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楼道是空荡荡的楼道，几乎听不到动静。可能是转角马路上打桩机的高分贝的轰鸣盖过了一切声音。楼房有些年岁。房东领我上四楼一个小房间，两张床，配有一个勉强能站人的卫生间，阳光艰难地斜映在房间的角落里，透过窗，阳光被赋予了正方形的形状。我和合租的同学仔细打量房间：室内装潢老化，有些墙根开始掉灰，采光也不好，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砍价的理由。房东却不按常理出牌，她开门见山，这房子有点老，前面这条路在修地铁，白天吵得很，你们还租吗？
　　房东的确够直爽坦白。按理说，卖家率先揭自家短是非常愚蠢的策略，她显然没有这个顾虑，租金足够便宜，不愁找不着下家。我开始犹豫，尤其考虑到微薄的实习津贴，使我没有挑剔的资本。她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不等我回答，就替我做了主：
　　“小伙子，挑到我们这里，有眼光，我这地方抢手得很呢。租房合同压一付三，水电费每个月另交，清楚了吧？”
　　一番交待后，房东哼着凤凰传奇的歌袅袅婷婷地出了门。我随后打开洗浴开关，莲蓬头失灵，底下的PVC水管迅速爆裂，水花四溅。房东走后，它像失去魔力支撑似地现出原形。
　　整幢楼房每一层都有几十个对外出租的单间，一座直上直下的电梯，一盏微弱的白炽灯二十四小时常亮。关上门后，唯一能听到的动静，是相邻的楼梯间的脚步声，沉重而急促。随着钥匙深入锁孔转动的“吱呀”声，铁栓“哐”的一声紧闭。早上七点，我按电梯下楼，工装和休闲打扮的人混杂着挤满楼梯，大家手按在包上，护好钱包，垂眉低目，眼观鼻鼻观心。可能对每个人来说，眼前晃荡的男女，都像是日常工作中流水线上快速传输的未检产品，于是干脆都不浪费抬头检测的气力。
　　马路有一半被层层封锁，路面的钢筋混凝土被机器打碎，拆解，运走，黄泥地终于裸露出来重见天日。运满废料残骸的重型卡车从里面一辆接一辆开出，车屁股后面黄沙漫天，行人捂着口鼻加快步伐，唯恐避之不及。整条路只有两个车道供车辆通行，没有斑马线，公交车站牌歪歪斜斜地插在泥地里。公车急停急走，每停一次，司机就站起身来向后方乘客发话：“往后走往后走。”他仿佛没有看到，车厢的每个乘客都像严丝合缝的零件紧密贴合在一起，后厢的车门张开或闭合都引起一阵慌乱的惊声尖叫。
　　我很难想象这就是与CBD等名词挂钩的深圳，这与宣传图册上霓虹闪耀的“京基100”可不一样。我提出了疑问，社区的同事告诉我，深圳有关内和关外之分，你住的恰好是关外。
　　所谓的关外，指的是经济落后的城中村。在城中村，楼上是简陋的租房，楼下最多的是网吧，美宜佳超市和隆江猪脚饭的牌面，空中老旧的电线网纠缠不清。从楼上朝下看，不知名的国产服装店音响放得震天响，一队队身穿制服的巡警跟着节奏动感地小跑着巡逻。附近有人流量极大的纺织厂和化工厂，临时工、散工很多，他们通常手脚不干净，在厂里犯了事儿，东窗事发前可能还会进行犯罪活动。贾樟柯电影里的小辉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应景的是，街口每天停着辆红色破三轮摩托，小喇叭循环放送着“富士康招工，每天来回接送”的讯息。事实上，也有很多外来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恋爱，长住下来，过年回一趟贫瘠的家乡，只带回去好消息和钱，在同乡面前对深圳天花乱坠般吹捧。临近黄昏，廉价的快餐店总是有成堆的满脸汗渍不修边幅的工人，他们互相打趣起哄，捧着普通的便当，吃得一脸幸福。
　　深圳的烈阳毒辣，暴晒的折磨堪比酷刑，任何想与之对抗者都得心服口服。我常常在黄昏留在社区大楼值班，看下班后的企业职工到服务中心打乒乓球、排练舞蹈。通常很晚回去，并不是喜欢加班，在这待着只是为了多吹吹空调。事实上，实习内容就是坐坐班跑跑腿的琐碎事情。租的小房间闷，没有风，就像在蒸桑拿，电风扇有气无力地卷动扇叶，旋转出来的只有更炎热的风。我和对面房间偶尔会打开门透气，里面罕见地露出真容——简陋的四壁没有任何装饰，只铺得下一张床，摊开的行李箱塞满了日常物件，衣服和垃圾凌乱地散布地上。房门半遮半掩，穿着白背心的男人在打电话。他没有说方言，普通话有些蹩脚。我猜测，他是在和某个他地的工友聊天。叙完往日的旧后，由于找不到延续的话题，他尝试有力地进行收尾：
　　“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在深圳做事。对，深圳，以后可以来找我。”
　　男人的笑声有些干瘪。如果说笑是一个完整动作的话，他只恰当地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收拢得有些仓促，好像找不到多余的气力听从他的使唤。这让笑显得欠缺说服力。
　　2
　　我住过顶楼，小城当时没有商品电梯房，七层楼梯爬上爬下，爬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体力消耗等同一次登山。但我爸妈心仪它便宜的价格，先安顿好，其他的暂且忽略不计。对于这个在小城的第一个家，除了高度，我还不喜它奇怪的房间结构设计，厕所和厨房被单独分隔在楼道一边，像两个孤零零漂泊在外的孩子，不仅难看，起居也多有不便。后来我发掘出高楼的优势，楼下是城市的主干道，視野开阔，俯瞰一片城区绰绰有余。踩在小凳子上，踮着脚，我和农村来的表弟脑袋搁在阳台的窗前看楼下蚂蚁大小的行人，汽车马达轰隆作响，很是威风。尤其在晚上，在素白的路灯底下，闪烁着橘红色的车灯，混合着更高处的滚动着霓虹灯的招牌。望向这些交织的灯光， 我常常陷入迷离的状态。
　　我们起居不算讲究，到饭点，老妈经常惺忪着穿件睡衣，顶着一头邋遢的头发就下楼买菜。隔壁邻居也拿纸片点燃煤炉生火，他们家做的辣椒炒肉总是香飘十里，我闻了后嘴馋。妈妈做的可没有这般风味，就觍着脸朝邻居家喊：“伯伯，你们吃的什么？好香啊！”从小爸妈教导我，小孩见人嘴要甜，这样容易讨人喜欢。这话没错，伸手不打笑脸人，我的嘴甜成功为我换来了一口香。
　　楼道里并不都是和和气气。四楼的人家常做一些不规矩的事，将电线私搭在我家的电表上面，俗称“偷电”。四楼家的男人是经营肉铺的壮汉，长得五大三粗。我妈虽忌惮这点，但她精巧，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她寻一个大清早，蹬蹬蹬地跑下楼，在楼道里指桑骂槐：
　　“嘿，现在有些人啊，自己有手有脚，还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自家电线非得搭在别人家电表上，缺德不缺德啊？” 　　楼道寂静无声。自此之后，偷电贼就收敛了很多。
　　长期没有监管，楼道里私搭乱建了很多遮天蔽日的棚帐，阳光被他们私自驯养为家兽。他们在棚下接电线，摆放麻将桌，交友会客。三楼寡居的老阿姨门前有个小餐桌，上面有三两碟凉菜，似乎是常吃斋念佛。
　　棚帐立起来之后，楼道里变得暗无天日，每天上下楼要像练声一般“嘿”“哈”嘹亮地喊几嗓，声控感应灯才给面子为你亮上一阵。这里同样成了老鼠们的安乐窝，常有从脚边“滋溜”窜过的肥硕的老鼠，这并不会让我惊慌，它们食物充足，不用担心饿红了眼啃咬我的大脚趾。后来看到香港九龙城寨的新闻，总让我想起这里，虽然不至于那般庞大和迷幻，但一样幽暗曲折。楼道每层的小角落都藏着个小洞，我管它叫“垃圾直降通道”。路过时把垃圾顺手一抛，同时在心里计两个数，随之响起的还有垃圾“嘭”的落地声。听过郭德纲的相声，人从高楼跳下去，会在空中喊出拉长的“啊”，再是“嘭”的一声。而垃圾不会慘叫，你只能听见它堕入垃圾海洋的撞击声，画面里可能还会溅起一两根烂萝卜青菜，像重物入水泛起的涟漪。
　　迁新居之后，我很少回到那个越发破败的楼道。那个肮脏的、冒着热气儿、飘散着煤炉味道的楼道，只在回忆里让我感到亲切。城市日新月异，隔几年再回去，小楼周边大变模样，这儿添了座玻璃幕窗反光的现代写字楼，那儿建了栋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它们是城市的新宠。九龙城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轰然倒塌，这座灰不溜秋的建筑也已经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听说不久之后就会被拆除。
　　3
　　睡眠质量变差是在大学后，睡觉前的任何风吹草动总是轻易地钻入我的感知世界。搬进大学公寓，崭新的上床下铺的六人间，配套洗衣机和空调，一切都好，除了隔床室友的呼噜声。草原汉子性格豪迈举世皆知，没想到，他们的呼噜声同样也如草原上的雄鹰般惊空遏云，这让我彻夜难眠。当黑眼圈和我的烦躁情绪积累到顶点，为避免损伤同窗的感情，我识趣地在校外租了房间。租房在西二环名叫翠竹园的老式小区，是套房五个单间里面积最小的一间。即便如此，房租高达我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适逢全国各地涌来的炒房团入市，合肥荣登胡润研究院二○一六年全球房价涨幅第一。房价飙升的同时，租价自然跟着水涨船高。
　　其他租户包括两个女大学生，一对情侣，一个上班族，一个昼伏夜出的宅男。房间的墙壁有很多是用轻薄木板隔断的，这有点像数学老师让学生折叠一张纸，鼓励他们用有限的纸张面积折出最多的分区。而每个单间，是切分整齐、空间被充分利用的收纳盒，但这也比所谓的棺材房好上太多。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很难想象，是什么支撑着那些快被夹成秋刀鱼三明治的人继续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
　　隔断让房间隔音变得极差，每个人几乎都没有隐私。夜深人静情侣你侬我侬情到深处时，无异于给其余租客进行全程音频直播。与原始时代的部落生活不同，在当今的新时代，这种极度缺乏私密性的群居生活并不能让人舒服自在。尽管每个租客之间都维持着表面的礼节客套，在展现出素质修养的同时，也用防范意识隔绝出一道分明的楚河汉界。
　　女大学生A每天都叫外卖。久而久之，外卖小哥与她熟悉起来，见面打声招呼，甚至有时候会对她开玩笑：“今天吃得很油腻哦，不减肥了吗？”她就眯着不大的眼睛笑。叫外卖的人似乎都称不上勤快，她将一袋又一袋的垃圾往楼道提，有时候忘了扔，楼道就弥散着一股食物发酵腐烂后的酸臭味。可能有些杞人忧天，但我忍不住忧虑，信息透明的外卖和快递单上，被泄露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一览无余。你的姓名，家庭住址，手机号，口味，兴趣爱好，你购置的名牌首饰，甚至更隐秘的贴身衣物，都不再是秘密。我学的不是计算机专业，不懂网络云加密能够给个人信息提供多大保障，但这些隐私信息的现状，是不加遮掩地暴露在每一张单子上。
　　上班族C晚上加班得很晚，醉醺醺地回来时，把铁门关得轰隆作响。另外两个女大学生和我作息基本相同，这让我们很难协调好厕所和浴室的使用时间。她们时常头发湿漉漉地穿行在客厅，我从浴室衣衫不整地走出来，目光对视，我慌乱地整理衣着，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后来我一般都会等到十二点，一切安静下来后，才去洗漱。
　　女大学生B有一天回来，把钥匙落在房间里，在门前急得手足无措。好在开锁通厕之类的电话号码在楼道里到处都是。开锁师傅姗姗来迟，见是个小女孩，狮子大开口：一口价五十，否则免谈。接下来是他展现手艺的时刻，他用一张类似于写字板的薄片往门缝里一塞，手一蹭一滑，“咝”的一声，门应声而开。几十年积累出来精湛的开锁技艺，原来只是一张薄板干脆地一划。
　　我之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打开锁热线，来了一位外表憨厚的中年男子，背着鼓鼓囊囊的包，里面是各种样式齐全的小工具。敲敲打打、叮叮当当半天后，他抹了抹汗，开锁工程陷入困境。反复端详一番后，似乎是黔驴技穷，无奈采用暴力拆锁的方式。他走的时候，锁把惨烈地耷拉在门框上，里面细密的芯片裸露出来。男子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倒是没有忘记问我要二十元钱。
　　房间并不朝南，也没有阳台，好在有一面大大的窗。我经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看书，窗外是几排叫不上名字的树，长得枝繁叶茂，连成一片。我想象树上的男爵柯西莫，他是那么快意自如，跳上一棵沙栎树，顺着树梢一荡一荡，翻腾跳跃到另一棵树上，在这片钢铁森林里穿梭自如。可我没有能力逃脱，不锈钢防护栏把我关在这里，我是只能看着天空的囚鸟，困在钢铁森林里，困扰在一段相隔千里的感情中。对比另外一些异地恋的朋友，也难以说清，到底是距离使我们彼此纠缠，藕断丝连地存留一丝希望，还是它阻止了我们快刀斩乱麻奔赴更美好明天的决心。我躺在床上发呆，想着存在的意义，像每个受挫的人一样，望着天花板。打开收音机，在这个全民直播的时代，我却喜好FM电台，调到一个合拍的调频，期待有一位声音温柔又有磁性的主播，灌我一碗鸡汤。可频道是不合时宜的法制节目，男主播相当正派，讲话铿锵有力，播报着新闻：警方在不算偏僻的房区，发现了一具去世月余的尸体。这让我更加忧伤。我甚至想皈依佛门，只要能让我暂时心安。可哪怕已经领悟几千年的神祇佛陀，世人给他们供奉神像、烧香祈福，失意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减少。信教的念头也无疾而终。 　　上班族C又醉酒回来吐了一地，好半天才扶着墙回到自己房间。他的动静不小，隔壁的两个小姑娘估计在薄得像纸片的房门后心惊胆战。那一对一向恩爱的夫妻有一天也突然吵架，闹得很凶，杯子摔在地上分裂成尖锐锋利的玻璃碎片。其他房间都默不作声，风波稍微平息后，我敲了敲门问：“没事吧？”里面传来慌乱却佯装无事的回答：
　　“没事没事……手滑，东西不小心脱手了。”
　　黏稠的嘔吐物在第二天被清扫干净，玻璃杯的碎渣残片也被收拾后倒入垃圾桶，主人也许马上就会购置新的替代品。我常常想着，那些痕迹并没有完全被拖把抹去，它们浸入地缝潜伏了下来，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租客更替，里面的微生物日复一日地悄然繁衍壮大。在侦探剧里，它们很可能是某桩陈年旧案的证据，神探通过这些蛛丝马迹一步步探查，慢慢还原事件的真相。我很好奇，可我不是法医，不能鉴别出地缝残留物里的具体成分。真相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这间房子过去发生什么也并不重要。一个月前，有宿醉的外来人员凌晨溺死在学校的水塘里。半个月后，很多老老少少在岸边草地追逐、嬉戏。木板搭建的观光台上，有人沉浸在水波荡漾的美景中，有人悠哉悠哉地下象棋。
　　奇怪的是，住进这个小区后，没有烦人的噪音侵袭，我的睡眠质量却变得更差，听到轻微的异响就心神不宁，我怀疑这是神经衰弱。我躺在床上，耳朵像是装载了扩音器，楼上有人在咳嗽，断断续续的，苦苦压抑但还是无法遏制，从墙壁的缝隙，从纱窗的口子里丝丝缕缕地传进来。我知道这种痛苦，曾经患过喉炎，炎症诱发的痒让我简直要把胃给吐了出来。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咳嗽的人被扶起来，坐直身子，有一双手在他后背轻轻地拍抚着，慢慢地，他气顺了，再继续躺下，接着入睡。
　　翠竹园住着不少老人，他们和小区内日益斑驳的老房子一块衰老。天气稍晴朗，会看见一位奶奶推着爷爷出来晒晒太阳。是一对白头偕老的伉俪。真令人羡慕啊，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里带着笑意，一举一动都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奶奶的脸上还留有几分年轻时的俏丽，而爷爷眉目间更是俊朗不凡，当初应是郎才女貌。他们的爱情故事该从何说起，他们如今平淡生活的底下是否有过轰轰烈烈的往事，这些我无从知晓。我只是个对他们报以敬意和好奇心的过客。他们年轻时万水千山走遍，现在安度晚年，心境祥和平稳。而我初出茅庐，内心纠结成麻花，杂念乱成一锅粥。每次路过看到他们，我都嘴角衔笑，点头示意。
　　生活继续如此，如同温水煮青蛙，没有波澜。奇怪的是，自此之后，我期待的咳嗽声在夜半时分再也没有如期响起。我想，那天晚上我可能陷入了幻听？咳嗽声到底是我的错觉还是真实发生过？这对老人是我的情绪装神弄鬼扰乱记忆杜撰出来的吗？我并不确定。
　　这座城市的阴雨季节已经结束，天空一天比一天明亮。我没有办理续住，满三个月整，我搬离这里，前往深圳。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