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和我不一样,洋人和我不一样,连故乡少年时的伙伴也和我不一样——我到底什么时候、被谁动了手脚?
　　
　　中国人和洋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已经世所公认,那就是中国人比较内敛,而洋人比较狂放。
　　我在黑龙江农村时,居住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冬天的早晨,看着山外的农民进山打柴,他们从山脚下的大道赶着马车或牛车走过。天气寒冷,那些朝鲜族人都是站在车上,啊啊地唱着,好像是用唱歌来抵抗严寒,而汉族农民全都蜷曲在车上,尽量地缩紧脖子,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寒冷。这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比方说朝鲜族屯子里青年人结婚,老人们都会跳起舞来欢迎新娘。
　　好像古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那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他的朋友汪伦唱着歌走着舞步给他送行来了。尽管李白常常有“白发三千丈”等不着调的夸张,但我相信他这一送别的细节是真实的。而细节,往往比那些改朝换代、战争杀伐更能接近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不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今天,在码头或车站一个大老爷们儿又跳又唱地送朋友,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读古诗词的时候,我经常会产生这种很诧异的感觉,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跟我们今天大不一样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谨小慎微中规中矩唯唯诺诺地生活着呀。
　　这不能归于是天性上的差别,我觉得我孩童时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呆头呆脑,也爱说爱笑,也调皮捣蛋,也爱唱歌儿,也会吹笛弹琴。可见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也就是很张扬。我的爷爷常责备我话太多,不稳重,他在临终时还让人带口信给我,说我脑子够用,但聪明外露。他老人家一直为我的外向性格担心。他不知道那时远在东北的孙子早已经变得老实听话,规规矩矩,再也不多说多笑。
　　我这一辈子是这样活过来的,从来不敢在公众面前发言讲话;从来不敢对领导的话说“不”字;从来不敢在领导面前放声大笑;从来就对陌生人心怀恐惧;从来没喝酒情绪失控过;从来没跳过舞—— 真的,一次也没有。我就这样呆头呆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
　　在农村,公牛一般都是要阉割的。阉割过的公牛老实,听话,只知道干活再也不想别的。大家都知道,阉牛就是把它的睾丸给割掉。虽然只去掉了那么多余的一小块儿肉,但它从此就会大有改变,再也不会发怒顶人,不会调皮捣蛋,永远失去了那种狂放的生气。有一种阉的手术并不给它割掉,但是更残忍,那叫“捶牛”,就是用两根木棍把牛的卵子夹紧,绳子捆住,然后一下一下往下捶,使之完全失去功能。从此牛就不再调皮捣蛋。
　　回到故乡重见少年时的伙伴,他们感到诧异,觉得我就像什么时候被人给阉割了似的。他们不说我是被阉割了,而是说我一定是被什么人给“处理”过了。让我郁闷的是,被什么人“处理”过了,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摘自《今晚报》编辑/韩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