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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新清华、老清华，都未曾失去“走出去”的
传统与情怀，而至于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也早已
化为某种基因，嵌入清华人的血脉之中。
岁月腾挪，转眼清华百年。
百年清华，恰是一个世纪的中国史。这一百年里，你能够看到一个国家如何走出丧权之辱，直至世界T台的长袖善舞——而这一点，正是百年前清华人出发的最大动力。而反观清华之于世界，而当中国跃居GOP全球第二位时，百年前胡适们“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却依然遥远。
我们要讨论的远不止历史的光鲜，还有现世的蹉跎困顿。百年清华固然可敬可畏，但面对九百年牛津、八百年剑桥，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相对不自由、无独立，清华的价值显然并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要直面的，还有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当中国的GDP短短几十年内跃居世界第二，作为13亿人口的最高学府之一，清华的“世界身份”又何以立足？
百年竿头，清华再出发，寻找一个新的世界坐标。
清华的世界梦想
急遽中国，一百年总嫌太长，抖落一地都是记忆的苔藓：煌煌国运相逢文弱书生，从此点燃国耻和炮火也浇不灭的薪火文明——都是挖也挖不尽的故纸堆，埋着越擦越亮的理想种子，那时，人们尚且相信真理，相信知识可以救世。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而此后的新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清华基因……
正如一度为母校百年庆泼冷水的蒋方舟所坦言：“无论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清华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百年清华追逐最好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直至今日，尽管早已有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变化发生，但无论新清华、老清华，都未曾失去“走出去”的传统与情怀，而至于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也早已化为某种基因，在中国教育深陷体制、产业乃至道德之困的今天，仍然依稀可辨。
从美国移植来的大学
至今，清华大学极富戏剧性的发轫，仍被人当作奇闻秘辛津津乐道：“原来是美国人建了清华！”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的确并不属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但事实上，其中美国赔款的1278.5万多美元，属于超索。时任驻美公使、曾有留美经历的梁诚心生良策：“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
中间历经与种种反对力量的角力，1909年，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及“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的奏折终于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百年清华，就这样始于国耻，建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也因此，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出色的大学，她的年轻与贫寒都无法掩盖一种由求知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芒。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
百年留学潮
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常因此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然而，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而言，其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
而事实上，从1911年清华大学成立到1929年之间，老一辈清华人历经辛亥洗礼，借力五四、建立国学研究院……直至完成清华的独立和本土化，一雪清华园内一度西风压倒东风的“前耻”。这一点，与当年梁诚一手促成庚款办教育、周饴春越洋护送学子的苦心，不谋而合。
更为巧合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依然在恶补“留洋与国际化”一课。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本科生比例已达到30%。
事实上，自1985年以来，该校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到了2006年，清华和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亦曾坦言，北大和清华已经成为美国博士最大供应地，而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高科技专业博士会选择留下，美国媒体更是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据报道，仅在美国加州的清华学子就达到13000人，而海外现有的约20个清华大学校友会几乎都在美国，也就不足为奇。
这一背景之下，再看1941年原载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的《大学一解》，更别有一番深长意味，文中梅贻琦将中国大学与以牛津为代表的西洋大学在制度与精神层面比较，得出精到论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如果能从清华百年历史中摘出一根显而易见的脉络，毫无疑问，持续百年的留学潮算是一缕不大不小然而不可绕行的暗流——更为有趣的是，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
一流的清华
毫无疑问，4月26日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将成为一个里程碑——但恐怕不会成为一种胜利。就在这个月，清华官方称，到2020年，清华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特色宣誓的2.0版本——2001年，清华建校九十周年，就曾邀请10000名国际领袖和学者参加其90年校庆，宣誓到百年校庆时“清华大学将成为世界一流名校”。
10年过后，清华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的名次徘徊在36到58之间，虽然还算不错，但是与名校哈佛和牛津仍相去甚远。
实际上，教育更像一粒种子，需要培育，需要环境，更需要人心的浇灌。正如国际排名机构大多倾向于认为清华在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上都做得不错，像硬件设施和教职员工，但问题是，人们的主要精力似乎总是在“他处”——竞选、升教授、出书、扩招、盖房子、买楼、申请更多的经费……这一切都严重牵制了大学的治学能力，这体现在国际排名的评估上，则是学术引用次数（即学术转化和创新）与硬件设施的不匹配。后者凸显了教育体制中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上，许多常见的对中国体制抑制创新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同样适用于清华。
正如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是什么造就了如此面目——强制性教育？行政化管理？还是来自一所大学身后那些看不到却结结实实存在着的无形压力与威胁？答案看上去并不高深，但如何开口回答，却真的是一门中国式学问。
当然，清华不必做国际排名的奴隶，但如果仍怀有一丝成为一流国际名校的理想（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上不务虚地一一践行，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传统与情怀，而至于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也早已
化为某种基因，嵌入清华人的血脉之中。
岁月腾挪，转眼清华百年。
百年清华，恰是一个世纪的中国史。这一百年里，你能够看到一个国家如何走出丧权之辱，直至世界T台的长袖善舞——而这一点，正是百年前清华人出发的最大动力。而反观清华之于世界，而当中国跃居GOP全球第二位时，百年前胡适们“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却依然遥远。
我们要讨论的远不止历史的光鲜，还有现世的蹉跎困顿。百年清华固然可敬可畏，但面对九百年牛津、八百年剑桥，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相对不自由、无独立，清华的价值显然并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要直面的，还有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当中国的GDP短短几十年内跃居世界第二，作为13亿人口的最高学府之一，清华的“世界身份”又何以立足？
百年竿头，清华再出发，寻找一个新的世界坐标。
清华的世界梦想
急遽中国，一百年总嫌太长，抖落一地都是记忆的苔藓：煌煌国运相逢文弱书生，从此点燃国耻和炮火也浇不灭的薪火文明——都是挖也挖不尽的故纸堆，埋着越擦越亮的理想种子，那时，人们尚且相信真理，相信知识可以救世。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而此后的新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清华基因……
正如一度为母校百年庆泼冷水的蒋方舟所坦言：“无论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清华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百年清华追逐最好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直至今日，尽管早已有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变化发生，但无论新清华、老清华，都未曾失去“走出去”的传统与情怀，而至于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也早已化为某种基因，在中国教育深陷体制、产业乃至道德之困的今天，仍然依稀可辨。
从美国移植来的大学
至今，清华大学极富戏剧性的发轫，仍被人当作奇闻秘辛津津乐道：“原来是美国人建了清华！”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的确并不属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但事实上，其中美国赔款的1278.5万多美元，属于超索。时任驻美公使、曾有留美经历的梁诚心生良策：“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
中间历经与种种反对力量的角力，1909年，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及“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的奏折终于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百年清华，就这样始于国耻，建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也因此，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出色的大学，她的年轻与贫寒都无法掩盖一种由求知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芒。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
百年留学潮
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常因此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然而，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而言，其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
而事实上，从1911年清华大学成立到1929年之间，老一辈清华人历经辛亥洗礼，借力五四、建立国学研究院……直至完成清华的独立和本土化，一雪清华园内一度西风压倒东风的“前耻”。这一点，与当年梁诚一手促成庚款办教育、周饴春越洋护送学子的苦心，不谋而合。
更为巧合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依然在恶补“留洋与国际化”一课。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本科生比例已达到30%。
事实上，自1985年以来，该校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到了2006年，清华和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亦曾坦言，北大和清华已经成为美国博士最大供应地，而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高科技专业博士会选择留下，美国媒体更是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据报道，仅在美国加州的清华学子就达到13000人，而海外现有的约20个清华大学校友会几乎都在美国，也就不足为奇。
这一背景之下，再看1941年原载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的《大学一解》，更别有一番深长意味，文中梅贻琦将中国大学与以牛津为代表的西洋大学在制度与精神层面比较，得出精到论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如果能从清华百年历史中摘出一根显而易见的脉络，毫无疑问，持续百年的留学潮算是一缕不大不小然而不可绕行的暗流——更为有趣的是，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
一流的清华
毫无疑问，4月26日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将成为一个里程碑——但恐怕不会成为一种胜利。就在这个月，清华官方称，到2020年，清华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特色宣誓的2.0版本——2001年，清华建校九十周年，就曾邀请10000名国际领袖和学者参加其90年校庆，宣誓到百年校庆时“清华大学将成为世界一流名校”。
10年过后，清华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的名次徘徊在36到58之间，虽然还算不错，但是与名校哈佛和牛津仍相去甚远。
实际上，教育更像一粒种子，需要培育，需要环境，更需要人心的浇灌。正如国际排名机构大多倾向于认为清华在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上都做得不错，像硬件设施和教职员工，但问题是，人们的主要精力似乎总是在“他处”——竞选、升教授、出书、扩招、盖房子、买楼、申请更多的经费……这一切都严重牵制了大学的治学能力，这体现在国际排名的评估上，则是学术引用次数（即学术转化和创新）与硬件设施的不匹配。后者凸显了教育体制中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上，许多常见的对中国体制抑制创新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同样适用于清华。
正如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是什么造就了如此面目——强制性教育？行政化管理？还是来自一所大学身后那些看不到却结结实实存在着的无形压力与威胁？答案看上去并不高深，但如何开口回答，却真的是一门中国式学问。
当然，清华不必做国际排名的奴隶，但如果仍怀有一丝成为一流国际名校的理想（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上不务虚地一一践行，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