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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报告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大重点工作之一，加快建设农村社区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重建的重心，文化重建有利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使他们逐步适应城市化生活方式，同时能够推进农民自我管理的进程。文化记忆景观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承载着村民集体记忆的景观有机植入到新社区环境中，可以让农民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实现社区文化重建的目标。
关键词：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社区；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景观；植入
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了拆迁居民，离开农村、住进新建小区，告别了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过上了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总要环节，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能够增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信心，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完成从农民变市民、村民变居民的身份转变。实践证明，这种身份的转变过程将会产生诸多问题：例如村民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无法找到归属感和家园感。追根究底，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社区文化重建中村民过去的集体记忆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记忆的载体有哪些形式？在社区建设汇总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再现？
1 文化记忆景观与集体记忆
在文化范畴内，最先值得留意的是景观意识。[1]文化记忆景观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主要问题：1）什么是文化记忆？2）什么是文化记忆景观？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简·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一个区域的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需要文字、仪式、纪念碑等文化形式作为主要媒体，并通过背诵、实践、庆典等机构化的交流进行维持。一个区域的社会群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大约有三到四代人的生命长度，其特征是其有限的范围，以及口头的传统，它的非正规性，它的建立在群体成员之间日常交流之上的那种性质。”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是有区别的，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时间长度不及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景观的形成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场所之上的，景观是由若干场所构成的。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2]这种地域文化的认同也是地方感的认同，透过集体记忆是建构地方感的重要方式。科瑞斯威尔认为地方与记忆似乎无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地方的物质性，意味了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城市中历史文化景观充盈着城市的记忆，塑造着地方感。[3]
由此可见，文化记忆景观的形成具有地方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也应该强调地域文化的认同。这种地方感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群体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对自己原有的生活场地有着深刻的记忆、留恋和自豪，在设计实践中对于这一类型的集体记忆我们是要重点对待和研究的。
2 文化记忆景观植入社区环境的方式
为什么要将文化记忆景观植入到新的农村社区？在我国因为各个区域的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各不相同，经济较落后地区受资金制约，政府提供的文化资源较少，大部分农村社区文化硬件缺失严重，基本的设施建设难以到位，甚至没有公共办公场所。一些经济情况稍好的社区，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各类文化场所流于形式化、牌子化，一间房子挂了好几块不同功能的牌子，没有发挥文化场所应有的作用。农村社区文化硬件上的匮乏，导致广大农民无法获取文化资源，也无法通过社区文化去了解社会、学习知识、增长知识，也无法培养广大农民的主体性意识。[4]
国外关于文化记忆的再现方式比较多样，值得借鉴，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寻找集体记忆与归属”的策略。例如阿姆斯特丹的情感城市互动地图通过若干主题将特定的记忆场所与关联的故事整合起来，让市民分享集体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2]
在长期的设计实践中，笔者经常会面对各种不同社区情况，在实践过程中，笔者注重将地方文化特色与社区建设相结合，注重“一社一品”的打造，努力使社区不仅成为居民办事活动的场所，而且成为休闲娱乐、沟通交流的地方。以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炎武社区为例，这个成立于2005年12月的大型社区下辖三个居民小区，2500余户动迁农民，建有幼儿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農贸市场和6条商业街道，生活氛围浓郁，是典型的“城乡一体化样板社区”。社区所营造的“园林式、花园式”的景观环境，正是村民自发的文化记忆景观的植入。在新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植入是一种有机的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寻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合适的设计形态。千灯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般若寺、秦峰塔、石板街、顾炎武构成了千灯的记忆符号，这些记忆符号形成了记忆景观。这些记忆景观不可能照搬到新的社区建设，但是决策者的观点和态度直接左右社区的建设风格。炎武社区的命名就是对地方名人的最好怀念和推崇，这个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决定的；社区居民需要一个亭子来“歇歇脚”的建议被管理者采纳，是自下而上的亲民政策显现。之所以炎武社区的居民需要一个亭子，也是居民对千灯镇街头的“牡丹亭”的记忆产生的潜意识。
3 结语
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中，文化记忆景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场地记忆，也大大丰富了新社区的文化生活；即实现了管理层“一社一品”的工作思路，又满足了居民的心理慰藉，为实现“幸福社区”提供了物质保障。文化记忆景观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中对其的研究必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 李晓东.中国空间[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 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
[3] TimCresswell（美）.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4] 张波.农村社区文化的缺失与重建[J].群文天地，2011.
作者简介：莫军华，苏州科技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
关键词：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社区；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景观；植入
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了拆迁居民，离开农村、住进新建小区，告别了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过上了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总要环节，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能够增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信心，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完成从农民变市民、村民变居民的身份转变。实践证明，这种身份的转变过程将会产生诸多问题：例如村民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无法找到归属感和家园感。追根究底，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社区文化重建中村民过去的集体记忆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记忆的载体有哪些形式？在社区建设汇总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再现？
1 文化记忆景观与集体记忆
在文化范畴内，最先值得留意的是景观意识。[1]文化记忆景观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主要问题：1）什么是文化记忆？2）什么是文化记忆景观？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简·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一个区域的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需要文字、仪式、纪念碑等文化形式作为主要媒体，并通过背诵、实践、庆典等机构化的交流进行维持。一个区域的社会群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大约有三到四代人的生命长度，其特征是其有限的范围，以及口头的传统，它的非正规性，它的建立在群体成员之间日常交流之上的那种性质。”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是有区别的，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时间长度不及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景观的形成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场所之上的，景观是由若干场所构成的。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2]这种地域文化的认同也是地方感的认同，透过集体记忆是建构地方感的重要方式。科瑞斯威尔认为地方与记忆似乎无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地方的物质性，意味了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城市中历史文化景观充盈着城市的记忆，塑造着地方感。[3]
由此可见，文化记忆景观的形成具有地方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也应该强调地域文化的认同。这种地方感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群体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对自己原有的生活场地有着深刻的记忆、留恋和自豪，在设计实践中对于这一类型的集体记忆我们是要重点对待和研究的。
2 文化记忆景观植入社区环境的方式
为什么要将文化记忆景观植入到新的农村社区？在我国因为各个区域的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各不相同，经济较落后地区受资金制约，政府提供的文化资源较少，大部分农村社区文化硬件缺失严重，基本的设施建设难以到位，甚至没有公共办公场所。一些经济情况稍好的社区，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各类文化场所流于形式化、牌子化，一间房子挂了好几块不同功能的牌子，没有发挥文化场所应有的作用。农村社区文化硬件上的匮乏，导致广大农民无法获取文化资源，也无法通过社区文化去了解社会、学习知识、增长知识，也无法培养广大农民的主体性意识。[4]
国外关于文化记忆的再现方式比较多样，值得借鉴，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寻找集体记忆与归属”的策略。例如阿姆斯特丹的情感城市互动地图通过若干主题将特定的记忆场所与关联的故事整合起来，让市民分享集体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2]
在长期的设计实践中，笔者经常会面对各种不同社区情况，在实践过程中，笔者注重将地方文化特色与社区建设相结合，注重“一社一品”的打造，努力使社区不仅成为居民办事活动的场所，而且成为休闲娱乐、沟通交流的地方。以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炎武社区为例，这个成立于2005年12月的大型社区下辖三个居民小区，2500余户动迁农民，建有幼儿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農贸市场和6条商业街道，生活氛围浓郁，是典型的“城乡一体化样板社区”。社区所营造的“园林式、花园式”的景观环境，正是村民自发的文化记忆景观的植入。在新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植入是一种有机的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寻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合适的设计形态。千灯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般若寺、秦峰塔、石板街、顾炎武构成了千灯的记忆符号，这些记忆符号形成了记忆景观。这些记忆景观不可能照搬到新的社区建设，但是决策者的观点和态度直接左右社区的建设风格。炎武社区的命名就是对地方名人的最好怀念和推崇，这个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决定的；社区居民需要一个亭子来“歇歇脚”的建议被管理者采纳，是自下而上的亲民政策显现。之所以炎武社区的居民需要一个亭子，也是居民对千灯镇街头的“牡丹亭”的记忆产生的潜意识。
3 结语
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中，文化记忆景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场地记忆，也大大丰富了新社区的文化生活；即实现了管理层“一社一品”的工作思路，又满足了居民的心理慰藉，为实现“幸福社区”提供了物质保障。文化记忆景观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中对其的研究必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 李晓东.中国空间[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 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
[3] TimCresswell（美）.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4] 张波.农村社区文化的缺失与重建[J].群文天地，2011.
作者简介：莫军华，苏州科技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