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可谓是2014年国内慈善界最好的概括。不断发酵的慈善立法报道，让我们充满期待。虽然到岁末，官方立法版本还是落空了，但多个民间立法建议稿密集发布，讨论如火如荼。有人呼吁尽快立法，有法总比无法好；有人呼吁不急立法，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匆忙难成善法；更有人发话，慈善法研究的是过时问题；更多的人仍然怀抱期待……《中国财富》（2015年第1期）封面专题“2014，告别喧嚣；2015，期待善法”对上述种种作了形象的描述。
　　慈善立法涉及领域宽、规则复杂。十年难产，确非易事。然首要的是应理清“慈善的本质”——慈善是什么。这是立法之基。回顾古今、放眼中西，慈善首先都是每个人的自愿行动。正如杨团认为，慈善姓“私”不姓“公”。做慈善是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利。公民做慈善捐赠是在处置自己的私人财产。要像保护公民私有财产那样，去保护公民把财产捐赠给谁的权利。因此，慈善立法的要义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国内慈善活动的主要特征。公民慈善意识不强，部分人甚至认为慈善与己无关，更谈不上是公民的一种应尽责任。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更多地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慈善行动中。在美国，有90%家庭向国内外的公益机构捐过款，60%以上的青少年、44%的成年人参加过志愿者服务，大多数人都把参与慈善作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中国，慈善捐赠只有10%来自普通百姓。很多个人捐赠也往往是在行政命令、硬性摊派下的“压力捐赠”，而非发自内心的自愿行为。
　　所幸的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微公益和公民自发成立的慈善组织不断涌现，慈善正逐渐回归民间，走向以民间为主、志愿参与的公民公益。正如徐永光在《慈善法研究的是过时问题》中所说的，在一年前还在讲慈善组织在慈善结构图中处于中心位置，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个规则。互联网打破了空间障碍，个人对个人的、公民互助的传统慈善即私益慈善正在回归、回潮、复辟。确实，互联网颠覆了传统慈善模式，“触手可及”的慈善激发了公民的自愿参与，也正在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互助互爱精神。
　　如果说，当代社会转型必须基于公民公共意识的觉醒，那么慈善立法如何回应这样一个公民慈善的到来是何等重要。可我现在还乐观不起来。举个例子，很多人反对公民个人（或非法人组织）发起的慈善活动，认为“不靠谱”，必须依托（或联合）合法登记的“慈善组织”方可开展。我不以为然。我宁可相信只有负责任的公民，才会有负责任的组织。无论公民还是组织，而不限为“慈善”组织都可以做慈善，当然也都会出现问题。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少发达国家，慈善监管比我们严格得多，慈善活动涉及的每一环节、每一从业者，不仅管理者、理事，甚至利益相关方，都有明确的规范和罚则，“细如牛毛”。但前提是，法律并不限制公民的慈善活动，所有的规则恰恰是为保护和促进公民这一权利的实现。而我们则纠结于慈善组织如何登记、如何认证慈善组织、谁有公募权、跨地域募捐由谁监管等问题，有意回避公民开展慈善活动的基本权利。究其原因，可能是对“公民”、“社会”的不信任。
　　我很认同徐永光所言，如果一部新《慈善法》再一次抑制公民的慈善热情，那更是可怕。慈善立法应首先回归到“慈善的本质”——公民慈善，以开放的思维，鼓励公民个人或自发成立组织开展慈善活动，让慈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塑公民责任和社会信任的“法器”。
　　告别喧嚣，期待公民慈善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