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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农耕文化传承体系为基轴,以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为主题,结合学院特色档案资源,甄选精品,揭示其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展现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变迁和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成都平原 农耕文化 档案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即是一部农耕文化史。研究中国历史和探索未来发展,都须以农耕文化为起点和根基。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四川由海盆隆起形成内陆湖,大约在200-300万年前,三峡贯通,湖水外泄,形成盆地。长江、沱江等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在龙门山地槽,形成沼泽。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沼泽以每千年1.5米的速度上升而渐为平原,这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
从川西高原沿岷江峡谷迁移来的古蜀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四川最早的农耕文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又称鱼凫王,也被尊称为“望帝”,大约生活在距今3000-2500年的西周时期。近年的考古证实,这一时期是成都平原从渔猎到农耕的开始,是四川农耕文明的起源。之后,鳖灵建立成都城。秦灭蜀后,公元前25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彻底解除水患,沼泽化为“土地肥美,江水沃野”的“天府之国”,代替关中平原在秦国的地位,并为秦王朝统一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自汉朝始,成都平原不断发展强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汉有文学家司马相如、思想家和文学家杨雄)、晋有历史学家陈寿、唐有天文学家袁天罡、诗人陈子昂和李白、两宋有文学家眉山三苏和数学家秦九韶、明代有政治家杨廷和、文学杨慎父子。川西平原的中心城市成都,在唐代以“扬一益二”之名载入史册,逐渐成为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明末连年战乱,农耕衰落,耕地面积由万历年间的1348万亩锐降至顺治年间的118万亩,人口降至50万。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清末开始,川人再次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戊戌六君子杨锐和刘光第、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家张澜、革命家和教育家吴玉章、革命家和军事家朱德、抗日名将王铭章、革命家和军事家聂荣臻、革命家和外交家陈毅、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革命家和政治家邓小平、革命家杨尚昆、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画家张大千和石鲁、文学家李劼人和巴金等。成都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川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使成都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坚强后盾。这正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笔者所在的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建校60余载,一直坚持以农学为办学特色,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弘扬农耕文化。学院自2012年筹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以来,围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进行主题文化建设,全面收集主题档案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主题文化资源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档案资源库。在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源中,有一部分珍品展现了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值得珍藏和研究。
一、《中华农耕文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华农耕文化》,以2012年3月农业部主办的“中华农耕文化展”为基础编辑而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乡土民间性。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其独特性和代表性在于:成都平原处于中国南北、东西交汇点,汇集了中国大部份农业生产业态。南方的水稻、荔枝、甘蔗、烟草,北方的小麦、玉米,东南沿海的蚕桑丝绸、渔业;即使是西部的牧业,也在不远处的川西高原广泛存在。另外,由于历史上6次大规模的移民入川,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四川农民工流往沿海,使得在人文方面,成都平原和全国各地深度融合,其历史发展经历非常独特。
在本书收录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农作物粟、稻遗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关中平原、山东半岛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甚至是兰州、大理、昆明这样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农业生产。但此时的四川地区却是一片空白。这正是因为,此时的成都平原仍为沼泽之荒,无物可著。也正是这片蛮荒之地,到了清代,仅用了200年的时间,川人就开垦出近千万亩良田,养活400多万人口,华丽转身成为沃土良田,其农业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成都平原的鳖灵疏通金堂峡、都江堰等造水利工程也成为造福后代的历史功绩。
二、《水工(创刊号)》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都江堰水利工程:灌县灌溉系统使约64公里宽,80公里长的面积能够供养大约500万的农业人口,使他们免于旱涝之灾。只有古代的尼罗河水利工程能与之媲美[1]。历任四川政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以及扩建,都甚为重视,专设“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统一管理整个都江堰灌区的水务,这种体制延续至今。
1944年1月1日,由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学术研究会(四川灌县禹王宫)编辑发行的《水工(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开篇即是都江堰专号,收录了包括中国近现代水利奠基人李仪祉先生遗著“都江堰视察报告”在内的十余篇关于都江堰水利的文章。
三、《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和《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水利灌溉
1934年3月,由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创办学术刊物《地理学报》。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地理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上刊登了由杨利普、黄秉成、施雅风和毛汉礼撰稿的《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文中提到:成都平原以灌溉之利见称于世,灌溉方式有堰渠、山溪、地下水灌溉等七种。其中,机械提水灌溉仅有沙河堡和包家梁子两处。虽然成都平原采用多种方式灌溉,但春耕时近千万亩耕地集中用水,部份地势较高处,以及位于渠尾的耕地,缺水农田达百分之七十。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用水量随之增加,单靠岷江上游来水是不够的,开发地下水,实现井渠结合解决工农业用水势在必行。1978年,由四川省水利电力研究所组织水利、水文地质专业人员,选择了成都平原下湿田集中的原温江地区崇庆县金鸡公社为试点,共同进行开发地下水的成井任务。经过历时三年的调研试验,于1984年3月形成了这份《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崇庆县金鸡乡井灌试验报告》。这份报告肯定了机井灌溉可行,同时,也严谨地指出,对土壤微量元素及地下水位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两份关于成都平原不同时期水利灌溉的报告,尤其是对“机灌”的研究,是反映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档案。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耕地占用开发建设的情况越发普遍,机井逐渐废弃。作为试点的金鸡公社,全乡耕地几乎都被辟作工业区,机井不再发挥作用。
四、《中国蜀黍论》
“蜀黍”,高粱的别名,如今仍是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对高粱的称呼。《农桑辑要》是现存第一部记载高粱的古籍。李时珍曰:“种始自蜀,故谓之蜀黍。”关于蜀黍的原产地一直是中国学者考证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中国学者仍极力主张蜀黍原产中国,并孜孜不倦地在浩繁古籍中寻找高粱的“本土记载”。这本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中国蜀黍论》,是用现代科学体系对中国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作者蔡迩宾“出身敝院之秀才”,“敝院”即河北省立农学院,今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园艺“一代宗师”谌克终,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河北省立农学院教授兼园艺系主任。1937年,日军占领河北,谌克终迁至陕西,任教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所建“台北大学”,谌克终任台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教授。
作者蔡迩宾在第二章“蜀黍之来源与分布”里提到,关于蜀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孰得孰失,无从稽考,特一并录入,供将来学者研究和证实”,内容描述客观、务实,充分体现其科学精神。
五、国际交流:从《农桑辑要》到《农具》
说到农耕文化的国际交流,上个世纪一头一尾的两本书可作代表。
《農桑辑要》是四库全书收集的元代农书。收获的中华书局的这本藏书最具特点的不仅是内容,还在于其扉页加盖的两个印章:“大阪学芸大学附属图书馆”,时间为“昭和31年”,即1956年。这两枚印章说明,上海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这本书,飘洋过海到了日本(最有可能是抗战期间),然后,在日本战后复兴的关键时期(日本是在这一年加入联合国,随后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被日本的大学收藏,随后,又回到中国,被中国的高校收藏,颇具戏剧性。
同样体现农耕文化国际交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农具》。作者顾复(1894-1979,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日本,获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南京农业学校、南京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中国农科江苏分院等单位,早在20年代就培育出良种小麦“锡麦一号”,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解放后又育出粳稻“412”等良种,推广于长江中下游,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本《农具》以较小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适合中国的西方先进农具,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在农耕领域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特点,颇具时代性。
六、《三农纪》
《三农纪》是我国清代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出版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作者张宗法,号师古,是成都平原什邡县徐家场人。
据《<三农纪>校释》评价:《三农纪》全书24卷,约30万字,没有那种固定式的、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习气和作风,它只是客观的描述各种栽植植物的形态、习性和栽植、繁育方法,引述一些古代资料来说明该动植物的重要性和利用它的方法,指出它所需要的三宜,使人们自觉地去遵循施行。此书共论述栽培植物185种,畜养动物18种,内容之丰富,为以往其他农书所罕见。作为二百多年前的农学著作,其所述叙的栽植技艺、畜养措施、动植物品种有许多还在应用着,或者还在进行生产……以种树为例,我们现在植树的成活率远不如《三农纪》所述。由此看来,《三农纪》这本古农书不仅具有其历史价值,而且至今还具有实用价值。
此外,张宗法在编写手法上也有创新:在每卷之首设“小引”,用以提纲挈领总介卷目内容;对所栽植畜养的动植物列“本性和效方”,弥补了其它古农书只谈主要作物的缺欠,从医学角度描述了各种动植物产品的性味和功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作为家庭食疗养身和预防疾病;在介绍每项农业生产技术之后,辟有“典故”一栏,附以有关这项作物的古今传说,情节生动有趣,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据《什邡县志》和当地民间传说,张宗法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医术高明,救了很多人。他在行医的同时致力著述,广集农书230余种,收集农民耕作经验,历经艰辛编写出《三农纪》。此书面世后,即被民间自发推广应用,先后有十种民间刻本流传,成为当时地地道道的“畅销书”。在张宗法去世后数十年,在徐家场私塾教书的罗江县诗人计恬写下一首《过张师古墓》,颂其功德:“先生作有《三农纪》,千古农家不可无。安得田园学耕稼,闲闲聊作下农夫。”张宗法《三农纪》的成书和流传并非偶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同时期的相关历史资料分析:距师古镇东北方向约100华里,是清代知名文人李调元的家乡,在张宗法完成《三农纪》这一年,李调元26岁,他们是同时期的人。据李调元《童山文集·卖田说》:“予家曾祖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
据史料记载:到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达到383万,人均耕地面积骤降至1.86亩,已是人多地少。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这83年间,成都府人口从70万增长到383万,人口密度增加接近5倍,而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这98年间,四川人口由2071万增加到4414万,增幅为114%,但成都府只增加了29万人,增幅7%。[6]这一明显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的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领域人口饱和,开始出现“移民”,而且主要是移往省内生产条件更为艰苦的丘陵以至山区地带。
清初,四川全省仅余50万人,知识分子比例很低,原有的农耕知识已经散失,而“移民”仅根据以往的农业生产经验,在“广种薄收”的模式下只能勉强应付,要达到“精耕细作”就难以企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宗法编写的《三农纪》就像一场“及时雨”,迎合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成为农户耕作的“农事顾问”和“百科大全”,对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甚至是对四川省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农纪》被后人同《齐民要术》、《王桢农书》和《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农耕文化灿烂辉煌,煊兮赫兮,不可遏兮。我们收集整理的珍贵古籍只是其冰山一角,我们将以传承和发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为目标不断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原著,[英]罗南 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译.中华科学文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清)张宗法撰,邹介正等 校释.三农纪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898
[3]曲 辰.《三农纪》及其作者张宗法[J].今日种业,1981
[4]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
[5]方志戎.川西林盘聚落文化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6]王 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作者单位: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关键词:成都平原 农耕文化 档案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即是一部农耕文化史。研究中国历史和探索未来发展,都须以农耕文化为起点和根基。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四川由海盆隆起形成内陆湖,大约在200-300万年前,三峡贯通,湖水外泄,形成盆地。长江、沱江等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在龙门山地槽,形成沼泽。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沼泽以每千年1.5米的速度上升而渐为平原,这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
从川西高原沿岷江峡谷迁移来的古蜀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四川最早的农耕文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又称鱼凫王,也被尊称为“望帝”,大约生活在距今3000-2500年的西周时期。近年的考古证实,这一时期是成都平原从渔猎到农耕的开始,是四川农耕文明的起源。之后,鳖灵建立成都城。秦灭蜀后,公元前25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彻底解除水患,沼泽化为“土地肥美,江水沃野”的“天府之国”,代替关中平原在秦国的地位,并为秦王朝统一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自汉朝始,成都平原不断发展强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汉有文学家司马相如、思想家和文学家杨雄)、晋有历史学家陈寿、唐有天文学家袁天罡、诗人陈子昂和李白、两宋有文学家眉山三苏和数学家秦九韶、明代有政治家杨廷和、文学杨慎父子。川西平原的中心城市成都,在唐代以“扬一益二”之名载入史册,逐渐成为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明末连年战乱,农耕衰落,耕地面积由万历年间的1348万亩锐降至顺治年间的118万亩,人口降至50万。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清末开始,川人再次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戊戌六君子杨锐和刘光第、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家张澜、革命家和教育家吴玉章、革命家和军事家朱德、抗日名将王铭章、革命家和军事家聂荣臻、革命家和外交家陈毅、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革命家和政治家邓小平、革命家杨尚昆、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画家张大千和石鲁、文学家李劼人和巴金等。成都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川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使成都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坚强后盾。这正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笔者所在的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建校60余载,一直坚持以农学为办学特色,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弘扬农耕文化。学院自2012年筹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以来,围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进行主题文化建设,全面收集主题档案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主题文化资源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档案资源库。在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源中,有一部分珍品展现了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值得珍藏和研究。
一、《中华农耕文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华农耕文化》,以2012年3月农业部主办的“中华农耕文化展”为基础编辑而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乡土民间性。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其独特性和代表性在于:成都平原处于中国南北、东西交汇点,汇集了中国大部份农业生产业态。南方的水稻、荔枝、甘蔗、烟草,北方的小麦、玉米,东南沿海的蚕桑丝绸、渔业;即使是西部的牧业,也在不远处的川西高原广泛存在。另外,由于历史上6次大规模的移民入川,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四川农民工流往沿海,使得在人文方面,成都平原和全国各地深度融合,其历史发展经历非常独特。
在本书收录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农作物粟、稻遗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关中平原、山东半岛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甚至是兰州、大理、昆明这样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农业生产。但此时的四川地区却是一片空白。这正是因为,此时的成都平原仍为沼泽之荒,无物可著。也正是这片蛮荒之地,到了清代,仅用了200年的时间,川人就开垦出近千万亩良田,养活400多万人口,华丽转身成为沃土良田,其农业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成都平原的鳖灵疏通金堂峡、都江堰等造水利工程也成为造福后代的历史功绩。
二、《水工(创刊号)》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都江堰水利工程:灌县灌溉系统使约64公里宽,80公里长的面积能够供养大约500万的农业人口,使他们免于旱涝之灾。只有古代的尼罗河水利工程能与之媲美[1]。历任四川政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以及扩建,都甚为重视,专设“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统一管理整个都江堰灌区的水务,这种体制延续至今。
1944年1月1日,由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学术研究会(四川灌县禹王宫)编辑发行的《水工(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开篇即是都江堰专号,收录了包括中国近现代水利奠基人李仪祉先生遗著“都江堰视察报告”在内的十余篇关于都江堰水利的文章。
三、《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和《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水利灌溉
1934年3月,由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创办学术刊物《地理学报》。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地理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上刊登了由杨利普、黄秉成、施雅风和毛汉礼撰稿的《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文中提到:成都平原以灌溉之利见称于世,灌溉方式有堰渠、山溪、地下水灌溉等七种。其中,机械提水灌溉仅有沙河堡和包家梁子两处。虽然成都平原采用多种方式灌溉,但春耕时近千万亩耕地集中用水,部份地势较高处,以及位于渠尾的耕地,缺水农田达百分之七十。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用水量随之增加,单靠岷江上游来水是不够的,开发地下水,实现井渠结合解决工农业用水势在必行。1978年,由四川省水利电力研究所组织水利、水文地质专业人员,选择了成都平原下湿田集中的原温江地区崇庆县金鸡公社为试点,共同进行开发地下水的成井任务。经过历时三年的调研试验,于1984年3月形成了这份《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崇庆县金鸡乡井灌试验报告》。这份报告肯定了机井灌溉可行,同时,也严谨地指出,对土壤微量元素及地下水位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两份关于成都平原不同时期水利灌溉的报告,尤其是对“机灌”的研究,是反映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档案。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耕地占用开发建设的情况越发普遍,机井逐渐废弃。作为试点的金鸡公社,全乡耕地几乎都被辟作工业区,机井不再发挥作用。
四、《中国蜀黍论》
“蜀黍”,高粱的别名,如今仍是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对高粱的称呼。《农桑辑要》是现存第一部记载高粱的古籍。李时珍曰:“种始自蜀,故谓之蜀黍。”关于蜀黍的原产地一直是中国学者考证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中国学者仍极力主张蜀黍原产中国,并孜孜不倦地在浩繁古籍中寻找高粱的“本土记载”。这本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中国蜀黍论》,是用现代科学体系对中国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作者蔡迩宾“出身敝院之秀才”,“敝院”即河北省立农学院,今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园艺“一代宗师”谌克终,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河北省立农学院教授兼园艺系主任。1937年,日军占领河北,谌克终迁至陕西,任教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所建“台北大学”,谌克终任台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教授。
作者蔡迩宾在第二章“蜀黍之来源与分布”里提到,关于蜀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孰得孰失,无从稽考,特一并录入,供将来学者研究和证实”,内容描述客观、务实,充分体现其科学精神。
五、国际交流:从《农桑辑要》到《农具》
说到农耕文化的国际交流,上个世纪一头一尾的两本书可作代表。
《農桑辑要》是四库全书收集的元代农书。收获的中华书局的这本藏书最具特点的不仅是内容,还在于其扉页加盖的两个印章:“大阪学芸大学附属图书馆”,时间为“昭和31年”,即1956年。这两枚印章说明,上海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这本书,飘洋过海到了日本(最有可能是抗战期间),然后,在日本战后复兴的关键时期(日本是在这一年加入联合国,随后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被日本的大学收藏,随后,又回到中国,被中国的高校收藏,颇具戏剧性。
同样体现农耕文化国际交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农具》。作者顾复(1894-1979,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日本,获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南京农业学校、南京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中国农科江苏分院等单位,早在20年代就培育出良种小麦“锡麦一号”,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解放后又育出粳稻“412”等良种,推广于长江中下游,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本《农具》以较小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适合中国的西方先进农具,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在农耕领域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特点,颇具时代性。
六、《三农纪》
《三农纪》是我国清代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出版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作者张宗法,号师古,是成都平原什邡县徐家场人。
据《<三农纪>校释》评价:《三农纪》全书24卷,约30万字,没有那种固定式的、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习气和作风,它只是客观的描述各种栽植植物的形态、习性和栽植、繁育方法,引述一些古代资料来说明该动植物的重要性和利用它的方法,指出它所需要的三宜,使人们自觉地去遵循施行。此书共论述栽培植物185种,畜养动物18种,内容之丰富,为以往其他农书所罕见。作为二百多年前的农学著作,其所述叙的栽植技艺、畜养措施、动植物品种有许多还在应用着,或者还在进行生产……以种树为例,我们现在植树的成活率远不如《三农纪》所述。由此看来,《三农纪》这本古农书不仅具有其历史价值,而且至今还具有实用价值。
此外,张宗法在编写手法上也有创新:在每卷之首设“小引”,用以提纲挈领总介卷目内容;对所栽植畜养的动植物列“本性和效方”,弥补了其它古农书只谈主要作物的缺欠,从医学角度描述了各种动植物产品的性味和功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作为家庭食疗养身和预防疾病;在介绍每项农业生产技术之后,辟有“典故”一栏,附以有关这项作物的古今传说,情节生动有趣,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据《什邡县志》和当地民间传说,张宗法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医术高明,救了很多人。他在行医的同时致力著述,广集农书230余种,收集农民耕作经验,历经艰辛编写出《三农纪》。此书面世后,即被民间自发推广应用,先后有十种民间刻本流传,成为当时地地道道的“畅销书”。在张宗法去世后数十年,在徐家场私塾教书的罗江县诗人计恬写下一首《过张师古墓》,颂其功德:“先生作有《三农纪》,千古农家不可无。安得田园学耕稼,闲闲聊作下农夫。”张宗法《三农纪》的成书和流传并非偶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同时期的相关历史资料分析:距师古镇东北方向约100华里,是清代知名文人李调元的家乡,在张宗法完成《三农纪》这一年,李调元26岁,他们是同时期的人。据李调元《童山文集·卖田说》:“予家曾祖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
据史料记载:到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达到383万,人均耕地面积骤降至1.86亩,已是人多地少。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这83年间,成都府人口从70万增长到383万,人口密度增加接近5倍,而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这98年间,四川人口由2071万增加到4414万,增幅为114%,但成都府只增加了29万人,增幅7%。[6]这一明显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的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领域人口饱和,开始出现“移民”,而且主要是移往省内生产条件更为艰苦的丘陵以至山区地带。
清初,四川全省仅余50万人,知识分子比例很低,原有的农耕知识已经散失,而“移民”仅根据以往的农业生产经验,在“广种薄收”的模式下只能勉强应付,要达到“精耕细作”就难以企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宗法编写的《三农纪》就像一场“及时雨”,迎合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成为农户耕作的“农事顾问”和“百科大全”,对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甚至是对四川省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农纪》被后人同《齐民要术》、《王桢农书》和《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农耕文化灿烂辉煌,煊兮赫兮,不可遏兮。我们收集整理的珍贵古籍只是其冰山一角,我们将以传承和发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为目标不断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原著,[英]罗南 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译.中华科学文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清)张宗法撰,邹介正等 校释.三农纪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898
[3]曲 辰.《三农纪》及其作者张宗法[J].今日种业,1981
[4]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
[5]方志戎.川西林盘聚落文化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6]王 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作者单位: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