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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主义从古典资本主义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其危机也从周期性危机演变为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在特征上是普遍的，而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领域；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而不局限于几个特定的国家；在时间上是扩展的、持续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永恒的；在展示方式上可以称为是爬行的，这与过去那种剧烈的爆炸与崩溃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也不排除出现具有破坏性的震撼。资本主义尽管遭受着沉重的结构性危机，但它自身是无法通过终止自身而使人类的选择得以解决。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能为人们提供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因为资本主义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就为人们选择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尽管存在着一系列的难题，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这些难题的存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尚在实践过程中，而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避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正从根基上影响资本的统治方式，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是人类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由，人类必将选择社会主义这一点是不可选择的。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宣扬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实际上应正确地说，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别无选择”的。
关键词：超越资本；别无选择；资本的失控；结构性危机；选择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7)04—0010—08
三、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危机
在上面论述表明资本失控的种种问题时，梅扎罗斯实际上强调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景气现象都是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黑洞”相关。在他看来，正因为现在处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一些人眼中“先进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无法阻挡的，从而说清楚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要解决目前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梅扎罗斯从各个角度来说明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需求与财富生产之间的脱节。
梅扎罗斯认为，观察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社会的再生产的实践“从属于不断扩张的资本生产的异化规则”，而“不考虑它对人类需求的意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全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生产，而仅仅是为了财富而生产。“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这恰好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产生财富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为了使财富的生产成为人的目标，就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并使之处于后者的支配之下。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资本取得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关键在于由于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从而需求的既定界限就限制不了资本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指向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在现存需求的前面，并成为对后者的强大刺激。”资本主义社会将财富的生产作为吸引一切的目标强加给人类，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财产的拜物教”。在“财产的拜物教”的笼罩下，到处显现出来的是“物化的量化”，与此同时，对“活劳动的功能的异化的、非人道的摧残”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对于这种后果，梅扎罗斯揭露说：“而且，使事情更糟的是，鉴于对生产工人的效能(或价值)就像对机车一样，同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的会计框架中以适当的精确性进行客观评价——而且恰恰是这样，机器才成为生产性工人的直接竞争者——被归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非生产的和寄生的成分(从欺诈的股票市场操纵者，到反对工会的劳动关系‘专家’，以及商业或政治广告的代理商)的‘等值’就向最任性的规定开放。诚然，我们越是接近‘发达资本主义’的最发达的阶段，就越是说明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梅扎罗斯的这段话虽然比较晦涩，但所阐述的道理十分深刻：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为了财富而生产，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必然会“在资本主义的会计框架中”对生产工人的效能进行“精确的客观评价”。问题在于，与此同时，也必然把这一方法使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非生产的和寄生的成分”。显然，之所以要用同样的方法衡量这两种不同的人，目的在于说明后者的效能远远高于前者，于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这样，在对资本制度的非生产性和寄生的成分对社会财富的生产有没有贡献缺乏任何客观尺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宰者必然会肆意地夸大自己的贡献。“更确切地说，无论作为‘行业首脑’或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守卫者，他们自身可以任意地决定有利于他们在资本的命令结构中所处的特权地位的财富分配过程。因此，为了对受伤害者加以侮辱，他们可以荒谬地将自己抬高到‘财富创造者’的崇高地位，以便与这种地位相一致，可以占有他们绝对没有做过实质性贡献的社会产品的主要部分。”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政治守卫者和行业首脑之所以具有他们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形象，他们之所以能占有那些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的社会产品，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与财富生产之间的脱节，以及以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他还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资本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他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矛盾是资本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基本对抗中所固有的，因而是不可超越的。”梅扎罗斯在这里强调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根本无法消解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向性原则的内在局限性就是在这里凸现的”，“仅仅按照扩大‘财富的生产’，是不能解决既定制度的深刻危机的”。
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效用必然递减。
梅扎罗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只有大量从前相对于耐用商品范畴的商品被以最快速度人为地消耗掉，即过早地废弃掉，“挥霍性社会”才能建立连续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这样，作为一个生产体系，它甚至只有以在生产寿命完结之前必须扔到垃圾堆的方式操纵所谓“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才能维持自身。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取得了“从使‘商品的使用寿命’最大化到普遍浪费型生产的胜利”。他把此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用递减”。在他看来，这种效用递减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所有三个层面都产生着消极影响：其一，产品和服务的层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设计出各种供人们大量高消费的产品，削减这些产品的效用，故意缩短它们的寿命，将过度生产的商品的连续供应投入加速循环的旋涡，有计划地废弃“耐用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行为。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去做，倘若超过了一定的度，“为‘大量高消费’所预定的商品就不再足以将生产的扩张之危机的群狼拒之门外”。其二，工厂和机器的层面。效用递减 率连同人为缩短同一东西的折旧周期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一道，以工厂和机器的长期低效用的形式显示了自身。为了以某种“更先进的”东西代替原有的东西，或者在经济“衰退压力”的条件下让它们闲置，有的机器很少使用，或者甚至还没有试用就废弃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压力的结果而采纳的这些实践，虽然通过‘技术革新’的便捷意识形态被辩护式地合理化了——思维正常的人敢于为人类存在去质疑慈母的必要性吗?——但这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我们在此正在面临着愈加严重的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其三，劳动力本身的层面。这涉及社会上可利用劳动力的使用和闲置，这恰好构成资本矛盾的潜在最具爆发性的方面。以不断增长的失业形式显示出来的劳动力方面的效用递减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逆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可以发现资本对“大众消费者”的欲望日益增大，而另一方面又可发现它对活劳动的需求却日益减少，“统治着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话语的，正是资本的这两种基本但却不可调和的需求之间所具有的对抗性的、并且最终会引爆的矛盾”。梅扎罗斯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用递减的规律反映了“奢侈”的合法化。“对奢侈的全新态度是资本主义借以界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关系的方式所固有的，因而可以突破以使用价值为指向的生产的制约，以及严格限定的与之分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理性化。因此，‘奢侈’的实际复原作为新陈代谢的新调节者，代表了资本制度的一种客观的结构性规则。”只有将“奢侈”合法性，才有可能通过个人消费品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巨大扩张，使以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指向的生产实践合法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效用的递减说明这一制度已没有可能通过自我反思来解决自身的矛盾。无力按照对资本制度具有的深远意义，来设定某些有意义且实践上可观察到的界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资本制度无法给自身设定界限，它也就无法区分孩子的增长和癌症的增长，“因为按照资本的还原性实际等式，以及它们所作的盘旋式的理论概括，二者都引向相同的公分母：‘细胞的生产力’”。结果是，“有用”变成了“可出售”的同义词，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直接的人类需求的联系就被完全切断。“无论一种生产程序是多么荒谬地浪费，只要其产品能够投入市场获利，它必定被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和恰当的形式而受到欢迎。”
第三，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破坏性的自我生产。
梅扎罗斯强调，资本以其放纵的形式不仅驱动了巨大的生产潜能，而且同时还驱动了大量的破坏力。他说：“随着资本主义可行的实践——无论怎样浪费和破坏——的永恒化趋势以及对自我扩张的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要求可能进行干预的选择性探索的受阻，科学技术的客观潜能所预示的生产进步的内在动力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并且确实严重地偏离了轨道。”这种偏离与扭曲主要表现为破坏力的大量释放。如前所述，资本方面需要追求一种“实现”的策略，该策略不仅要克服使市场需要波动的直接界限，同时还要成功地使自身脱离与人的需要和真实消费相联系的使用价值的结构性制约。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由真正以消费为取向的生产向破坏的转移。”这里所说的“破坏性生产”以一般的“浪费性生产”还不是一回事，后者作为“有计划的废弃”，一直在被尝试着。但显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绝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浪费性生产”。“因此，作为处置过度生产资本的主导方式，最基本的浪费形式——即直接破坏所积累的巨额财富量和使用的资源——就成为必要。”当代资本主义正从“浪费性生产”为主转变为“破坏性生产”为主。“在既定生产的参数内，这种变化之所以完全可行的原因，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的‘实现’过程的不正常的立场看，消费和破坏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因此，是通常消费——即人的符合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还是经由破坏的‘消费’将占据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环境下，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取决于谁更为适合，而是取决于谁能够满足资本自我再生的全部要求。”梅扎罗斯明确地指出：“在20世纪西方占统治地位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觉察到有利于第二种因素——即破坏性的虚假消费——的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梅扎罗斯看来，这种资本的破坏性生产实际上是资本的破坏性自我生产，而资本的破坏性自我生产的出现表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完全脱离了“真正生产”的轨道。脱离“真正的生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被资本自身以确保其自身再生产的形式克服”，问题在于，“这种再生产不可避免是作为破坏性的自我再生产，并与真正生产处于对抗之中”。梅扎罗斯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与马克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生产性社会联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资本主义达到了这一阶段，真正生产和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彻底分离在这里不再是某种遥不可及的可能，而是一种对未来具有破坏性寓意的残酷现实。”在这一意义上，资本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它有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刹车闸”，更在于它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根本生存的一种挑战”。梅扎罗斯这样说道：“曾几何时，对生产丰裕和取代匮乏的思考完全与资本主义过程和渴望是一致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的视界之内，这些目标只是呈现在既定制度的最具讽刺性的辩护士们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之中。”面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的自我再生产，什么“生产丰裕”、“取代匮乏”统统成了笑话，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意识形态之中。
第四，资本主义必然要通过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梅扎罗斯指出，通过军国主义生产寻求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被采用，但它的普遍接受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遵循这条指向的路线，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国家从希特勒1933年后的经济奇迹，的书本中取出了一页，并且使之适应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政治实际。”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曾经通过军事扩张来克服危机，当今的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忠实执行者的人则从希特勒那里取得经验，也热衷于此道。而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走上这一条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当通过“操纵性的‘需求管理’的策略”以及通过“‘新政’型的国家干预”相继失效以后，即当凭借这些先后不能解决大量失业和萧条以后，走上这一条道路是其最好的选择。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标志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无疑，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继之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与其相对的经济能力是相称的。然而，不要产生错觉，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好运无关。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以多种方式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相连着。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紧密地相互联系 着，而作为使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桥梁的正是军事/工业复合体，军事/工业复合体在这里显示出了充分的分量和意义。梅扎罗斯特地指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重大创新只是以一种实际有效的方式消除了消费与破坏在文字上的重大差别。”这就是说，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使人们把破坏性的军火生产也误认为是一种消费。“军事/工业复合体成功地消除了由消费者的欲望的界限所界定的对消费领域的传统约束，在这方面，通过以消除各种意图所具有的真实消费需要的方式重建生产和消费的框架，……换句话说，它为生产的寄生的和自我消费的形式配置了大量的、日益增多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而这一部分资源又与人的需要和相应的消费分离和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它甚至能够把人类的整个毁灭被看成是其自身的合理的和最终的目的。”梅扎罗斯还指出，军事/工业复合体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原先“神话般融合的生产者/购买者/消费者只不过成了‘国家’自身”，国家已经集生产者、购买者和消费者于一身。“只有‘国家’能够承诺双重需要：一方面是提供一个永不枯竭的钱袋，以使资本的扩大的自我再生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提供一个深渊，以吞噬所造成的浪费。”通过实施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确实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该模式不仅适应实际上是以为破坏而生产为指向的整个资本制度的日常生活，而且也符合于在理论上能够达到零比率的效用递减率的有偏向的规律”。这次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可能也出现过，但只有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才“被普遍化并变成常规模式”。梅扎罗斯同时还强调，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使科学技术的应用完全朝向破坏性的方向。他这样说道：“作为资本的新要求和规定的结果，科学偏离了它的积极目标，并被赋予帮助增加破坏力及其形式的角色：直接体现在普遍存在的和造成灾难性浪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工资表上，间接体现在有计划地废弃，的服务和其他有独创性的操作实践中。”基于以上的分析，梅扎罗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资本主义在战后，特别是当前的真正创新就在于“从传统的消费模式到一种非常不同的类型的转变”，而“其中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这种新制度的特征是：“一方面生产力和产品都具有制度化的低效用，另一方面，通过对适当重建的生产过程本身的供给/需求关系进行重新界定，生产过剩的后果正在遭受不断的而不是突然的挥霍和破坏”；其三，“正是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这种重要转变，使资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除过去的引人注目的崩溃”，“然而，以这种方式，无论在暂时的意义上，还是就其在整个框架中的结构性定位而言，资本的危机绝不能被彻底克服，而只能‘扩散’。”
梅扎罗斯自认为他的上述分析已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已合乎逻辑地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从古典资本主义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其危机也从周期性危机演变为结构性危机。他还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了这种结构性危机的“新奇性”：其一，它在特征上是普遍的，而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领域；其二，它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而不局限于几个特定的国家；其三，它在时间上是扩展的、持续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永恒的；其四，在展示方式上可以称为是爬行的，这与过去那种剧烈的爆炸与崩溃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也不排除出现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在揭示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相应的特点以后，梅扎罗斯这样说道：“否认这种机器(指当代资本主义这部机器——引者注)的存在和强大将是极为愚蠢的。我们也不能排除或缩小资本赋予自身进行持续自我保护这一已有巨大武库以新手段的能力。然而，现存机器是以不断增长的频率发挥作用的，正如事情今天所表明的，它证明是根本无效的，而这一事实恰好是对这种不断加深的结构性危机之严重性的公正检验。”
梅扎罗斯坚决反对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的再度出现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坚决反对“冒出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作分解’、‘信息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文化不满’等辩护性的陈词滥调”。他反复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危机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结构性的危机。这场结构性的危机会影响社会复合体的总体，包括它与自己的构成部分或亚复合体的一切关系，以及与它相连的其他复合体。而以前所发生的那些非结构性危机，仅仅涉及复合体自身的某些部分，从而就受影响的部分而言，无论它是多么严重，也不可能危及整个结构的继续存在。“一场结构性危机会质疑所涉及的整个复合体的真实存在，因而假定它可以为某些选择性的复合体所超越和取代。”纵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无疑资本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生产、消费和流通都出现了问题，每个维度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关键还在于这三个维度都深受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压力。“只要这种自我扩张的重要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就毫无疑问存在结构性危机。”
他还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并不局限于社会/经济的领域，而是一场包括政治危机在内的制度性危机。“‘市民社会’的深层危机是对政治制度的整个频谱的响亮回应。”在日益增加的更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新的和更有力的“政治保障”。“福利国家”的不光彩消失，最多只是给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危机贴上公开承认的封签，而在过去的若干时间里，在“共识政治”的外衣下，这种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危机一直在激活着。在这种政治制度的危机中，基本矛盾正以先前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危机自我暴露为一般统治的真正危机。”当研讨了梅扎罗斯的上述分析以后，再看他下面一段话确实一点也不感到突兀了：“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制度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理由和合法性已经消失，再多的操纵或公然的压抑也不能重新改造它。因此，当浪费的数十亿可以五十次地供养他们时，却使千百万人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这充分显示了这种统治制度的极大罪恶。”
四、选择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的关键
梅扎罗斯在谈到如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时，阐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即强调“资本最多只能趋于给我们提供选择，而不能通过自己的终止使选择得到解决”。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尽管遭受着沉重的机构性危机，但它自身是无法通过终止自身而使人类的选择得以解决。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能为人们提供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因为资本主义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就为人们选择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梅扎罗斯这样说道，人们对社会主义选择的需要，“并不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全球资本制度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他还说道，他的所有的研究必然会 得出这一结论：“原初的社会主义的设计，如果能以变化了的历史环境的证据做补充，在当前和未来就会重新获得它的生命力”，“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秩序，‘超越资本’的挑战将关注整个人类”。
谈及当今人类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时，梅扎罗斯特别强调这种选择是出于“超越资本”的必然。他反对人们把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前苏联联系在一起，强调“人民只能是撇开而不是由于苏联才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今许多人仍愿意当一个社会主义者，决不是由于迷恋于前苏联，而恰恰是因为撇开了前苏联，基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深重的结构性的危机而做出的选择。事实上，社会主义的设计的重要性比前苏联不知要重要到哪里。作为一种克服资本力量的方式，早在苏联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就曾设想它诞生。“在斯大林主义的梦魇长期被遗忘以后，它还将会以适合改变了的历史环境的方式伴随我们存在。”
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要通过“撇开”前苏联来选择和谈论社会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相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却包含着大量的资本主义因素。因为正是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覆灭，所以这一体制的失败只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他说，他要通过对导致苏联式的体制灾难性失败原因的审查，通过揭示苏联式的体制“仍然被维持在资本制度的限制之内”，即通过揭示苏联实施的是高度等级制，这一制度“以最高的实际可能的比率对剩余劳动进行了政治上的强制的榨取”，处于这一等级制高端的人“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来证明“资本在苏联式体制内的继续统治应被看作要对这种失败负主要责任”。
梅扎罗斯指出，必须承认，苏联一度是强大的，它一直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障以抵御资本主义的联合进攻。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政治上保卫社会主义当然一直是重要的”，但保卫社会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障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社会新陈代谢秩序自身不做重大的、积极的变革，无论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同外部敌对势力做斗争时如何强大，单纯的军事力量决不能够抵抗后资本主义资本的内在分裂和复辟势力，苏联体制的崩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防止倒退主要取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是否有能力把新的社会再生产秩序转变成真正的、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因为一旦这样的社会新陈代谢的再生产方式运行无碍，人们就能以资本“在社会历史上属于落后的、最终完全难以为继”为理由来反对它。如果人们不建立起这样的新的社会再生产秩序，不能证明这种再生产秩序要比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秩序来得优越，那就没有理由超越资本。这种处境与前苏联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前苏联的处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虽然矛盾重重，却成功地掌握着攻击苏联式体制的主动权，以其不断增强的“经济计算能力”和“市场效率”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体制，由于其自身就建立在压制和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根本谈不上保卫什么东西。”
在梅扎罗斯看来，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但超越资本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新的、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的“有机体系”：它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社会整体，它不仅突破了资本自我保护的有机整体的恶性循环，而且将不可逆转地无限发展下去。“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们没有以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自己的目标。”相反，它们走了一条“避难就易”的路线，即“没有彻底地克服资本制度的物质前提就设定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使它们注定失败。这就是说，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去做摧毁原先的“有机整体”这件至关重要同时又十分艰难的事，而一上来就挑那些最容易的修修补补的事情去做，这是导致它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对此，梅扎罗斯非常深刻地指出：“因为原先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的那些不易改变的构成要素具有活跃的复原力，所以，走‘避难就易’的路线的人想摆脱‘有机体系’，但他们迟早会退回到决定‘有机体系’的物质构成要素的那些再生产的因素上去。”那些创建和支配苏联体制的领导人，是在没有对原先的“有机整体”作根本性的触动的前提下搞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些原先的“有机整体”具有极强的复原力，从而即使他们在主观上也真的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这些“复原力”的作用，他们最终也必然会走回头路，“退回到决定‘有机体系’的物质构成要素的那些再生产的因素上去”。例如，他们满足于把私人资本家当作资本人格化的陈旧类型加以“边缘化”，但仅仅“边缘化”怎么行呢?“边缘化”不足以保证建立一种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体系，即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社会整体”获得成功。梅扎罗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种“准备极不充分的政治行动”，而是一种“由联合的生产者所发动的持续更新”的“社会革命”，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必须“把社会的一切要素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继承下来而又不断重构的有机体系中创造出“它所缺乏的器官”，这样才能把自身转变成它自己的、在本质上不同类型的、不可逆转的有机整体。“这种新的有机整体对过去不可逆转，但对未来具有无止境的创造性。”
梅扎罗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前苏联体制所遇到的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体性危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苏联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国家直接管理的后资本主义框架内保护扩大的资本再生产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穷途末路”，“与整个资本制度不断展现的结构性危机完全一致”。基于这种观点，梅扎罗斯进一步指出当苏联垮台时资本的辩护人“欢呼雀跃”，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凯旋”，完全是一种短视的异想天开。他这样说道：“对所有那些愿意睁开眼睛看问题的人来说，那种凯旋不过是幻想，是资本家一厢情愿的想法所无限夸大的部分而已。”他们实在不了解，苏联体制的崩溃并不是资本制度的真正胜利，“反而突出地表明，国家依靠对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强有力的直接干预以彻底解决全球资本制度的危机，是行不通的”。正因为这些人有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正因为他们沉浸在资本主义凯旋的幻觉之中，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宣布：把所有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纳入资本制度，使之成为一员。他们以为一个全球规模的不受干扰地扩张的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来临了。可事实将他们的幻想辗得粉碎，当年的苏联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制度的框架从而导致了毁灭，今天将这些原先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国家进一步推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日益走向万丈深渊。原本以为这样做会挺立起几座资本主义的“大山”，但结果是生出几只“骨瘦如柴的小老鼠”。
梅扎罗斯指出，事实上，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联体制的领袖们即使主观上想建立一种 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另一种类型的再生产秩序，也不得不沿着资本主义的，甚至“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而苏联体制不断加剧的危机，又“导致在统治集团内出现恢复资本主义的压力”。梅扎罗斯对“苏联体制仍然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还做出了具体的论证。他认为，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构成有以下特征：1、为交换而生产到处都存在着；2、劳动力本身像其他东西一样被当作商品；3、利润的驱动是生产的根本调节力量；4、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机制，即生产工具与生产者相分离，采取了固有的经济形式；5、以经济方式榨取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私人占有；6、资本生产遵循宏观世界自己的增长和扩张的经济规则，试图通过直接世界市场走向全球一体化。梅扎罗斯指出，在所有这些特征中，唯有第4个特征在苏联体制下还存在着，而其他特征则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但即使第4个特征其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剩余劳动的榨取受到政治而不是经济的调节”。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从传统的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转变到以政治调节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可行形式，其必然性无法避免。”梅扎罗斯强调，正是这第4个特征表明苏联体制仍然是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的。而真正能充分说明苏联体制仍然是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的主要还不在于此。梅扎罗斯认为，对此只要看一看苏联体制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持其严格的统治的就一清二楚了：一是制造物质需要，用它来框定总体生活过程；二是沿袭原先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与“自由个性的发展”相背离；三是保持现有的生产结构和科学知识的客观结构，这二者原先产生于资本生产的框架；四是维持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无论这种联系采取的是“和平竞争”的形式还是“潜在敌对”的形式。这四个方面是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条件，而也正是这四个方面表明资本统治的一些基础在苏联体制下还牢固地存在着。
在梅扎罗斯看来，由于苏联体制是在资本的统治下走向灭亡的，所以戈尔巴乔夫后来把苏联体制进一步推向资本主义必然给苏联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他们所实施的改革只是把原先的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推向一般形式的资本主义。其核心就是“从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向经济榨取的转变”。梅扎罗斯这样说道：“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所谓‘新思维’不过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某些陈旧的思想投降，它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确定新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基本理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和市场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和“人类文明的主要成就”的具体体现，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化来解决前苏联的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框架内，尽管还在谈论“人民的需要”和“公平地分配财富”之类骗人的话语，但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旨在“重新界定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当然，戈尔巴乔夫进行这种改革的最后的结果是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后资本主义的资本体制分崩离析和改革本身的彻底失败”。在改革令人兴奋的时期，人们把市场化的拥护者们所实行的市场化百般称颂并合理化为“社会主义革新的保障”。然而，随着市场化的逻辑向前延伸，从以政治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转变为主要以经济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尝试遇到了最为引人注目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只是‘社会主义革新’变成了‘痛苦地建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难以下咽的苦果。这些矛盾也出现在这一方式中，通过这一方式，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进程的合法化，不得不被弄得极其混乱。”起先，“市场机制”是作为实现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承诺的“社会主义的复兴”和“自由与民主”这些高尚目标的必要手段而提出来的，到最后，它却成为为自证其是的目的自身，一切事物都要屈从于它。自然，在那些作为资本人格化的新贵们眼里，为了达到他们从中受益的目标，任何代价都不算太高。如果在实现他们向往的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独裁者出现，他们也会加以欢迎。这种独裁者不仅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甚至还能够得到把自己重新界定为“新商业阶级”的统治精英的更大支持。“正是这点证明，苏联所尝试的不仅是没有人民和反人民的‘改革’和‘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启发意义可言。”梅扎罗斯无比坚定地指出：“没有人民和反对人民的改革必然会失败。”
苏联体制的历史以及对苏联体制改革的历史都证明，无论是对剩余劳动实施政治榨取也好，还是对剩余劳动实施经济榨取也好，只要仍然是在资本统治的领域内，国家和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要真正超越资本，唯一的出路是选择一种与前苏联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梅扎罗斯指出，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按社会主义的公共的生产和消费制度的原则来确定”。具体地说就是：
联合的生产者对劳动过程进行以质量为取向的调控，取代政治或经济上对预先确定的、机械限定的生产和消费目标的超强迫接受；
自下实施社会主义结算和真正计划的制度，取代自上强加给社会的杜撰的假计划，由于推行这种假计划的制度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特征，后者必定是不现实的；
通过有计划的活动交换调节社会成员，取代苏联式的后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中对劳动力和产品的独断的政治指导和分配，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拜物教的商品交换；
通过自决的物质和道德激励的制度刺激单个生产者，取代以残忍强迫的斯达汉诺夫准则或市场的暴政对他们的统治；
通过发挥劳动者的决策能力使社会成员自觉承担责任变得有意义和实际成为可能，取代标志和损害各种资本制度的制度化的不承担责任。
梅扎罗斯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主要操作原则”。他承认，实施这些原则是十分困难的。在他看来难就难在：
当捍卫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必要的连续性时，造成一种彻底变革；
对整个社会大厦要进行“重头到脚”的重建，又不能简单地为了重建的目的而推倒它；
在联合的生产者的创造性企业中，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分裂发展为他们的结合；
实现决策权的真正自主和分散化，同它们现存的如果没有“官僚”就不可能运作的积聚和集中正好相反；
通过工作和决策的功能的统一，超越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分工和“循环惰性”；
通过建构公开自治的新形式，清除到处盛行的政府的不透明性。
梅扎罗斯强调，尽管存在着这一系列的难题，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这些难题的存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尚在实践过程中，而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避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正从根基上影响资本的统治方式，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是人类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由，人类必将选择社会主义这一点是不可选择的。超越资本是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超越资本是必然的，从而人类选择社会主义也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宣扬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实际上应正确地说，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别无选择”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充分地看出，梅扎罗斯对超越资本，选择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与此同时，他在认真检讨苏联体制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所做的种种设想，也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段志超
关键词：超越资本；别无选择；资本的失控；结构性危机；选择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7)04—0010—08
三、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危机
在上面论述表明资本失控的种种问题时，梅扎罗斯实际上强调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景气现象都是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黑洞”相关。在他看来，正因为现在处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一些人眼中“先进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无法阻挡的，从而说清楚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要解决目前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梅扎罗斯从各个角度来说明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需求与财富生产之间的脱节。
梅扎罗斯认为，观察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社会的再生产的实践“从属于不断扩张的资本生产的异化规则”，而“不考虑它对人类需求的意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全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生产，而仅仅是为了财富而生产。“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这恰好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产生财富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为了使财富的生产成为人的目标，就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并使之处于后者的支配之下。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资本取得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关键在于由于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从而需求的既定界限就限制不了资本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指向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在现存需求的前面，并成为对后者的强大刺激。”资本主义社会将财富的生产作为吸引一切的目标强加给人类，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财产的拜物教”。在“财产的拜物教”的笼罩下，到处显现出来的是“物化的量化”，与此同时，对“活劳动的功能的异化的、非人道的摧残”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对于这种后果，梅扎罗斯揭露说：“而且，使事情更糟的是，鉴于对生产工人的效能(或价值)就像对机车一样，同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的会计框架中以适当的精确性进行客观评价——而且恰恰是这样，机器才成为生产性工人的直接竞争者——被归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非生产的和寄生的成分(从欺诈的股票市场操纵者，到反对工会的劳动关系‘专家’，以及商业或政治广告的代理商)的‘等值’就向最任性的规定开放。诚然，我们越是接近‘发达资本主义’的最发达的阶段，就越是说明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梅扎罗斯的这段话虽然比较晦涩，但所阐述的道理十分深刻：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为了财富而生产，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必然会“在资本主义的会计框架中”对生产工人的效能进行“精确的客观评价”。问题在于，与此同时，也必然把这一方法使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非生产的和寄生的成分”。显然，之所以要用同样的方法衡量这两种不同的人，目的在于说明后者的效能远远高于前者，于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这样，在对资本制度的非生产性和寄生的成分对社会财富的生产有没有贡献缺乏任何客观尺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宰者必然会肆意地夸大自己的贡献。“更确切地说，无论作为‘行业首脑’或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守卫者，他们自身可以任意地决定有利于他们在资本的命令结构中所处的特权地位的财富分配过程。因此，为了对受伤害者加以侮辱，他们可以荒谬地将自己抬高到‘财富创造者’的崇高地位，以便与这种地位相一致，可以占有他们绝对没有做过实质性贡献的社会产品的主要部分。”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政治守卫者和行业首脑之所以具有他们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形象，他们之所以能占有那些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的社会产品，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与财富生产之间的脱节，以及以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向着非生产的寄生的成分方向转变”。他还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资本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他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矛盾是资本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基本对抗中所固有的，因而是不可超越的。”梅扎罗斯在这里强调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根本无法消解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向性原则的内在局限性就是在这里凸现的”，“仅仅按照扩大‘财富的生产’，是不能解决既定制度的深刻危机的”。
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效用必然递减。
梅扎罗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只有大量从前相对于耐用商品范畴的商品被以最快速度人为地消耗掉，即过早地废弃掉，“挥霍性社会”才能建立连续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这样，作为一个生产体系，它甚至只有以在生产寿命完结之前必须扔到垃圾堆的方式操纵所谓“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才能维持自身。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取得了“从使‘商品的使用寿命’最大化到普遍浪费型生产的胜利”。他把此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用递减”。在他看来，这种效用递减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所有三个层面都产生着消极影响：其一，产品和服务的层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设计出各种供人们大量高消费的产品，削减这些产品的效用，故意缩短它们的寿命，将过度生产的商品的连续供应投入加速循环的旋涡，有计划地废弃“耐用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行为。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去做，倘若超过了一定的度，“为‘大量高消费’所预定的商品就不再足以将生产的扩张之危机的群狼拒之门外”。其二，工厂和机器的层面。效用递减 率连同人为缩短同一东西的折旧周期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一道，以工厂和机器的长期低效用的形式显示了自身。为了以某种“更先进的”东西代替原有的东西，或者在经济“衰退压力”的条件下让它们闲置，有的机器很少使用，或者甚至还没有试用就废弃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压力的结果而采纳的这些实践，虽然通过‘技术革新’的便捷意识形态被辩护式地合理化了——思维正常的人敢于为人类存在去质疑慈母的必要性吗?——但这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我们在此正在面临着愈加严重的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其三，劳动力本身的层面。这涉及社会上可利用劳动力的使用和闲置，这恰好构成资本矛盾的潜在最具爆发性的方面。以不断增长的失业形式显示出来的劳动力方面的效用递减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逆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可以发现资本对“大众消费者”的欲望日益增大，而另一方面又可发现它对活劳动的需求却日益减少，“统治着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话语的，正是资本的这两种基本但却不可调和的需求之间所具有的对抗性的、并且最终会引爆的矛盾”。梅扎罗斯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用递减的规律反映了“奢侈”的合法化。“对奢侈的全新态度是资本主义借以界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关系的方式所固有的，因而可以突破以使用价值为指向的生产的制约，以及严格限定的与之分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理性化。因此，‘奢侈’的实际复原作为新陈代谢的新调节者，代表了资本制度的一种客观的结构性规则。”只有将“奢侈”合法性，才有可能通过个人消费品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巨大扩张，使以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指向的生产实践合法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效用的递减说明这一制度已没有可能通过自我反思来解决自身的矛盾。无力按照对资本制度具有的深远意义，来设定某些有意义且实践上可观察到的界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资本制度无法给自身设定界限，它也就无法区分孩子的增长和癌症的增长，“因为按照资本的还原性实际等式，以及它们所作的盘旋式的理论概括，二者都引向相同的公分母：‘细胞的生产力’”。结果是，“有用”变成了“可出售”的同义词，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直接的人类需求的联系就被完全切断。“无论一种生产程序是多么荒谬地浪费，只要其产品能够投入市场获利，它必定被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和恰当的形式而受到欢迎。”
第三，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破坏性的自我生产。
梅扎罗斯强调，资本以其放纵的形式不仅驱动了巨大的生产潜能，而且同时还驱动了大量的破坏力。他说：“随着资本主义可行的实践——无论怎样浪费和破坏——的永恒化趋势以及对自我扩张的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要求可能进行干预的选择性探索的受阻，科学技术的客观潜能所预示的生产进步的内在动力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并且确实严重地偏离了轨道。”这种偏离与扭曲主要表现为破坏力的大量释放。如前所述，资本方面需要追求一种“实现”的策略，该策略不仅要克服使市场需要波动的直接界限，同时还要成功地使自身脱离与人的需要和真实消费相联系的使用价值的结构性制约。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由真正以消费为取向的生产向破坏的转移。”这里所说的“破坏性生产”以一般的“浪费性生产”还不是一回事，后者作为“有计划的废弃”，一直在被尝试着。但显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绝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浪费性生产”。“因此，作为处置过度生产资本的主导方式，最基本的浪费形式——即直接破坏所积累的巨额财富量和使用的资源——就成为必要。”当代资本主义正从“浪费性生产”为主转变为“破坏性生产”为主。“在既定生产的参数内，这种变化之所以完全可行的原因，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的‘实现’过程的不正常的立场看，消费和破坏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因此，是通常消费——即人的符合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还是经由破坏的‘消费’将占据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环境下，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取决于谁更为适合，而是取决于谁能够满足资本自我再生的全部要求。”梅扎罗斯明确地指出：“在20世纪西方占统治地位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觉察到有利于第二种因素——即破坏性的虚假消费——的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梅扎罗斯看来，这种资本的破坏性生产实际上是资本的破坏性自我生产，而资本的破坏性自我生产的出现表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完全脱离了“真正生产”的轨道。脱离“真正的生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被资本自身以确保其自身再生产的形式克服”，问题在于，“这种再生产不可避免是作为破坏性的自我再生产，并与真正生产处于对抗之中”。梅扎罗斯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与马克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生产性社会联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资本主义达到了这一阶段，真正生产和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彻底分离在这里不再是某种遥不可及的可能，而是一种对未来具有破坏性寓意的残酷现实。”在这一意义上，资本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它有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刹车闸”，更在于它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根本生存的一种挑战”。梅扎罗斯这样说道：“曾几何时，对生产丰裕和取代匮乏的思考完全与资本主义过程和渴望是一致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的视界之内，这些目标只是呈现在既定制度的最具讽刺性的辩护士们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之中。”面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的自我再生产，什么“生产丰裕”、“取代匮乏”统统成了笑话，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意识形态之中。
第四，资本主义必然要通过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梅扎罗斯指出，通过军国主义生产寻求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被采用，但它的普遍接受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遵循这条指向的路线，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国家从希特勒1933年后的经济奇迹，的书本中取出了一页，并且使之适应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政治实际。”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曾经通过军事扩张来克服危机，当今的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忠实执行者的人则从希特勒那里取得经验，也热衷于此道。而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走上这一条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当通过“操纵性的‘需求管理’的策略”以及通过“‘新政’型的国家干预”相继失效以后，即当凭借这些先后不能解决大量失业和萧条以后，走上这一条道路是其最好的选择。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标志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无疑，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继之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与其相对的经济能力是相称的。然而，不要产生错觉，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好运无关。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以多种方式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相连着。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紧密地相互联系 着，而作为使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桥梁的正是军事/工业复合体，军事/工业复合体在这里显示出了充分的分量和意义。梅扎罗斯特地指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重大创新只是以一种实际有效的方式消除了消费与破坏在文字上的重大差别。”这就是说，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使人们把破坏性的军火生产也误认为是一种消费。“军事/工业复合体成功地消除了由消费者的欲望的界限所界定的对消费领域的传统约束，在这方面，通过以消除各种意图所具有的真实消费需要的方式重建生产和消费的框架，……换句话说，它为生产的寄生的和自我消费的形式配置了大量的、日益增多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而这一部分资源又与人的需要和相应的消费分离和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它甚至能够把人类的整个毁灭被看成是其自身的合理的和最终的目的。”梅扎罗斯还指出，军事/工业复合体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原先“神话般融合的生产者/购买者/消费者只不过成了‘国家’自身”，国家已经集生产者、购买者和消费者于一身。“只有‘国家’能够承诺双重需要：一方面是提供一个永不枯竭的钱袋，以使资本的扩大的自我再生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提供一个深渊，以吞噬所造成的浪费。”通过实施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确实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该模式不仅适应实际上是以为破坏而生产为指向的整个资本制度的日常生活，而且也符合于在理论上能够达到零比率的效用递减率的有偏向的规律”。这次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可能也出现过，但只有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才“被普遍化并变成常规模式”。梅扎罗斯同时还强调，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使科学技术的应用完全朝向破坏性的方向。他这样说道：“作为资本的新要求和规定的结果，科学偏离了它的积极目标，并被赋予帮助增加破坏力及其形式的角色：直接体现在普遍存在的和造成灾难性浪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工资表上，间接体现在有计划地废弃，的服务和其他有独创性的操作实践中。”基于以上的分析，梅扎罗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资本主义在战后，特别是当前的真正创新就在于“从传统的消费模式到一种非常不同的类型的转变”，而“其中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这种新制度的特征是：“一方面生产力和产品都具有制度化的低效用，另一方面，通过对适当重建的生产过程本身的供给/需求关系进行重新界定，生产过剩的后果正在遭受不断的而不是突然的挥霍和破坏”；其三，“正是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这种重要转变，使资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除过去的引人注目的崩溃”，“然而，以这种方式，无论在暂时的意义上，还是就其在整个框架中的结构性定位而言，资本的危机绝不能被彻底克服，而只能‘扩散’。”
梅扎罗斯自认为他的上述分析已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已合乎逻辑地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从古典资本主义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其危机也从周期性危机演变为结构性危机。他还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了这种结构性危机的“新奇性”：其一，它在特征上是普遍的，而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领域；其二，它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而不局限于几个特定的国家；其三，它在时间上是扩展的、持续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永恒的；其四，在展示方式上可以称为是爬行的，这与过去那种剧烈的爆炸与崩溃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也不排除出现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在揭示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相应的特点以后，梅扎罗斯这样说道：“否认这种机器(指当代资本主义这部机器——引者注)的存在和强大将是极为愚蠢的。我们也不能排除或缩小资本赋予自身进行持续自我保护这一已有巨大武库以新手段的能力。然而，现存机器是以不断增长的频率发挥作用的，正如事情今天所表明的，它证明是根本无效的，而这一事实恰好是对这种不断加深的结构性危机之严重性的公正检验。”
梅扎罗斯坚决反对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的再度出现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坚决反对“冒出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作分解’、‘信息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文化不满’等辩护性的陈词滥调”。他反复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危机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结构性的危机。这场结构性的危机会影响社会复合体的总体，包括它与自己的构成部分或亚复合体的一切关系，以及与它相连的其他复合体。而以前所发生的那些非结构性危机，仅仅涉及复合体自身的某些部分，从而就受影响的部分而言，无论它是多么严重，也不可能危及整个结构的继续存在。“一场结构性危机会质疑所涉及的整个复合体的真实存在，因而假定它可以为某些选择性的复合体所超越和取代。”纵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无疑资本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生产、消费和流通都出现了问题，每个维度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关键还在于这三个维度都深受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压力。“只要这种自我扩张的重要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就毫无疑问存在结构性危机。”
他还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并不局限于社会/经济的领域，而是一场包括政治危机在内的制度性危机。“‘市民社会’的深层危机是对政治制度的整个频谱的响亮回应。”在日益增加的更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新的和更有力的“政治保障”。“福利国家”的不光彩消失，最多只是给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危机贴上公开承认的封签，而在过去的若干时间里，在“共识政治”的外衣下，这种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危机一直在激活着。在这种政治制度的危机中，基本矛盾正以先前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危机自我暴露为一般统治的真正危机。”当研讨了梅扎罗斯的上述分析以后，再看他下面一段话确实一点也不感到突兀了：“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制度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理由和合法性已经消失，再多的操纵或公然的压抑也不能重新改造它。因此，当浪费的数十亿可以五十次地供养他们时，却使千百万人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这充分显示了这种统治制度的极大罪恶。”
四、选择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的关键
梅扎罗斯在谈到如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时，阐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即强调“资本最多只能趋于给我们提供选择，而不能通过自己的终止使选择得到解决”。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尽管遭受着沉重的机构性危机，但它自身是无法通过终止自身而使人类的选择得以解决。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能为人们提供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因为资本主义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就为人们选择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梅扎罗斯这样说道，人们对社会主义选择的需要，“并不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全球资本制度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他还说道，他的所有的研究必然会 得出这一结论：“原初的社会主义的设计，如果能以变化了的历史环境的证据做补充，在当前和未来就会重新获得它的生命力”，“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秩序，‘超越资本’的挑战将关注整个人类”。
谈及当今人类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时，梅扎罗斯特别强调这种选择是出于“超越资本”的必然。他反对人们把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前苏联联系在一起，强调“人民只能是撇开而不是由于苏联才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今许多人仍愿意当一个社会主义者，决不是由于迷恋于前苏联，而恰恰是因为撇开了前苏联，基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深重的结构性的危机而做出的选择。事实上，社会主义的设计的重要性比前苏联不知要重要到哪里。作为一种克服资本力量的方式，早在苏联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就曾设想它诞生。“在斯大林主义的梦魇长期被遗忘以后，它还将会以适合改变了的历史环境的方式伴随我们存在。”
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要通过“撇开”前苏联来选择和谈论社会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相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却包含着大量的资本主义因素。因为正是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覆灭，所以这一体制的失败只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他说，他要通过对导致苏联式的体制灾难性失败原因的审查，通过揭示苏联式的体制“仍然被维持在资本制度的限制之内”，即通过揭示苏联实施的是高度等级制，这一制度“以最高的实际可能的比率对剩余劳动进行了政治上的强制的榨取”，处于这一等级制高端的人“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来证明“资本在苏联式体制内的继续统治应被看作要对这种失败负主要责任”。
梅扎罗斯指出，必须承认，苏联一度是强大的，它一直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障以抵御资本主义的联合进攻。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政治上保卫社会主义当然一直是重要的”，但保卫社会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障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社会新陈代谢秩序自身不做重大的、积极的变革，无论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同外部敌对势力做斗争时如何强大，单纯的军事力量决不能够抵抗后资本主义资本的内在分裂和复辟势力，苏联体制的崩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防止倒退主要取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是否有能力把新的社会再生产秩序转变成真正的、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因为一旦这样的社会新陈代谢的再生产方式运行无碍，人们就能以资本“在社会历史上属于落后的、最终完全难以为继”为理由来反对它。如果人们不建立起这样的新的社会再生产秩序，不能证明这种再生产秩序要比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秩序来得优越，那就没有理由超越资本。这种处境与前苏联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前苏联的处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虽然矛盾重重，却成功地掌握着攻击苏联式体制的主动权，以其不断增强的“经济计算能力”和“市场效率”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体制，由于其自身就建立在压制和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根本谈不上保卫什么东西。”
在梅扎罗斯看来，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但超越资本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新的、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的“有机体系”：它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社会整体，它不仅突破了资本自我保护的有机整体的恶性循环，而且将不可逆转地无限发展下去。“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们没有以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自己的目标。”相反，它们走了一条“避难就易”的路线，即“没有彻底地克服资本制度的物质前提就设定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使它们注定失败。这就是说，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去做摧毁原先的“有机整体”这件至关重要同时又十分艰难的事，而一上来就挑那些最容易的修修补补的事情去做，这是导致它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对此，梅扎罗斯非常深刻地指出：“因为原先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的那些不易改变的构成要素具有活跃的复原力，所以，走‘避难就易’的路线的人想摆脱‘有机体系’，但他们迟早会退回到决定‘有机体系’的物质构成要素的那些再生产的因素上去。”那些创建和支配苏联体制的领导人，是在没有对原先的“有机整体”作根本性的触动的前提下搞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些原先的“有机整体”具有极强的复原力，从而即使他们在主观上也真的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这些“复原力”的作用，他们最终也必然会走回头路，“退回到决定‘有机体系’的物质构成要素的那些再生产的因素上去”。例如，他们满足于把私人资本家当作资本人格化的陈旧类型加以“边缘化”，但仅仅“边缘化”怎么行呢?“边缘化”不足以保证建立一种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体系，即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社会整体”获得成功。梅扎罗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种“准备极不充分的政治行动”，而是一种“由联合的生产者所发动的持续更新”的“社会革命”，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必须“把社会的一切要素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继承下来而又不断重构的有机体系中创造出“它所缺乏的器官”，这样才能把自身转变成它自己的、在本质上不同类型的、不可逆转的有机整体。“这种新的有机整体对过去不可逆转，但对未来具有无止境的创造性。”
梅扎罗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前苏联体制所遇到的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体性危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苏联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国家直接管理的后资本主义框架内保护扩大的资本再生产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穷途末路”，“与整个资本制度不断展现的结构性危机完全一致”。基于这种观点，梅扎罗斯进一步指出当苏联垮台时资本的辩护人“欢呼雀跃”，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凯旋”，完全是一种短视的异想天开。他这样说道：“对所有那些愿意睁开眼睛看问题的人来说，那种凯旋不过是幻想，是资本家一厢情愿的想法所无限夸大的部分而已。”他们实在不了解，苏联体制的崩溃并不是资本制度的真正胜利，“反而突出地表明，国家依靠对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强有力的直接干预以彻底解决全球资本制度的危机，是行不通的”。正因为这些人有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正因为他们沉浸在资本主义凯旋的幻觉之中，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宣布：把所有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纳入资本制度，使之成为一员。他们以为一个全球规模的不受干扰地扩张的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来临了。可事实将他们的幻想辗得粉碎，当年的苏联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制度的框架从而导致了毁灭，今天将这些原先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国家进一步推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日益走向万丈深渊。原本以为这样做会挺立起几座资本主义的“大山”，但结果是生出几只“骨瘦如柴的小老鼠”。
梅扎罗斯指出，事实上，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联体制的领袖们即使主观上想建立一种 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另一种类型的再生产秩序，也不得不沿着资本主义的，甚至“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而苏联体制不断加剧的危机，又“导致在统治集团内出现恢复资本主义的压力”。梅扎罗斯对“苏联体制仍然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还做出了具体的论证。他认为，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构成有以下特征：1、为交换而生产到处都存在着；2、劳动力本身像其他东西一样被当作商品；3、利润的驱动是生产的根本调节力量；4、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机制，即生产工具与生产者相分离，采取了固有的经济形式；5、以经济方式榨取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私人占有；6、资本生产遵循宏观世界自己的增长和扩张的经济规则，试图通过直接世界市场走向全球一体化。梅扎罗斯指出，在所有这些特征中，唯有第4个特征在苏联体制下还存在着，而其他特征则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但即使第4个特征其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剩余劳动的榨取受到政治而不是经济的调节”。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从传统的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转变到以政治调节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可行形式，其必然性无法避免。”梅扎罗斯强调，正是这第4个特征表明苏联体制仍然是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的。而真正能充分说明苏联体制仍然是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的主要还不在于此。梅扎罗斯认为，对此只要看一看苏联体制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持其严格的统治的就一清二楚了：一是制造物质需要，用它来框定总体生活过程；二是沿袭原先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与“自由个性的发展”相背离；三是保持现有的生产结构和科学知识的客观结构，这二者原先产生于资本生产的框架；四是维持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无论这种联系采取的是“和平竞争”的形式还是“潜在敌对”的形式。这四个方面是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条件，而也正是这四个方面表明资本统治的一些基础在苏联体制下还牢固地存在着。
在梅扎罗斯看来，由于苏联体制是在资本的统治下走向灭亡的，所以戈尔巴乔夫后来把苏联体制进一步推向资本主义必然给苏联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他们所实施的改革只是把原先的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推向一般形式的资本主义。其核心就是“从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向经济榨取的转变”。梅扎罗斯这样说道：“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所谓‘新思维’不过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某些陈旧的思想投降，它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确定新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基本理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和市场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和“人类文明的主要成就”的具体体现，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化来解决前苏联的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框架内，尽管还在谈论“人民的需要”和“公平地分配财富”之类骗人的话语，但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旨在“重新界定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当然，戈尔巴乔夫进行这种改革的最后的结果是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后资本主义的资本体制分崩离析和改革本身的彻底失败”。在改革令人兴奋的时期，人们把市场化的拥护者们所实行的市场化百般称颂并合理化为“社会主义革新的保障”。然而，随着市场化的逻辑向前延伸，从以政治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转变为主要以经济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尝试遇到了最为引人注目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只是‘社会主义革新’变成了‘痛苦地建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难以下咽的苦果。这些矛盾也出现在这一方式中，通过这一方式，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进程的合法化，不得不被弄得极其混乱。”起先，“市场机制”是作为实现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承诺的“社会主义的复兴”和“自由与民主”这些高尚目标的必要手段而提出来的，到最后，它却成为为自证其是的目的自身，一切事物都要屈从于它。自然，在那些作为资本人格化的新贵们眼里，为了达到他们从中受益的目标，任何代价都不算太高。如果在实现他们向往的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独裁者出现，他们也会加以欢迎。这种独裁者不仅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甚至还能够得到把自己重新界定为“新商业阶级”的统治精英的更大支持。“正是这点证明，苏联所尝试的不仅是没有人民和反人民的‘改革’和‘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启发意义可言。”梅扎罗斯无比坚定地指出：“没有人民和反对人民的改革必然会失败。”
苏联体制的历史以及对苏联体制改革的历史都证明，无论是对剩余劳动实施政治榨取也好，还是对剩余劳动实施经济榨取也好，只要仍然是在资本统治的领域内，国家和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要真正超越资本，唯一的出路是选择一种与前苏联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梅扎罗斯指出，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按社会主义的公共的生产和消费制度的原则来确定”。具体地说就是：
联合的生产者对劳动过程进行以质量为取向的调控，取代政治或经济上对预先确定的、机械限定的生产和消费目标的超强迫接受；
自下实施社会主义结算和真正计划的制度，取代自上强加给社会的杜撰的假计划，由于推行这种假计划的制度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特征，后者必定是不现实的；
通过有计划的活动交换调节社会成员，取代苏联式的后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中对劳动力和产品的独断的政治指导和分配，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拜物教的商品交换；
通过自决的物质和道德激励的制度刺激单个生产者，取代以残忍强迫的斯达汉诺夫准则或市场的暴政对他们的统治；
通过发挥劳动者的决策能力使社会成员自觉承担责任变得有意义和实际成为可能，取代标志和损害各种资本制度的制度化的不承担责任。
梅扎罗斯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主要操作原则”。他承认，实施这些原则是十分困难的。在他看来难就难在：
当捍卫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必要的连续性时，造成一种彻底变革；
对整个社会大厦要进行“重头到脚”的重建，又不能简单地为了重建的目的而推倒它；
在联合的生产者的创造性企业中，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分裂发展为他们的结合；
实现决策权的真正自主和分散化，同它们现存的如果没有“官僚”就不可能运作的积聚和集中正好相反；
通过工作和决策的功能的统一，超越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分工和“循环惰性”；
通过建构公开自治的新形式，清除到处盛行的政府的不透明性。
梅扎罗斯强调，尽管存在着这一系列的难题，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这些难题的存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尚在实践过程中，而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避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正从根基上影响资本的统治方式，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是人类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由，人类必将选择社会主义这一点是不可选择的。超越资本是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超越资本是必然的，从而人类选择社会主义也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宣扬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实际上应正确地说，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别无选择”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充分地看出，梅扎罗斯对超越资本，选择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与此同时，他在认真检讨苏联体制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所做的种种设想，也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