳脚跟，布置起牢固的防御体系，史可法从中策应支援，清兵是否可以占领河南，进而进军徐、扬，尚未可知。睢州之变后，许定国率部渡河北去投降豪格，而多铎这时也由孟县渡过黄河，与豪格合兵一处，力量大增。高杰部下劫掠一通后退军，南明经略中原的努力也已化为泡影，此后“大梁以南皆不守”，且之后清兵渡河南进时，“自归德以达象山共八百里，无一兵防”。史可法听到高杰的死讯后，流涕顿足说：“中原不可为矣。”
（二）高军离心，力量大减
高杰死后，高军上下群龙无首，故态复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可法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兼部将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才算将高军安抚下来。但值此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作为弘光政权中心人物的史可法却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一是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但史可法却因高部是“流寇”出身，坚决拒绝了，放弃了一次增进同高军将士感情和收复四镇的大好时机。令高军寒心，离心离德。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妻邢氏之意投降了清朝，并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和刽子手；二是高杰遇害后，史可法并未利用当时清军力量尚小，河南、山东等地抗清运动如火如荼及高军的同仇敌忾之心，在黄河沿线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清部署；反而遭变后不思进取，仓皇南撤。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致使黄河沿线各战略要地没有有效的军事防御部署，清军渡河南下如入无人之境。
（三）连锁反应，大厦倾覆
高杰作为南明弘光政权唯一一个领兵北伐的大将和为数不多的能尽心国事的将领，其死是事关弘光政权全局的重大事变，直接和间接触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弘光政权很快便灰飞烟灭。高杰死后，之前与之有隙的黄得功欲吞并其地盘，并威胁道“如拂我意，誓不罢兵”。高杰所部也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打出手。后经史可法解劝才免去一场内讧，但彼此明争暗夺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致抗清的力量。高杰死后，弘光朝各军事集团再也没有做出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皆以抢掠兼并地盘财产和内讧为能事，且不再听从史可法号令，史可法左支右绌，也无济于事，只能哀叹：“睢州大变之后，又有维扬之构。外侮未御，内衅方深；拥节制之虚名、负封疆之大罪，窃自悲也！”
在北面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宁南侯武昌总兵左良玉以奉密诏诛奸臣马士英为名，在武昌举兵东下，马士英急调黄得功部赴长江防御，清兵趁机于二十七日趋徐州。李成栋登舟南遁，清军一路势如破竹，连陷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和。南明政权内部却在为重点防御清军还是左军争论不休，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三镇兵主力都奉命入卫南京防御左军，致使黄河防御空虚，清军又连陷亳州、砀山、徐州。其后渡过黄河，又在已投降的李成栋的引导下于四月十九日包围扬州，各镇拒不救援。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兵败就义，弘光政权的覆灭已不可避免。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一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但在重要的历史关口，重要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同样非同小可。而且这样的人物一旦突然猝死，必然会造成相应的空白，有时这些空白是无法弥补的。高杰脾性固然暴虐，但也朴直憨厚，忠心国事，坚抗清军。他和他们军队对南明弘光政权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而他的横死及其所触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但对弘光政权，而且对之后的南明抗清形势，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之史可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清）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应廷吉.青磷屑上卷[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