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现代出版的关系越来越受研究者们的重视。编辑出版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一领域，近年来不断地形成新的研究热潮。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中国出版家丛书”，通过为50余位出版人立传，力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了“印刷出版与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然而，一切宏观的讨论，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出版者个人身上，没有出版人的出版研究不足以担负起薪火相传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从尘封的文献史料中挖掘中国现代出版家赵南公，重塑其历史形象，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

急公好义的人

　　据咸立强教授考证，赵南公出生于1882年，1938年去世，享寿56岁。按照当时国人卫生健康水平测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0岁。赵南公的出生地为河北省曲阳县赵城东村，出身贫寒，自小就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有燕赵侠士之风，有着鲜明的北方人的豪爽性格，气度宽宏，重义气，好施舍，古道热肠，颇为共事者敬仰和感怀。比如他会经常性地为自己的雇员、客户或同乡提供免费食宿，比如为了挽留自己心仪的编辑人才李凤亭为其弟筹措留学款项，再比如为书局雇员介绍兼职赚外快等等。他的雇员即使不称职，不得不换人做，他也不会直接解雇，若非当事人自觉离开，他从不撵人。这个在日常的待人接物里重义气的人，在行业性或社会性的事务上同样注重公义和公理，并为实现公义和公理挺身而出，不怕惹麻烦，不怕头面人物，不怕触犯政治禁忌。诸如出版行业内部的筹建新书业公会、商业范围内的商会活动及营商环境维护，城市公共政治建设方面的市府委员竞选，民主运动方面积极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等，在赵南公那里都是毫不推却，义不容辞的。这与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是前赴后继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一个出版商的身份所能掩盖或代替的。由这些大事记呈现给我们的赵南公是一个有大爱、行大义的精英和领袖型人物，他所追求甚至代表的行业自治乃至于社会政治自治理想曾经标示了现代中国文明一种可能的走向，是理解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

出版界的“先进”

　　赵南公进入出版界也许有几分偶然，他原本只是因为不满于县令的横征暴敛打了他，不得不南下上海避祸。可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上经商之路，进入出版界的赵南公用自己的行动、业绩、影响和贡献证明了他在出版界也是一个“先进”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文化版图里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身影，打造了一个出版家和文学史家都不可能忽视掉的泰东图书局。赵南公作为被文学史家关注的影像保留在著名学者刘纳在20年前所著《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中，作为出版家的影像就展现在咸立强教授所著的《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中；因为侧重点在文学，所以刘纳的著作对赵南公的评价偏低，重在出版研究的《中国出版家》则充分肯定了赵南公作为出版界“先进”的一面。
　　出版活动是一种复合型社会实践，它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商业行为，以赚钱为目的，出版界这么干的人很多，赚了钱的人也不少；同时，它也理所当然地是一种文化传播和建设，肩负有社会责任和人文理想，作为出版家被载入史册的，恐怕首先要具备这后一种内涵才行。围绕打造理想的泰东图书局，咸立强教授在《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一书中勾勒出了一个资本不够雄厚、管理也不是很成熟，但是理想坚定、努力奋斗的现代出版家形象。
　　赵南公作为出版家的“先进性”就表现在其出版生涯及出版物可以勾勒出一个脉络，那就是在重要事件和出版生涯的主要时段里，赵南公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进步立场、趋新性的思维和坚定无畏的勇气，及时发现、参与和引领时代的文学（文化）潮流，这些也正是普通出版人和出版家之分野的轴心所在。比如，面对民国体制甫定、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出版界武侠言情小说盛行，彼时赵南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重新规划泰东图书局的出版方向，以国家世道人心相绳，秉承了书局初创时的革命倾向。比如为了建设理想的泰东书局，创办新潮社、出版《新的小说》，创办新人社、出版《新人》月刊和“新人丛书”。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敏锐地发现了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学新生代，并促成与创造社的合作，出版《创造》季刊，筹划规模宏大的“创造”系列丛书，出版令诗坛震荡的《女神》、给文学界吹进新空气的《沉沦》，这一系列的出版动作组合赢得泰东图书局三年多辉煌的新文学出版成就，这一成就被时人视为新文学建设时代的一个主潮。在与创造社合作结束后，赵南公还先后与多个文学社团合作出版新文学丛书和期刊，只是影响不再有与创造社合作期那样大了。也许更为重要的出版活动还是20年代后期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系统宣传了进步的社会思想，启迪和培育了一批革命者，赵南公虽屡因此被传唤、审问和缴纳罚金，也在所不辞，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勇气就鲜明地划定了他与一般出版人的界线。在某个时代里或事件上，获得“先进性”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会是很沉重的代价。

文化界的“战士”

　　在出版界打拼二十余年的赵南公其角色延伸和出版影响有密切关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还有作为文化界的“战士”留给后人的余泽，值得敬仰，也耐人寻味。咸立强教授引用莫洛在《陨落的星辰·题记》中的描述说：
　　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战期中，以及在今天，所遭受到的是：贫穷，饥馑，疾病，逼害流亡，囚禁，枪杀与死亡……我在这里记下他们光辉的名字，是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页上，永远放射着文化战士不灭的光芒。
　　这其中就包括着赵南公，他的名字之所以能够进入时贤行列，正是他一生追求进步思想，怀抱改造社会梦想的自然结果。
　　接任泰东图书局经理后，赵南公决定出版《新华春梦记》，当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高涨，因而使之成为一部畅销书，同时也是对接续泰东推动反袁斗争、宣传革命的出版路径的一种有意坚持。
　　赵南公执掌泰东图书局之后就锐意进取，打造他心目中理想的新泰东，以便于以新的文化介入和引领社会转型，实现自己的人文情怀和社会理想。为此，他改造编辑队伍，招贤纳士，创办新刊物，出版新丛书，利用普及化的现代白话出版物拓展泰东书局的文化领地。在他的一次又一次努力下，泰东图书局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出版重镇。他们在《新的小说》“创刊话”里倡言用“‘新的’文化来改造旧社会，‘新的’思想来建设新道德”。这可以视为泰东图书局以后十余年里出版宗旨，也是赵南公坚持的文化品牌，虽然过程里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出版物也不可能据此一概而论，但是这个主线是清晰连续的，这种追求进步的文化品格是得到公认的。比如译介托尔斯泰和泰戈尔，出版“废娼运动专号”，推销无政府主义书籍，通过“新人丛书”在国内率先关注新俄国和劳工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趣事是早年从事革命运动的毛泽东就高度关注过赵南公的进步书刊，还在1921年8月11日造访过泰东书局编辑部，赵南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情文女学，病多日矣。湘局如靖，将扩充文化書社于县。湘人真勇于运动。
　　毛泽东的造访源于他在湖南筹办文化书社，并在书社里代售泰东图书局的书刊，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里泰东书局出版物都是主要代售书刊，可见思想契合度之高，印象之深。直到1943年，泰东书局出版的马列著作还是毛泽东特别关注的读物，不但自己读，还热情推荐给刘少奇，说：“此书（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推销无政府主义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被国民党当局所允许的，书刊总是要被罚没，经营者或出版者要被逮捕、审问，轻则罚款，重则入狱或牺牲性命。这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一书里曾有汪源放的生动回忆。
　　“急公好义”还不能穷尽赵南公这个出版家的内涵，因为在更广泛的更深远的意义上，只有文化层面的建设和贡献才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赵南公虽在1938年就已故去，但是他的出版活动惠泽甚远，毛泽东在延安所读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著作，有些便是由赵南公主持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
　　（作者系玉林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