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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隧道效应”是指政府的收入政策输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者逐渐走向富裕，社会财富通道畅通，后者始终保持着达到富裕即冲出隧道的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怀疑制度的合法性而是认同自己努力不足。然而，收入分配政策“隧道效应”的消退，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从而动摇制度的合法性。从政策输出的视角分析，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收入分配的“隧道效应”。
关键词：“隧道效应”；政策输出；马太效应；企业家精神；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05-02
一、“隧道效应”的阐释及其意义
隧道效应是指保持隧道的畅通，使前者能够尽快走出隧道，后者也能跟进从而尽快通过隧道。如果隧道效应消失，冲出隧道的前者将越走越远，后者却拥堵在隧道内，永无走出隧道的希望，前后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隧道效应”是指政府的收入政策输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者逐渐走向富裕，社会财富通道畅通，后者始终保持着达到富裕即冲出隧道的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怀疑制度的合法性而是认同自己努力不足。
另一方面，隧道效应的存在并不否认社会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隧道效应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并要求政府通过恰当的政策输出与制度建构来保证这一带动的顺利实施，在其中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为后来者创造最大程度上的机会平等，保持社会财富流动的合理有序。隧道效应的立足点在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正如罗尔斯在其经典著作《正义论》中所描述的正义原则，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有助于创造机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维护社会制度这个“无知之幕”的合法性[1] 。这一切条件的实施，都需要政府恰当的政策输出来保持这一体制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最优中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证明，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穷多的。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入分配含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仍然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特定的资源配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回答了这个问题。依照这一定理，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都可以借助于将对个人初始禀赋的适当再分配作为一种竞争市场均衡来实现。这样，政府干预可以仅限于改变市场运行的参数，而不是改变市场机制本身[2] 。
二、分配政策中“隧道效应”弱化甚至消失的原因
为什么政府分配政策输出中的“隧道效应”会发生弱化甚至逐渐消失呢？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综合造成的结果。笔者认为，制度和政策的缺失与不完善是隧道效应逐渐弱化的根源。
首先，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定位不明确，有逐渐取代市场调控社会经济的强烈趋向。有人曾经形象地称现在的时代是政策输出的时代，政府导向的经济开始了，市场被踢掉了，市场的作用正在不断地被政策调整所取代。在这里，笔者不是认为政府的政策输出不应该，而是认为政府的政策输出过当了，需要矫枉过正，特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为什么这样解释呢，第一，按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点，政府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定利益的“经济人”，政府也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计算，在这一点上，政府也是理性的。政府的利益实现首先体现在对产权等资源的分派上。按照常理，政府的产权分配应该在遵循竞争性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分配，然而，政府的对产权的分配却常常陷入“诺斯悖论”，即政府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将产权做有特定偏向性的分配，而这种偏向常常是有悖于公平的原则，也常常偏向于既得利益集团，使社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政府的分配政策需要保持克制和划分自身的边界[3] 。
其次，政府的分配政策如果忽视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也会导致隧道效应的逐渐消失。笔者定义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指接受竞争性市场机制调节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主创业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渊源，主要表现在：竞争、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效益的最优化，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经济人”假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也包括对社会的责任的适度担当，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定位。拥有高水平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必然是一种良性发展的经济，因为它保护了社会的竞争潜力和资源的合理流动。一个国家的分配政策，恰恰反映了政府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与应用。分配政策输出的隧道效应也体现在企业家精神的彰显上。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所创制出的分配政策能够使企业家精神更好的彰显，则这种精神就会进一步刺激隧道效应的显现，体现在先富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惠及大众，并产生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促使财富流通的顺畅，始终保持“隧道”的畅通，这个隧道既是政策上的，也是体制上的。反之，如果分配政策不增加反而抑制隧道效应的挥发，则会限制企业家精神的彰显，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营企业的羸弱，社会生产力的下降，经济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使整体的社会效益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就业率大幅缩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而大量的财富聚集在少数金融投机资本的手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从整体上动摇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再次，政府对产业结构和本国经济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判断不合理，导致在分配政策的输出上对民营资本过度干涉，从而削弱了隧道效应的发挥。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写到的那样：“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4] 政府错误地估计了自身的产业结构的优势和劣势，盲目地追求产业的更新换代与急剧升级，导致大批民营资本无法承受剧烈变动所造成的风险，从而纷纷从原来从事的产业中外逃。另一方面，从产业经济中逃出的民营资本无路可去，只能进入金融、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成为金融资本或者投机资本，从而大大加剧经济发展泡沫化的风险，造成社会经济体制整体的不稳定，从根本上动摇生产力的基础。 三、政府如何加强“隧道效应”
首先，政府对于发展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效率和公平”并重，在分配政策的输出上要将二者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是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防止收入的平均化分配，防止平均用力，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为效率牺牲公平和为公平牺牲效率都是极不可取的。政府只有在分配政策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最终达成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帕累托最优”，使社会财富的流通顺畅便捷，产生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机会平等的“隧道效应”。这在保持效率和公平平衡的同时也体现了正义的原则。
其次，政府的分配政策输出应该大力保障企业家精神的彰显。特别是政府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以及对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培育，保障财富在市场机制中的充分流动性。政府的分配政策要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对国有企业的分配要适度。同时，也要通过分配政策的引导将国有企业导向合理的范围，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上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划界，防止其过度扩张而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对竞争性市场均衡的破坏。政府的分配政策输出要走出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公平与效率平衡且保持经济发展良性健康的角度分配产权和资源。只有如此，政府才能走出自我设定的“诺斯悖论”，避免外部不经济行为的出现，从政策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为隧道效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创造一个广阔的制度空间，使经济能够从整体上推进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就要水平和生活质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再次，政府要合理定位产业结构，认清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了解自身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合理地进行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通过适当地分配政策引导产业对于社会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的消化与吸收，在循序渐进中提升自己的产业水平，促进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居民收入能够有所提高[5] 。切忌不可贪多求快，忽视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日后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只有在分配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之后，政策输出中的隧道效应才能得到更好的彰显。
四、结语
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隧道效应”是指政府的收入政策输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者逐渐走向富裕，社会财富通道畅通，后者始终保持着达到富裕即冲出隧道的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怀疑制度的合法性而是认同自己努力不足。然而，收入分配政策“隧道效应”的消退，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后来者永无成功的希望，从而动摇制度的合法性。从政策输出的视角分析，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防止收入的平均化分配，保护企业家精神，合理定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保护收入分配的“隧道效应”。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分配政策输出结果的功能主义分析来探寻其中防止隧道效应缩小的制度和空间，为增强政策分配中的隧道效应进行一些有益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何俊志.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王紹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路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6] [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隧道效应”；政策输出；马太效应；企业家精神；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05-02
一、“隧道效应”的阐释及其意义
隧道效应是指保持隧道的畅通，使前者能够尽快走出隧道，后者也能跟进从而尽快通过隧道。如果隧道效应消失，冲出隧道的前者将越走越远，后者却拥堵在隧道内，永无走出隧道的希望，前后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隧道效应”是指政府的收入政策输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者逐渐走向富裕，社会财富通道畅通，后者始终保持着达到富裕即冲出隧道的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怀疑制度的合法性而是认同自己努力不足。
另一方面，隧道效应的存在并不否认社会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隧道效应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并要求政府通过恰当的政策输出与制度建构来保证这一带动的顺利实施，在其中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为后来者创造最大程度上的机会平等，保持社会财富流动的合理有序。隧道效应的立足点在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正如罗尔斯在其经典著作《正义论》中所描述的正义原则，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有助于创造机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维护社会制度这个“无知之幕”的合法性[1] 。这一切条件的实施，都需要政府恰当的政策输出来保持这一体制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最优中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证明，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穷多的。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入分配含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仍然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特定的资源配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回答了这个问题。依照这一定理，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都可以借助于将对个人初始禀赋的适当再分配作为一种竞争市场均衡来实现。这样，政府干预可以仅限于改变市场运行的参数，而不是改变市场机制本身[2] 。
二、分配政策中“隧道效应”弱化甚至消失的原因
为什么政府分配政策输出中的“隧道效应”会发生弱化甚至逐渐消失呢？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综合造成的结果。笔者认为，制度和政策的缺失与不完善是隧道效应逐渐弱化的根源。
首先，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定位不明确，有逐渐取代市场调控社会经济的强烈趋向。有人曾经形象地称现在的时代是政策输出的时代，政府导向的经济开始了，市场被踢掉了，市场的作用正在不断地被政策调整所取代。在这里，笔者不是认为政府的政策输出不应该，而是认为政府的政策输出过当了，需要矫枉过正，特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为什么这样解释呢，第一，按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点，政府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定利益的“经济人”，政府也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计算，在这一点上，政府也是理性的。政府的利益实现首先体现在对产权等资源的分派上。按照常理，政府的产权分配应该在遵循竞争性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分配，然而，政府的对产权的分配却常常陷入“诺斯悖论”，即政府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将产权做有特定偏向性的分配，而这种偏向常常是有悖于公平的原则，也常常偏向于既得利益集团，使社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政府的分配政策需要保持克制和划分自身的边界[3] 。
其次，政府的分配政策如果忽视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也会导致隧道效应的逐渐消失。笔者定义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指接受竞争性市场机制调节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主创业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渊源，主要表现在：竞争、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效益的最优化，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经济人”假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也包括对社会的责任的适度担当，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定位。拥有高水平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必然是一种良性发展的经济，因为它保护了社会的竞争潜力和资源的合理流动。一个国家的分配政策，恰恰反映了政府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与应用。分配政策输出的隧道效应也体现在企业家精神的彰显上。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所创制出的分配政策能够使企业家精神更好的彰显，则这种精神就会进一步刺激隧道效应的显现，体现在先富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惠及大众，并产生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促使财富流通的顺畅，始终保持“隧道”的畅通，这个隧道既是政策上的，也是体制上的。反之，如果分配政策不增加反而抑制隧道效应的挥发，则会限制企业家精神的彰显，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营企业的羸弱，社会生产力的下降，经济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使整体的社会效益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就业率大幅缩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而大量的财富聚集在少数金融投机资本的手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从整体上动摇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再次，政府对产业结构和本国经济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判断不合理，导致在分配政策的输出上对民营资本过度干涉，从而削弱了隧道效应的发挥。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写到的那样：“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4] 政府错误地估计了自身的产业结构的优势和劣势，盲目地追求产业的更新换代与急剧升级，导致大批民营资本无法承受剧烈变动所造成的风险，从而纷纷从原来从事的产业中外逃。另一方面，从产业经济中逃出的民营资本无路可去，只能进入金融、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成为金融资本或者投机资本，从而大大加剧经济发展泡沫化的风险，造成社会经济体制整体的不稳定，从根本上动摇生产力的基础。 三、政府如何加强“隧道效应”
首先，政府对于发展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效率和公平”并重，在分配政策的输出上要将二者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是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防止收入的平均化分配，防止平均用力，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为效率牺牲公平和为公平牺牲效率都是极不可取的。政府只有在分配政策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最终达成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帕累托最优”，使社会财富的流通顺畅便捷，产生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机会平等的“隧道效应”。这在保持效率和公平平衡的同时也体现了正义的原则。
其次，政府的分配政策输出应该大力保障企业家精神的彰显。特别是政府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以及对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培育，保障财富在市场机制中的充分流动性。政府的分配政策要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对国有企业的分配要适度。同时，也要通过分配政策的引导将国有企业导向合理的范围，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上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划界，防止其过度扩张而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对竞争性市场均衡的破坏。政府的分配政策输出要走出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公平与效率平衡且保持经济发展良性健康的角度分配产权和资源。只有如此，政府才能走出自我设定的“诺斯悖论”，避免外部不经济行为的出现，从政策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为隧道效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创造一个广阔的制度空间，使经济能够从整体上推进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就要水平和生活质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再次，政府要合理定位产业结构，认清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了解自身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合理地进行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通过适当地分配政策引导产业对于社会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的消化与吸收，在循序渐进中提升自己的产业水平，促进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居民收入能够有所提高[5] 。切忌不可贪多求快，忽视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日后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只有在分配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之后，政策输出中的隧道效应才能得到更好的彰显。
四、结语
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隧道效应”是指政府的收入政策输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者逐渐走向富裕，社会财富通道畅通，后者始终保持着达到富裕即冲出隧道的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怀疑制度的合法性而是认同自己努力不足。然而，收入分配政策“隧道效应”的消退，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后来者永无成功的希望，从而动摇制度的合法性。从政策输出的视角分析，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防止收入的平均化分配，保护企业家精神，合理定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保护收入分配的“隧道效应”。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分配政策输出结果的功能主义分析来探寻其中防止隧道效应缩小的制度和空间，为增强政策分配中的隧道效应进行一些有益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何俊志.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王紹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路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6] [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