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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鼎新待举,2.4万亿元金融国资从管理体制到整合前景,亦面临全新格局
《财经》记者 胡润峰 沈乎
自今年3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方案获国务院通过后,上海金融业的重组与改革逐渐被提上日程。
8月1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将正式实施。近期,《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获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通过——前者是中国首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后者则直接关系上海2.4万亿元金融国资的改革方向与发展前景。
7月初,在人民广场北侧的上海市政府一间装饰精致的会议室里,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
在屠光绍看来,从国务院文件到地方立法,再到市属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制订,环环相接,正是上海金融新棋局寻求的步调。
现年50岁的屠光绍,早年在北京市委、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5年进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历任交易部主任、秘书长等職,并于1997年至2000年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2007年12月,由证监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上海金融“有所不足”
“我对上海金融国资国企的评价,第一句话是‘发展很快,有所不足’。”屠光绍直言不讳。
如果不算中央级金融企业,在地方性金融国资中,上海的实力当列全国首位。截至2008年,上海金融国资总资产达2.4万亿余元,有20多家金融企业,牌照齐全;一些企业历史较久。
在屠光绍看来,虽然有部分企业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但总体来看,上海的金融企业在全国的竞争力相对有所下降。
近年来,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如招行、平安、深发展等,发展态势已领先于上海企业。与之相比,上海的不少老牌金融机构却呈现疲态,如曾与光大、中信齐名的爱建股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裹足不前,陷于泥沼;曾风光一时的券商,如申银万国,自2003年以来,亦一蹶不振。
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海金融国资的管理运营体制与市场化要求相比尚有欠缺。
上海国有金融机构体制改革较为滞后,治理结构远未完善。上海的强势政府传统鲜明,往往直接插手企业的人事任命甚至业务经营。公司高管任命往往是“小圈子”自我循环,金融机构职位作为对“到点”干部的抚慰屡见不鲜。对部分金融高管而言,在行政系统中生存的能力,比业务拓展和创新能力重要得多。
此外,上海金融国资还存在股权过于分散的问题。20多家市属金融企业,控股权分散在16家国有企业集团。金融国资股权需要统筹管理。
长期以来,上海市曾不遗余力地吸引工、农、中、建“四大行”等重量级金融机构到上海落户。据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浦发银行首任董事长的庄晓天回忆,现在的浦东发展银行大楼,是外滩历史悠久的一栋老建筑,自1955年以来用做上海市政府大楼。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放出消息,如果“四大行”迁沪,愿以此楼相让,但终未招来“凤凰”。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监管部门及“四大行”皆在京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犹如画饼。
但屠光绍并不认为上海缺乏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是一大“软肋”,亦无意通过行政捏合来造就“拼装航母”。“我们当然希望‘四大行’以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但要考虑现实,当前来看,与其寄望‘四大行’总部搬到上海,不如努力促成其市场业务部门设在上海。”屠光绍说。
目前,“四大行”的业务部门,如清算、研发、票据等部门,以及旗下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很多都设在上海。
屠光绍对于上海金融的第二个评价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意即上海的金融国资、国企亟待通过改革提高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总纲。屠光绍称,按照这一意见的总体要求,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上海加快了金融国资国企的改革。
首先是加快战略性重组。屠光绍表示,欢迎外资、外地企业和民企加入上海金融国资整合;同时,上海金融国资亦加强内部整合,如近期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主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既弥补了太保在企业年金业务上欠缺牌照的不足,也有助于解决长江养老保险两年经营保护期过后的发展问题。
其次,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是改革的重点。上海在金融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市管金融企业董事会试点等,都已迈开步伐。
再次,在金融国资股权的统筹管理上,上海亦有意结合金融服务办公室(下称金融办)的职能转换,推出新举措。
金融办扩权
为了配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国资管理协调机制的变化,上海金融办面临职能调整。
屠光绍透露,上海正酝酿将金融国资的统筹管理之责,由上海国资委委托给金融办。
上海金融办建立的初衷,是为金融机构服务,进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内地金融机构来沪“定居”。上海金融办与上海市金融工委合署办公,金融工委属党委系列,主管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干部的人事任免,并负责中央在沪金融机构的党群关系。金融办主任与金融工委书记互兼对方副职。
目前,金融国资的管理归属并不明晰。在中央层面,金融国资一般是财政部管资产,“一行三会”、中央组织部等亦各司其职;非金融国资是国资委管资产。
上海这两块国资都在上海国资委,不过,金融资产的管理暂由国资委授权上海金融办来管理。
一位上海金融机构的高管称,现在金融办是个服务办公室,公司报上去的关于产权方面的事情它不能最终同意,仍须转到国资委“敲图章”。金融国资有其特殊性,需要专业化管理,而如果金融办肩负起国资管理之责,有助于提高效率。
屠光绍称,过去上海的金融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和“党管干部”是“两张皮”。目前,上海的思路是通过金融办的专业化管理,结合市管金融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来改变过去人事、业务、资产管理脱节的现象。
不过,国资委与金融办之间委托管理,权、责、利是什么关系;金融办与出资人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探讨。国资委让渡的管理权,让渡到什么地步;出资人企业是否让渡投票权,仅保留分红权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
即便程序规范,扩权后的金融办相当于变身一家地方性的金融国资委,仍然是集行政监管与投资人身份于一体,难以摆脱双重身份带来的角色冲突。有学者认为,不如学习中央汇金公司,通过设立金融国资控股公司的方式,落实出资人责任,金融办可以通过委派董事的形式参与公司治理,实现对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管理。
屠光绍称,如果不能体现市场需要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要求,不能促进金融国资国企的加快发展,委托管理就失去了意义。目前的思路是,金融办通过完善健全董事会,在董事会层面体现国有股东的意图,而非插手企业经营运作事务。
在屠光绍的设想中,金融办下一步还有可能肩负部分监管职责。扩权之后的金融办,其“金融服务办公室”之名,也有可能更改。
金融监管分属“一行三会”之责,但目前已经出现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这部分公司的监管不由“一行三会”负责,将由金融办肩负。
“党管干部”有限突破
上海市金融企业的人事管理,一直沿袭“党管干部”的传统。根据企业规模或级别,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市管干部,如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太保等,高管都是市委直接任命;一种是正职由市委任命,副职由金融工委任命,比如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和海通证券等;还有一种是委管干部,高管都是金融工委任命。
屠光绍介绍说,这套做法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即副局级以上干部,需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市委组织部任命;正处级干部,则由上海市金融工委任命。
“党管干部”与“市场干部”两种体制之间向来存在矛盾。“市场干部”待遇高,“党管干部”则不必通过公开竞聘程序。“党管干部”常不满于薪酬水平受限,上海市则屡屡苦叹以目前的薪酬水平,难以吸引国内外金融领域的高端人才。
一位上海市政府智囊人士表示,此前无论是董事会还是经营层,政府都有委派,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几年前,上海市曾有设想和尝试,不满足于收入水平的“党管干部”,可以“把干部帽子脱下来,出去走一圈,回来根据竞争规则竞聘上岗”,获得市场化待遇,但最终无法推开。原因是,“遴选过程中能力并非惟一标准,其他的标准,如信任度、复杂的人脉和非经营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对原来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
2007年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经多次倡导“引入外来人才”,上海市金融工委亦积极响应,遂有2007年申银万国全球招聘副总经理之举。2008年,富国基金更将“一正三副”——总经理,分管市场、投研与营运的副总经理等最重要的职位拿出来竞聘。
作为上海市最重要的金融企业之一,浦发银行2008年11月续聘的三位副行长商洪波、刘信义、姜明生,拿到的便是董事会的“聘任书”,而非上海市委组织部下发的“任命书”。这意味着,他们从此脱离行政序列,不再享受上海市副局级干部待遇。
上述智囊人士称,市场招聘几个人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机制,从根源上说,政府官员进入企业的路必须断掉。这必将触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切身利益。
但这很可能会逐步成为现实。屠光绍称,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思路,以后上海国有金融机构的副职以下人事任免,将全面市场化。而且,他希望“正职任免市场化的进程加快”。
在薪酬上,上海的思路是分类管理,新任高管“市场化来,市场化去”,即任免机制和薪酬待遇都实现市场化;原来的“党管干部”则面临选择,既可放弃本来身份,参与同一职位的市场化竞聘,从而获得市场化待遇;亦可保留身份,但保持原体制待遇,也可调换岗位,另作安排。
金控思路调整
在金融国资股权相对分散的局面下,上海市曾以行政划拨的手段,集中了全市金融国资30%的股权,造就了上海国际集团。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中,上海国际集团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引人瞩目且无法回避的话题。
上海国际集团目前控股浦发银行、上海证券、上海国际信托公司等,并参股大批金融企业,牌照门类齐全,一直将自身定位成金融控股集团。然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相关提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海金融工委副书记吴建融表示,上海国际集团是地方国资投资金融的专业化投资公司,并非金融控股公司。
屠光绍表示,目前对上海国际集团,在提法上退了一步,不提金控,而是确立其战略投资型企业的定位,从过去的简单持股到战略投资;同时,在具体目标上进了一步,明确了其定位和职能:聚集金融资源;服务于上海经济发展;改善金融企业管理;自身练好内功。
不过,上海国际集团并未放弃金控目标。上海国际集团仍承担综合经营试点之责;亦可视其发展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变。在屠光绍看来,上海在打造金控集团上的思路调整,既是立足于现实——上海国际集团此前对旗下一些金融机构仅仅是简单持股,其自身的体制、人力资源、内部管理还远未达到金控的要求;也是考虑到监管环境——目前既无金融控股牌照,亦无相关法规。
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监管机构如何去及时把握在不同部类金融机构中流动的风险,仍然未有成例可循。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诉求,仍持谨慎态度。
此前,上海国际集团副总经理杨德红曾对《财经》记者表示,“金控集团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但需要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支撑。将来政策条件允许了,金控的路径还是存在的。”
杨德红认为,目前,分别受“三会”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进行混业发展比较受支持;上海国际集团虽然控股了众多金融机构,但自身并非持牌金融机构,因此,金控集团的目标现阶段并不受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对于上海国际集团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整合其旗下的券商,使其符合“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
上海国际集团直接和间接拥有三家券商的股权: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及上海证券。
2008年9月和2009年1月,汇金持有的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股权分别到期,汇金与上海国际集团商议股权互换的消息传出,随即传出国家开发银行介入的传闻。由于申银万国股权结构复杂,此事不仅涉及上海国际集团,也涉及上海市对券商行业的谋篇布局。杨德红称,申银万国与国泰君安的股权处置尚未有最后方案达成,但“2009年要有方案,2010年要解决”。
目前,汇金与上海方面初步意向是汇金保留申银万国,上海增持国泰君安。但因事涉汇金、财政部、证监会,仍须各部门协调及国务院特批。
金融开放路径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曾表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案的获批,宣示了中国政府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态度,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关起大门、封闭金融市场。
对此,屠光绍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对外开放上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行业开放,外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的进入。上海目前是外资法人银行聚集地,外资、合资保险公司亦较为集中。证券领域的开放慢一些,在沪合资投行相对较少,这和投行的行业特点有关,其可能不适合合资。
国务院相关意见还提及,“根据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总体程度,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
屠光绍称,在金融牌照、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如能出现政策突破,估计也不会一步到位,而是视具体的合资公司业务发展,逐步扩大开放范围。
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是在证券市场上对投资者的有限开放,目前主要通过QFII实现。
第三个层次,是境外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及境外公司来沪上市。目前,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先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屠光绍认为,境外公司来沪上市,会对完善市场结构、拓宽投资渠道以及公司治理、法治环境等起到推动作用;目前,除了需做一些技术调整,总体没有大的障碍。“乐观预计,今年年底前有进展,明年能够实现。”
“上海最终走向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屠光绍称,“我们非常重视人民币贸易结算,虽然是第一步,但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屠光绍认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出以后,必然会带来境外对人民币的清算和投融资的需求,因此,也会对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带来新的机遇,关键是要做好上海在岸(在人民币完全开放前要做好必要隔离)和香港离岸金融之间的平衡、协调。■
本刊記者李箐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记者 胡润峰 沈乎
自今年3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方案获国务院通过后,上海金融业的重组与改革逐渐被提上日程。
8月1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将正式实施。近期,《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获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通过——前者是中国首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后者则直接关系上海2.4万亿元金融国资的改革方向与发展前景。
7月初,在人民广场北侧的上海市政府一间装饰精致的会议室里,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
在屠光绍看来,从国务院文件到地方立法,再到市属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制订,环环相接,正是上海金融新棋局寻求的步调。
现年50岁的屠光绍,早年在北京市委、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5年进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历任交易部主任、秘书长等職,并于1997年至2000年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2007年12月,由证监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上海金融“有所不足”
“我对上海金融国资国企的评价,第一句话是‘发展很快,有所不足’。”屠光绍直言不讳。
如果不算中央级金融企业,在地方性金融国资中,上海的实力当列全国首位。截至2008年,上海金融国资总资产达2.4万亿余元,有20多家金融企业,牌照齐全;一些企业历史较久。
在屠光绍看来,虽然有部分企业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但总体来看,上海的金融企业在全国的竞争力相对有所下降。
近年来,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如招行、平安、深发展等,发展态势已领先于上海企业。与之相比,上海的不少老牌金融机构却呈现疲态,如曾与光大、中信齐名的爱建股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裹足不前,陷于泥沼;曾风光一时的券商,如申银万国,自2003年以来,亦一蹶不振。
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海金融国资的管理运营体制与市场化要求相比尚有欠缺。
上海国有金融机构体制改革较为滞后,治理结构远未完善。上海的强势政府传统鲜明,往往直接插手企业的人事任命甚至业务经营。公司高管任命往往是“小圈子”自我循环,金融机构职位作为对“到点”干部的抚慰屡见不鲜。对部分金融高管而言,在行政系统中生存的能力,比业务拓展和创新能力重要得多。
此外,上海金融国资还存在股权过于分散的问题。20多家市属金融企业,控股权分散在16家国有企业集团。金融国资股权需要统筹管理。
长期以来,上海市曾不遗余力地吸引工、农、中、建“四大行”等重量级金融机构到上海落户。据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浦发银行首任董事长的庄晓天回忆,现在的浦东发展银行大楼,是外滩历史悠久的一栋老建筑,自1955年以来用做上海市政府大楼。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放出消息,如果“四大行”迁沪,愿以此楼相让,但终未招来“凤凰”。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监管部门及“四大行”皆在京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犹如画饼。
但屠光绍并不认为上海缺乏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是一大“软肋”,亦无意通过行政捏合来造就“拼装航母”。“我们当然希望‘四大行’以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但要考虑现实,当前来看,与其寄望‘四大行’总部搬到上海,不如努力促成其市场业务部门设在上海。”屠光绍说。
目前,“四大行”的业务部门,如清算、研发、票据等部门,以及旗下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很多都设在上海。
屠光绍对于上海金融的第二个评价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意即上海的金融国资、国企亟待通过改革提高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总纲。屠光绍称,按照这一意见的总体要求,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上海加快了金融国资国企的改革。
首先是加快战略性重组。屠光绍表示,欢迎外资、外地企业和民企加入上海金融国资整合;同时,上海金融国资亦加强内部整合,如近期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主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既弥补了太保在企业年金业务上欠缺牌照的不足,也有助于解决长江养老保险两年经营保护期过后的发展问题。
其次,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是改革的重点。上海在金融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市管金融企业董事会试点等,都已迈开步伐。
再次,在金融国资股权的统筹管理上,上海亦有意结合金融服务办公室(下称金融办)的职能转换,推出新举措。
金融办扩权
为了配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国资管理协调机制的变化,上海金融办面临职能调整。
屠光绍透露,上海正酝酿将金融国资的统筹管理之责,由上海国资委委托给金融办。
上海金融办建立的初衷,是为金融机构服务,进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内地金融机构来沪“定居”。上海金融办与上海市金融工委合署办公,金融工委属党委系列,主管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干部的人事任免,并负责中央在沪金融机构的党群关系。金融办主任与金融工委书记互兼对方副职。
目前,金融国资的管理归属并不明晰。在中央层面,金融国资一般是财政部管资产,“一行三会”、中央组织部等亦各司其职;非金融国资是国资委管资产。
上海这两块国资都在上海国资委,不过,金融资产的管理暂由国资委授权上海金融办来管理。
一位上海金融机构的高管称,现在金融办是个服务办公室,公司报上去的关于产权方面的事情它不能最终同意,仍须转到国资委“敲图章”。金融国资有其特殊性,需要专业化管理,而如果金融办肩负起国资管理之责,有助于提高效率。
屠光绍称,过去上海的金融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和“党管干部”是“两张皮”。目前,上海的思路是通过金融办的专业化管理,结合市管金融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来改变过去人事、业务、资产管理脱节的现象。
不过,国资委与金融办之间委托管理,权、责、利是什么关系;金融办与出资人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探讨。国资委让渡的管理权,让渡到什么地步;出资人企业是否让渡投票权,仅保留分红权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
即便程序规范,扩权后的金融办相当于变身一家地方性的金融国资委,仍然是集行政监管与投资人身份于一体,难以摆脱双重身份带来的角色冲突。有学者认为,不如学习中央汇金公司,通过设立金融国资控股公司的方式,落实出资人责任,金融办可以通过委派董事的形式参与公司治理,实现对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管理。
屠光绍称,如果不能体现市场需要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要求,不能促进金融国资国企的加快发展,委托管理就失去了意义。目前的思路是,金融办通过完善健全董事会,在董事会层面体现国有股东的意图,而非插手企业经营运作事务。
在屠光绍的设想中,金融办下一步还有可能肩负部分监管职责。扩权之后的金融办,其“金融服务办公室”之名,也有可能更改。
金融监管分属“一行三会”之责,但目前已经出现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这部分公司的监管不由“一行三会”负责,将由金融办肩负。
“党管干部”有限突破
上海市金融企业的人事管理,一直沿袭“党管干部”的传统。根据企业规模或级别,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市管干部,如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太保等,高管都是市委直接任命;一种是正职由市委任命,副职由金融工委任命,比如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和海通证券等;还有一种是委管干部,高管都是金融工委任命。
屠光绍介绍说,这套做法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即副局级以上干部,需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市委组织部任命;正处级干部,则由上海市金融工委任命。
“党管干部”与“市场干部”两种体制之间向来存在矛盾。“市场干部”待遇高,“党管干部”则不必通过公开竞聘程序。“党管干部”常不满于薪酬水平受限,上海市则屡屡苦叹以目前的薪酬水平,难以吸引国内外金融领域的高端人才。
一位上海市政府智囊人士表示,此前无论是董事会还是经营层,政府都有委派,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几年前,上海市曾有设想和尝试,不满足于收入水平的“党管干部”,可以“把干部帽子脱下来,出去走一圈,回来根据竞争规则竞聘上岗”,获得市场化待遇,但最终无法推开。原因是,“遴选过程中能力并非惟一标准,其他的标准,如信任度、复杂的人脉和非经营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对原来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
2007年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经多次倡导“引入外来人才”,上海市金融工委亦积极响应,遂有2007年申银万国全球招聘副总经理之举。2008年,富国基金更将“一正三副”——总经理,分管市场、投研与营运的副总经理等最重要的职位拿出来竞聘。
作为上海市最重要的金融企业之一,浦发银行2008年11月续聘的三位副行长商洪波、刘信义、姜明生,拿到的便是董事会的“聘任书”,而非上海市委组织部下发的“任命书”。这意味着,他们从此脱离行政序列,不再享受上海市副局级干部待遇。
上述智囊人士称,市场招聘几个人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机制,从根源上说,政府官员进入企业的路必须断掉。这必将触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切身利益。
但这很可能会逐步成为现实。屠光绍称,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思路,以后上海国有金融机构的副职以下人事任免,将全面市场化。而且,他希望“正职任免市场化的进程加快”。
在薪酬上,上海的思路是分类管理,新任高管“市场化来,市场化去”,即任免机制和薪酬待遇都实现市场化;原来的“党管干部”则面临选择,既可放弃本来身份,参与同一职位的市场化竞聘,从而获得市场化待遇;亦可保留身份,但保持原体制待遇,也可调换岗位,另作安排。
金控思路调整
在金融国资股权相对分散的局面下,上海市曾以行政划拨的手段,集中了全市金融国资30%的股权,造就了上海国际集团。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中,上海国际集团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引人瞩目且无法回避的话题。
上海国际集团目前控股浦发银行、上海证券、上海国际信托公司等,并参股大批金融企业,牌照门类齐全,一直将自身定位成金融控股集团。然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相关提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海金融工委副书记吴建融表示,上海国际集团是地方国资投资金融的专业化投资公司,并非金融控股公司。
屠光绍表示,目前对上海国际集团,在提法上退了一步,不提金控,而是确立其战略投资型企业的定位,从过去的简单持股到战略投资;同时,在具体目标上进了一步,明确了其定位和职能:聚集金融资源;服务于上海经济发展;改善金融企业管理;自身练好内功。
不过,上海国际集团并未放弃金控目标。上海国际集团仍承担综合经营试点之责;亦可视其发展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变。在屠光绍看来,上海在打造金控集团上的思路调整,既是立足于现实——上海国际集团此前对旗下一些金融机构仅仅是简单持股,其自身的体制、人力资源、内部管理还远未达到金控的要求;也是考虑到监管环境——目前既无金融控股牌照,亦无相关法规。
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监管机构如何去及时把握在不同部类金融机构中流动的风险,仍然未有成例可循。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诉求,仍持谨慎态度。
此前,上海国际集团副总经理杨德红曾对《财经》记者表示,“金控集团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但需要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支撑。将来政策条件允许了,金控的路径还是存在的。”
杨德红认为,目前,分别受“三会”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进行混业发展比较受支持;上海国际集团虽然控股了众多金融机构,但自身并非持牌金融机构,因此,金控集团的目标现阶段并不受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对于上海国际集团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整合其旗下的券商,使其符合“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
上海国际集团直接和间接拥有三家券商的股权: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及上海证券。
2008年9月和2009年1月,汇金持有的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股权分别到期,汇金与上海国际集团商议股权互换的消息传出,随即传出国家开发银行介入的传闻。由于申银万国股权结构复杂,此事不仅涉及上海国际集团,也涉及上海市对券商行业的谋篇布局。杨德红称,申银万国与国泰君安的股权处置尚未有最后方案达成,但“2009年要有方案,2010年要解决”。
目前,汇金与上海方面初步意向是汇金保留申银万国,上海增持国泰君安。但因事涉汇金、财政部、证监会,仍须各部门协调及国务院特批。
金融开放路径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曾表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案的获批,宣示了中国政府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态度,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关起大门、封闭金融市场。
对此,屠光绍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对外开放上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行业开放,外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的进入。上海目前是外资法人银行聚集地,外资、合资保险公司亦较为集中。证券领域的开放慢一些,在沪合资投行相对较少,这和投行的行业特点有关,其可能不适合合资。
国务院相关意见还提及,“根据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总体程度,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
屠光绍称,在金融牌照、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如能出现政策突破,估计也不会一步到位,而是视具体的合资公司业务发展,逐步扩大开放范围。
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是在证券市场上对投资者的有限开放,目前主要通过QFII实现。
第三个层次,是境外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及境外公司来沪上市。目前,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先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屠光绍认为,境外公司来沪上市,会对完善市场结构、拓宽投资渠道以及公司治理、法治环境等起到推动作用;目前,除了需做一些技术调整,总体没有大的障碍。“乐观预计,今年年底前有进展,明年能够实现。”
“上海最终走向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屠光绍称,“我们非常重视人民币贸易结算,虽然是第一步,但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屠光绍认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出以后,必然会带来境外对人民币的清算和投融资的需求,因此,也会对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带来新的机遇,关键是要做好上海在岸(在人民币完全开放前要做好必要隔离)和香港离岸金融之间的平衡、协调。■
本刊記者李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