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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已对“中西学”知识产生兴趣，例如《六合丛谈》《中西聞见录》《万国公报》。特别是《格致书院课艺》（以下简称《课艺》）包含众多“中西学”内容，代表当时知识分子对“中西学”的掌握程度。为什么《课艺》关注“中西学”内容？《课艺》关注何种“中西学”内容？其对后世有何影响？文章基于以上问题展开了研究。
【关键词】《格致书院课艺》；西学；中学；问题分析
一、《课艺》中关注“中西学”的原因
《课艺》中对西学价值的推崇是关注西学问题的主要因素。第一，《课艺》中将西学当作分析问题的手段。例如蒋同寅通过“确究源流”，得出“论西学格致与大学之格致之相合”的结论[1]7。叶瀚为“明学之异同，辨其优劣”找到了突破口。同样，车善呈也持这种观点：“顾究其学而不辨其学之宗旨是非，此何异食而不知其味者，亦安能辨其美恶之所在哉。”第二，《课艺》中将西学当作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车善呈认为通过“精夫始事原由，继事节目，终事功效，层层推敲”，可以对“格致学”达到“自无隐情，而致功易于反掌”的程度[1]104。车善呈还认为如果不能“固穷源竟委”，则“恐习其事者，或不究其学，终非自强之计”[1]95。
《课艺》中，答题人的身份背景为答题人关注西学起到辅助作用。第一，就教育而言，在22位答卷人中，有3位拥有留学经历，分别是赵元益、钟天纬与叶瀚，外出经历为他们亲历西学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其余答题人较多肄业于当时上海格致书院，例如葛道殷与许克勤，接受到了先进的西学课程。第二，就工作而言，答题人中拥有撰写西学书籍的经历，例如彭瑞溪撰写《算炮解法一卷》一书，杨毓辉撰写《中西权度合数考一卷》一书。陈汉章1890年著述《古医考》，将中西医学知识进行整理，即“爰起上古下迄战国，取古籍（医学典籍）之确实，按名证引所出……不独为江、魏、李三家书补其朔也”[2]。第三，就家庭而言，蒋同寅则较为特殊，其父亲是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书籍翻译的代笔，而慕维廉早期翻译过较多科学史书籍，故蒋同寅很可能接触了西学书籍。
二、《课艺》中关注的西学问题
《课艺》对西学问题方面的论述与当今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凸显出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
《课艺》对中学源流的认识。在医学方面，许克勤认为中国医术“导其源”即带有传承性，黄帝尝百草，伊尹箸汤液，后有轩岐、灵素与俞跗等良医，到春秋时期扁鹊“剖胸探心”，至东汉华佗精于针药，张仲景尝试用赤饼开胸。叶瀚对汉之后的中国医学史进行了论述，认为晋唐时期以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与王熹的《外台秘要方》为代表，宋元以来又产生了名医四大家：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政与李杲，明代罗武林与朱丹溪则皆呈宋元医学。
在算学方面，彭瑞熙认为“河图寓加减之源，洛书肇乘除之祖”。刘瀚清在《河图洛书说》一文中提及“图书（河图洛书）为数学之原，算学之自昉”，同时认为“图书……中国格学致之缘起”[3]。（格致书院考课制度从1886年起，到1906年止。《格致书院课艺》为1886-1895年考课内容汇总。然笔者偶然所得《格致课艺新编（卷二）》一书部分内容，发现为1902年的考课内容，故将现有资料关于科学史的内容填补到文章中。）
在天学方面，车善呈认为地动说在中国发端于《羲经》天与日月皆动，历经春秋《虞书》星象之说，汉代“地以右旋”著作《尚书考灵曜》《春秋元命苞》与《河图括地象》的发展。持相同观点的彭瑞熙，在论及天学发展时不仅提及上述著作，而且补充车善呈所论，提及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认为“天为圆，有九重”这一发展状况。
《课艺》中对于西学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孙维新认为西学是技术的根本：“重学为权衡之本，机器之根，近则有用于制造工程。”“天文地理化电光热诸学格致之理也，技艺武备之学格致之用也，末也。”[1]92西学指导技术的实施：“天学为航海之标准。”[1]67车善呈认为西学技术互为补充：“艺学技能皆能资以，增长知识，开拓心思……为格致之实用者。”[1]96同时他认为如果详于“器用法则”略于“本本原原”，则会茫然而无所得。
《课艺》中对西学独立性及使用问题的讨论。答卷人承认西学拥有独立属性，例如在讨论电气利弊时，车善呈认为电气本身并无害处：“电气资以利用，其书本无可訾议。”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王韬，他在评卷时认为电气具有双面性的特征：“电气足矣杀人，西国用之其利。”然而就电气使用这一问题，二者又产生分歧：车善呈认为中西在“人情物理”及“风土人物”两方面不同，故不能不避其毒害；而王韬则批评了这一观点，认为“此毒天下，民从之能善用之，亦复何害”。从中显示出答卷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合理利用西学这一问题。
《课艺》中对西学实验的关注。钟天纬认为“西医诊视之法，日出不穷”，具体而言，主要有“用听”“用器”“解剖”三种方法。“用听”为“听法以知心肺之病”，“用器”为“测肺之容器多寡，测脉之迟速”，“解剖”为“剖验其脏腑血脉，究其病由”[4]114。
三、《课艺》对后世的影响
对晚清科举考试题目的影响。洋务运动开展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格致、测算、火轮、机器、兵法、化学等科目”[5]的新式人才，但传统的科举制度仍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所以在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课艺》每次课题公布后，都引起了广大士子的积极参与，掀起了研究学习西学的热潮，而且因为考课所形成的舆论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晚清科举史上的增设算学受此一定的影响。例如1902年湖南乡试中命题“中西算学异同，以中学驭西学”[6]13，来自《课艺》中有关于中西格致学异同的讨论；1887年福建乡试中考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策”[6]13与1887年的格致书院考课中的考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基本一致。
对晚清科举考试形式的影响。自1902年科举改革起，科举的内容和方式均发生了改变。例如在1902年举行的乡试、会试中，第一场考试内容为中国政治史，第二场考试内容为西洋国家的政治艺学策，最后一场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清廷按照此政策先后举行了两届乡试和两届会试。《格致书院课艺》以西学为内容、以策问为形式的考课为大众所熟知之后，其选题内容和应答方式无疑对当时的科举选士制度造成了冲击。因而清末新政之后，在业已形成的社会舆论和考试内容要求下，用策论的形式替代八股文便成了自然之举。
总而言之，《课艺》代表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而通过对《课艺》内容的分析发现，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虽然粗浅，但为国人学习西学打开了风气，成为日后西学发展及传播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卷二）[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0：37.
[3]潘慎文.格致课艺新编（卷二）[M]上海：上海格致书院，1903：3.
[4]上海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卷四）[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张喜桃.晚清进士籍贯分布及分流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7：10.
[6]艾尔曼，蒋劲松，庞冠群.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J]中国学术，2000（02）：1-43.
【关键词】《格致书院课艺》；西学；中学；问题分析
一、《课艺》中关注“中西学”的原因
《课艺》中对西学价值的推崇是关注西学问题的主要因素。第一，《课艺》中将西学当作分析问题的手段。例如蒋同寅通过“确究源流”，得出“论西学格致与大学之格致之相合”的结论[1]7。叶瀚为“明学之异同，辨其优劣”找到了突破口。同样，车善呈也持这种观点：“顾究其学而不辨其学之宗旨是非，此何异食而不知其味者，亦安能辨其美恶之所在哉。”第二，《课艺》中将西学当作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车善呈认为通过“精夫始事原由，继事节目，终事功效，层层推敲”，可以对“格致学”达到“自无隐情，而致功易于反掌”的程度[1]104。车善呈还认为如果不能“固穷源竟委”，则“恐习其事者，或不究其学，终非自强之计”[1]95。
《课艺》中，答题人的身份背景为答题人关注西学起到辅助作用。第一，就教育而言，在22位答卷人中，有3位拥有留学经历，分别是赵元益、钟天纬与叶瀚，外出经历为他们亲历西学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其余答题人较多肄业于当时上海格致书院，例如葛道殷与许克勤，接受到了先进的西学课程。第二，就工作而言，答题人中拥有撰写西学书籍的经历，例如彭瑞溪撰写《算炮解法一卷》一书，杨毓辉撰写《中西权度合数考一卷》一书。陈汉章1890年著述《古医考》，将中西医学知识进行整理，即“爰起上古下迄战国，取古籍（医学典籍）之确实，按名证引所出……不独为江、魏、李三家书补其朔也”[2]。第三，就家庭而言，蒋同寅则较为特殊，其父亲是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书籍翻译的代笔，而慕维廉早期翻译过较多科学史书籍，故蒋同寅很可能接触了西学书籍。
二、《课艺》中关注的西学问题
《课艺》对西学问题方面的论述与当今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凸显出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
《课艺》对中学源流的认识。在医学方面，许克勤认为中国医术“导其源”即带有传承性，黄帝尝百草，伊尹箸汤液，后有轩岐、灵素与俞跗等良医，到春秋时期扁鹊“剖胸探心”，至东汉华佗精于针药，张仲景尝试用赤饼开胸。叶瀚对汉之后的中国医学史进行了论述，认为晋唐时期以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与王熹的《外台秘要方》为代表，宋元以来又产生了名医四大家：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政与李杲，明代罗武林与朱丹溪则皆呈宋元医学。
在算学方面，彭瑞熙认为“河图寓加减之源，洛书肇乘除之祖”。刘瀚清在《河图洛书说》一文中提及“图书（河图洛书）为数学之原，算学之自昉”，同时认为“图书……中国格学致之缘起”[3]。（格致书院考课制度从1886年起，到1906年止。《格致书院课艺》为1886-1895年考课内容汇总。然笔者偶然所得《格致课艺新编（卷二）》一书部分内容，发现为1902年的考课内容，故将现有资料关于科学史的内容填补到文章中。）
在天学方面，车善呈认为地动说在中国发端于《羲经》天与日月皆动，历经春秋《虞书》星象之说，汉代“地以右旋”著作《尚书考灵曜》《春秋元命苞》与《河图括地象》的发展。持相同观点的彭瑞熙，在论及天学发展时不仅提及上述著作，而且补充车善呈所论，提及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认为“天为圆，有九重”这一发展状况。
《课艺》中对于西学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孙维新认为西学是技术的根本：“重学为权衡之本，机器之根，近则有用于制造工程。”“天文地理化电光热诸学格致之理也，技艺武备之学格致之用也，末也。”[1]92西学指导技术的实施：“天学为航海之标准。”[1]67车善呈认为西学技术互为补充：“艺学技能皆能资以，增长知识，开拓心思……为格致之实用者。”[1]96同时他认为如果详于“器用法则”略于“本本原原”，则会茫然而无所得。
《课艺》中对西学独立性及使用问题的讨论。答卷人承认西学拥有独立属性，例如在讨论电气利弊时，车善呈认为电气本身并无害处：“电气资以利用，其书本无可訾议。”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王韬，他在评卷时认为电气具有双面性的特征：“电气足矣杀人，西国用之其利。”然而就电气使用这一问题，二者又产生分歧：车善呈认为中西在“人情物理”及“风土人物”两方面不同，故不能不避其毒害；而王韬则批评了这一观点，认为“此毒天下，民从之能善用之，亦复何害”。从中显示出答卷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合理利用西学这一问题。
《课艺》中对西学实验的关注。钟天纬认为“西医诊视之法，日出不穷”，具体而言，主要有“用听”“用器”“解剖”三种方法。“用听”为“听法以知心肺之病”，“用器”为“测肺之容器多寡，测脉之迟速”，“解剖”为“剖验其脏腑血脉，究其病由”[4]114。
三、《课艺》对后世的影响
对晚清科举考试题目的影响。洋务运动开展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格致、测算、火轮、机器、兵法、化学等科目”[5]的新式人才，但传统的科举制度仍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所以在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课艺》每次课题公布后，都引起了广大士子的积极参与，掀起了研究学习西学的热潮，而且因为考课所形成的舆论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晚清科举史上的增设算学受此一定的影响。例如1902年湖南乡试中命题“中西算学异同，以中学驭西学”[6]13，来自《课艺》中有关于中西格致学异同的讨论；1887年福建乡试中考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策”[6]13与1887年的格致书院考课中的考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基本一致。
对晚清科举考试形式的影响。自1902年科举改革起，科举的内容和方式均发生了改变。例如在1902年举行的乡试、会试中，第一场考试内容为中国政治史，第二场考试内容为西洋国家的政治艺学策，最后一场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清廷按照此政策先后举行了两届乡试和两届会试。《格致书院课艺》以西学为内容、以策问为形式的考课为大众所熟知之后，其选题内容和应答方式无疑对当时的科举选士制度造成了冲击。因而清末新政之后，在业已形成的社会舆论和考试内容要求下，用策论的形式替代八股文便成了自然之举。
总而言之，《课艺》代表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而通过对《课艺》内容的分析发现，晚清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虽然粗浅，但为国人学习西学打开了风气，成为日后西学发展及传播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卷二）[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0：37.
[3]潘慎文.格致课艺新编（卷二）[M]上海：上海格致书院，1903：3.
[4]上海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卷四）[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张喜桃.晚清进士籍贯分布及分流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7：10.
[6]艾尔曼，蒋劲松，庞冠群.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J]中国学术，2000（0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