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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一个诗意温情的名字。
1989年前，这里却与诗意无关：残破斑驳的院墙、混乱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口火柴盒一样的老式居民楼，毫无美感可言。这里的生活远没有文人雅士笔下缅怀的那样诗情画意。
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先生受邀对菊儿胡同进行改造。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经过长时间的摸索，遵循着“有机更新”的原理，成功地将菊儿胡同改造成了新式四合院。
没有了随处可见的肮脏和拥堵，取而代之的是黑瓦白墙的民居，高低错落的楼群，温馨安静的环境，传统的邻里温情与现代的快捷方便。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
菊儿胡同的改造无疑是成功的，然而，面对一个又一个古老民居上鲜红的“拆”字，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存，中国的城市又将何去何从?
千年村落面临百日拆迁
清水砖，空斗墙，黑色的砖瓦已经有些破败，老宅的墙根长上了草。走在江苏镇江以东的丁岗镇葛村，恍惚间，仿如梦回大清。
沿着小巷蜿蜒而入，就能看见低矮的楼房错综而落。走几步，与晚清的老宅不期而遇。原汁原味的“大宅门”，门板正中还有蝙蝠和“寿”字；再走几步，“麒麟送子”的砖雕又映入眼帘，线条勾勒简洁，刚劲有力。据统计，葛村现存宋代至民国期间文物古迹和传统建筑60余处，11330平方米。它保留着镇江地区历史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住宅群，还有堪称镇江地区最古老的祠堂——懈氏宗祠。
就是这样一座“镇江最美的古村落”，如今却难逃拆迁的悲惨命运。
2011年11月，当地政府公示了“葛村提前拆迁项目房屋拆除工程”的信息，提出要在100天内完成对这片区域的拆迁工程。拆迁工作共分6个标段，工程总规模达11.97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81万元，拆迁规模是548户，而葛村总共有570多户人家，也就是说，葛村基本要被拆空。
固守了几百年的老宅子，多少风风雨雨都无惧地经历过，面对轰鸣的推土机，却只能低头轻叹一声，化为尘土。
“上头说了，解氏宗祠可能不会拆，可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其他的老宅被拆。这房子都是祖祖辈辈的根，怎么能说拆就拆?!”村民们无奈地抱怨着。村中的古建筑和数百年来的风俗文化的命运，牵动着所有村民的心。村落被拆，文化蒙尘，最后只剩孤零零的宗祠尴尬地立于废墟之中，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生态建设区 京西古村的新命运?
站在北京石景山区的小青山向西俯瞰，整个五里坨古村落上方弥漫着灰黑色的尘烟。这里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重建，不久后，这里将成为北京市最大的生态居住区。
五里坨，这个曾经京西古道上的古村落，已经在拆迁中灰飞烟灭。
王家大院，五里坨现存规模最大的四合院群，从第一任主人王肇睿开始，王家人在此已繁衍超过七代。
“以前的时候，逢年过节别提有多热闹了，”王家第六代后人王贺兰老人回忆说，“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忙活，张灯结彩，就连准备饭莱，都是一盆一盆的。”想到过去一家人在一起的热闹，老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现在，过年可没有这么热闹了，这房子都要被拆了，大家也很难聚起来了。”老人不无遗憾地说，“一辈辈传下的老院子，谁能舍得就这么没了呀。”
太阳西斜，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院子中，眼中满是不舍。
村中的一座座老宅，是历史生态的根基。历史与时间赋予了它们特殊的生命，它们承载着文化形态，见证着历史兴衰。一户户村民居住其中，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与历史传统的交融，是人文生态的生动体现。古村落的拆除，让村民们失去了世代承袭的生命和人文家园。人居分离，生态建设区何以谈生态?
将旧城打造成新的生活功能区，出发点并没有错。然而，实施过程中一片又一片的老屋变成废墟着实让人心寒。传承了百年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沿袭了几代的传统文化可以抛诸脑后，虚幻的经济前景让人们迫不及待地将一座座古宅夷为平地，炫耀般地盖起生态建设区，自以为跟上了时代的脚步，殊不知，正是他们，愚蠢地切断了人文传承的链条，让现代的我们两手空空地面对未来。
五里坨，一切被推倒了重建，不知道建成后的生态居住区对于自己的“五里坨”这个名字，会不会感到陌生而茫然?
保护性拆建新生抑或湮灭?
广州有句俗语“未有河南，先有沥沼。”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沥滘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早在清代，便是“五百年祖德，十三代书香”的名村。村内现存明清宗祠13座，此外还有大量古民居。
在沥滘村靠近珠江的码头边上有着一棵参天古树，枝叶茂密。大树的旁边有一块立于民国十九年的广州市界碑。偶尔出现一两个村民牵着小狗散步，或坐在树阴下聊天。“这棵大叶榕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沥滘村现在最古老的树。再往里面走，就是卫氏大公祠了。不知道这些还能保存多久。”作为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卫浩然黯然地叹了口气。
一纸拆迁令，让这个在珠江边繁衍生息了数百年的古村落，面临着被淹没在城中村的灰霾中去的命运。
日前，海珠区沥滘经济联社与珠光集团达成城中村改造协议，拟由珠光集团投资28.3亿美元对沥滘村进行整体改造。根据目前公示的规划，沥滘村改造后将形成40栋左右的高层回迁房。在即将到来的整体改造中，没有列入文化保护单位的古民居面临拆除，而部分明清宗祠或将被“保护性迁建”，即原砖原瓦拆除并易地重建。
“保护性迁建”，究竟是在保护中获得新生，还是在迁建中失去古韵?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副主任田银生表示，与北京大气瑰丽的皇家建筑不同，广州的古民居、古祠堂若以单体而论并不出彩，但它们是以群体存在的。越是不起眼的民居、祠堂，越是应该整体保护。像沥滘村这样现存的明清古建筑群、保存了古村规划样式的，在广州已经是凤毛麟角。不仅要保护祠堂，没有列入文化保护单位的古民居、河涌、古桥，都应受到保护。建筑是依托其环境存在的，取消了古建筑的原始环境，建筑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将这些祠堂通通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就失去了之前的一个整体环境。 “保护性拆建”，说到底还是以拆建为主，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原则。站在历史的积淀上而存在的我们，面对厚重的历史，还是慎重些好。
有机更新传统与当代和谐共存
“大胡同三千九，小胡同赛牛毛。”这曾经是老北京城的真实写照。
一条条胡同，从历史中伸展而来，连接着市井烟火，历经几百年的延续、发展，成了嵌在北京城的一道道肌理，脉络清晰而分明。菊儿胡同便是这万千中的一个。
从胡同口向里望去，同这座城市中老旧的胡同样，夕阳的余晖柔和了街角硬朗的轮廓，几位老人靠着墙根，下棋、闲聊。不远处，放学的孩子们玩得正欢，你追我赶好不热闹。爬山虎攀着向阳的墙面，充满生机的叶子绚烂着春光。
真正让菊儿胡同闻名的是掩映在高高低低楼群中的新型四合院——菊儿小区。上世纪90年代初，它曾以旧城改造试点的身份引起过全北京，乃至全世界的注目。
谁曾想到，如此温馨的菊儿胡同，却曾经一度让居民不堪忍受。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是一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传统的四合院，行进到了现代，难堪地跟不上了时代的脚步。
面对不堪重负的菊儿胡同，吴良铺教授提出了“有机更新”的主张，即“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菊儿胡同改造时得到成功实践，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两条通道南北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既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也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所包含的邻里之情。
菊儿胡同的成功改造，让城市的建设者们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混乱中找到了一丝曙光。
旧城改造现代城市何去何从?
一座城市，有着它的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
发展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洪流夹裹着剥蚀而下的老旧传统，冲击着新生事物。旧城作为一个城市的过去式，很明显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活习惯而建造的，必然落后于现代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旧城中的传统民居，更是和飞速发展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改造旧城便成了城市新发展的首要任务。
旧城改造涉及到两类建筑一类是皇宫、宗庙建筑等官方或公众性的建筑；一类是以居住为主的建筑，包括名人故居和民居。大多数城市在旧城改造中对前一类是采取保护或有选择性的保护，而对于后者却是云泥之别了。一些名人故居还在保护的范围之内，但是对待民居却统统是一个醒目鲜红的大字——“拆”。纵观现代中国的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总是硬生生地夹杂着几间极不协调的旧式建筑，就像身上贴着几块磨旧的创可贴，不揭下去，有碍观瞻；硬生生地扯掉，却又揪心的疼。旧城改造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原封不动的保护?还是有选择性的保护?抑或是改朝换代一般的全盘否定?
吴良镛教授参与起草的《北京宪章》中提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城市的灵魂就在街道、民居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里，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民居，交织成了城市的肌理，旧城的成功改造，关键就在于保护好城市的肌理。
吴良镛教授认为一个城市总是需要新陈代谢的，但是，这种代谢应当像新老细胞更新一样，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古城的整体风格与肌理。不同的文化名城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城市风格与肌理也各不相同，譬如苏州的城市肌理就和北京不一样，但是，都可以运用“有机更新”的思路，来保护好古城的肌理和灵魂。
菊儿胡同的改造，就是对传统四合院的一种“有机更新”。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既适应于老北京城的原有肌理，又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模式。不仅保留了京味十足的老北京四合院，又让家家户户住得舒适安心。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曾获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
然而，可悲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却充斥着推土机日夜不眠的轰鸣和传统民居废墟的喑哑。一个民族的传统被连根拔起，血肉淋漓，取而代之的是隔断温情，千篇一律的舶来品。一座座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建筑，硬生生地把传统划分得支离破碎。没有了继承和传统的城市要怎样发展?背弃了历史和过去的城市如何肩负未来?或许，中国城市的建设者应该停下手中匆忙规划的图纸，沏一杯清茶，借着昏黄的灯光，安静地思考一下现代城市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1989年前，这里却与诗意无关：残破斑驳的院墙、混乱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口火柴盒一样的老式居民楼，毫无美感可言。这里的生活远没有文人雅士笔下缅怀的那样诗情画意。
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先生受邀对菊儿胡同进行改造。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经过长时间的摸索，遵循着“有机更新”的原理，成功地将菊儿胡同改造成了新式四合院。
没有了随处可见的肮脏和拥堵，取而代之的是黑瓦白墙的民居，高低错落的楼群，温馨安静的环境，传统的邻里温情与现代的快捷方便。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
菊儿胡同的改造无疑是成功的，然而，面对一个又一个古老民居上鲜红的“拆”字，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存，中国的城市又将何去何从?
千年村落面临百日拆迁
清水砖，空斗墙，黑色的砖瓦已经有些破败，老宅的墙根长上了草。走在江苏镇江以东的丁岗镇葛村，恍惚间，仿如梦回大清。
沿着小巷蜿蜒而入，就能看见低矮的楼房错综而落。走几步，与晚清的老宅不期而遇。原汁原味的“大宅门”，门板正中还有蝙蝠和“寿”字；再走几步，“麒麟送子”的砖雕又映入眼帘，线条勾勒简洁，刚劲有力。据统计，葛村现存宋代至民国期间文物古迹和传统建筑60余处，11330平方米。它保留着镇江地区历史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住宅群，还有堪称镇江地区最古老的祠堂——懈氏宗祠。
就是这样一座“镇江最美的古村落”，如今却难逃拆迁的悲惨命运。
2011年11月，当地政府公示了“葛村提前拆迁项目房屋拆除工程”的信息，提出要在100天内完成对这片区域的拆迁工程。拆迁工作共分6个标段，工程总规模达11.97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81万元，拆迁规模是548户，而葛村总共有570多户人家，也就是说，葛村基本要被拆空。
固守了几百年的老宅子，多少风风雨雨都无惧地经历过，面对轰鸣的推土机，却只能低头轻叹一声，化为尘土。
“上头说了，解氏宗祠可能不会拆，可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其他的老宅被拆。这房子都是祖祖辈辈的根，怎么能说拆就拆?!”村民们无奈地抱怨着。村中的古建筑和数百年来的风俗文化的命运，牵动着所有村民的心。村落被拆，文化蒙尘，最后只剩孤零零的宗祠尴尬地立于废墟之中，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生态建设区 京西古村的新命运?
站在北京石景山区的小青山向西俯瞰，整个五里坨古村落上方弥漫着灰黑色的尘烟。这里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重建，不久后，这里将成为北京市最大的生态居住区。
五里坨，这个曾经京西古道上的古村落，已经在拆迁中灰飞烟灭。
王家大院，五里坨现存规模最大的四合院群，从第一任主人王肇睿开始，王家人在此已繁衍超过七代。
“以前的时候，逢年过节别提有多热闹了，”王家第六代后人王贺兰老人回忆说，“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忙活，张灯结彩，就连准备饭莱，都是一盆一盆的。”想到过去一家人在一起的热闹，老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现在，过年可没有这么热闹了，这房子都要被拆了，大家也很难聚起来了。”老人不无遗憾地说，“一辈辈传下的老院子，谁能舍得就这么没了呀。”
太阳西斜，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院子中，眼中满是不舍。
村中的一座座老宅，是历史生态的根基。历史与时间赋予了它们特殊的生命，它们承载着文化形态，见证着历史兴衰。一户户村民居住其中，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与历史传统的交融，是人文生态的生动体现。古村落的拆除，让村民们失去了世代承袭的生命和人文家园。人居分离，生态建设区何以谈生态?
将旧城打造成新的生活功能区，出发点并没有错。然而，实施过程中一片又一片的老屋变成废墟着实让人心寒。传承了百年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沿袭了几代的传统文化可以抛诸脑后，虚幻的经济前景让人们迫不及待地将一座座古宅夷为平地，炫耀般地盖起生态建设区，自以为跟上了时代的脚步，殊不知，正是他们，愚蠢地切断了人文传承的链条，让现代的我们两手空空地面对未来。
五里坨，一切被推倒了重建，不知道建成后的生态居住区对于自己的“五里坨”这个名字，会不会感到陌生而茫然?
保护性拆建新生抑或湮灭?
广州有句俗语“未有河南，先有沥沼。”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沥滘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早在清代，便是“五百年祖德，十三代书香”的名村。村内现存明清宗祠13座，此外还有大量古民居。
在沥滘村靠近珠江的码头边上有着一棵参天古树，枝叶茂密。大树的旁边有一块立于民国十九年的广州市界碑。偶尔出现一两个村民牵着小狗散步，或坐在树阴下聊天。“这棵大叶榕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沥滘村现在最古老的树。再往里面走，就是卫氏大公祠了。不知道这些还能保存多久。”作为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卫浩然黯然地叹了口气。
一纸拆迁令，让这个在珠江边繁衍生息了数百年的古村落，面临着被淹没在城中村的灰霾中去的命运。
日前，海珠区沥滘经济联社与珠光集团达成城中村改造协议，拟由珠光集团投资28.3亿美元对沥滘村进行整体改造。根据目前公示的规划，沥滘村改造后将形成40栋左右的高层回迁房。在即将到来的整体改造中，没有列入文化保护单位的古民居面临拆除，而部分明清宗祠或将被“保护性迁建”，即原砖原瓦拆除并易地重建。
“保护性迁建”，究竟是在保护中获得新生，还是在迁建中失去古韵?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副主任田银生表示，与北京大气瑰丽的皇家建筑不同，广州的古民居、古祠堂若以单体而论并不出彩，但它们是以群体存在的。越是不起眼的民居、祠堂，越是应该整体保护。像沥滘村这样现存的明清古建筑群、保存了古村规划样式的，在广州已经是凤毛麟角。不仅要保护祠堂，没有列入文化保护单位的古民居、河涌、古桥，都应受到保护。建筑是依托其环境存在的，取消了古建筑的原始环境，建筑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将这些祠堂通通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就失去了之前的一个整体环境。 “保护性拆建”，说到底还是以拆建为主，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原则。站在历史的积淀上而存在的我们，面对厚重的历史，还是慎重些好。
有机更新传统与当代和谐共存
“大胡同三千九，小胡同赛牛毛。”这曾经是老北京城的真实写照。
一条条胡同，从历史中伸展而来，连接着市井烟火，历经几百年的延续、发展，成了嵌在北京城的一道道肌理，脉络清晰而分明。菊儿胡同便是这万千中的一个。
从胡同口向里望去，同这座城市中老旧的胡同样，夕阳的余晖柔和了街角硬朗的轮廓，几位老人靠着墙根，下棋、闲聊。不远处，放学的孩子们玩得正欢，你追我赶好不热闹。爬山虎攀着向阳的墙面，充满生机的叶子绚烂着春光。
真正让菊儿胡同闻名的是掩映在高高低低楼群中的新型四合院——菊儿小区。上世纪90年代初，它曾以旧城改造试点的身份引起过全北京，乃至全世界的注目。
谁曾想到，如此温馨的菊儿胡同，却曾经一度让居民不堪忍受。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是一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传统的四合院，行进到了现代，难堪地跟不上了时代的脚步。
面对不堪重负的菊儿胡同，吴良铺教授提出了“有机更新”的主张，即“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菊儿胡同改造时得到成功实践，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两条通道南北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既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也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所包含的邻里之情。
菊儿胡同的成功改造，让城市的建设者们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混乱中找到了一丝曙光。
旧城改造现代城市何去何从?
一座城市，有着它的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
发展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洪流夹裹着剥蚀而下的老旧传统，冲击着新生事物。旧城作为一个城市的过去式，很明显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活习惯而建造的，必然落后于现代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旧城中的传统民居，更是和飞速发展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改造旧城便成了城市新发展的首要任务。
旧城改造涉及到两类建筑一类是皇宫、宗庙建筑等官方或公众性的建筑；一类是以居住为主的建筑，包括名人故居和民居。大多数城市在旧城改造中对前一类是采取保护或有选择性的保护，而对于后者却是云泥之别了。一些名人故居还在保护的范围之内，但是对待民居却统统是一个醒目鲜红的大字——“拆”。纵观现代中国的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总是硬生生地夹杂着几间极不协调的旧式建筑，就像身上贴着几块磨旧的创可贴，不揭下去，有碍观瞻；硬生生地扯掉，却又揪心的疼。旧城改造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原封不动的保护?还是有选择性的保护?抑或是改朝换代一般的全盘否定?
吴良镛教授参与起草的《北京宪章》中提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城市的灵魂就在街道、民居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里，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民居，交织成了城市的肌理，旧城的成功改造，关键就在于保护好城市的肌理。
吴良镛教授认为一个城市总是需要新陈代谢的，但是，这种代谢应当像新老细胞更新一样，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古城的整体风格与肌理。不同的文化名城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城市风格与肌理也各不相同，譬如苏州的城市肌理就和北京不一样，但是，都可以运用“有机更新”的思路，来保护好古城的肌理和灵魂。
菊儿胡同的改造，就是对传统四合院的一种“有机更新”。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既适应于老北京城的原有肌理，又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模式。不仅保留了京味十足的老北京四合院，又让家家户户住得舒适安心。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曾获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
然而，可悲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却充斥着推土机日夜不眠的轰鸣和传统民居废墟的喑哑。一个民族的传统被连根拔起，血肉淋漓，取而代之的是隔断温情，千篇一律的舶来品。一座座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建筑，硬生生地把传统划分得支离破碎。没有了继承和传统的城市要怎样发展?背弃了历史和过去的城市如何肩负未来?或许，中国城市的建设者应该停下手中匆忙规划的图纸，沏一杯清茶，借着昏黄的灯光，安静地思考一下现代城市到底应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