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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5日，作为“中印友好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办了一次范围小但规格高的全国性“中印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30余名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西藏等省市区重量级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学者与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公使罗国栋先生拨冗莅会讲话并回答了部分与会学者的问题。
与会学者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印文化交流：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印度文化的嬗变：传统与现代”、“增强中印文化交流与中印关系：问题与对策”等三个议题展开研讨，着眼于探讨文化交流在未来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双向交流，实现双赢学者们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文化在中印双边关系中持续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即便在两国关系出现挫折的时期，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依然没有中断。在2006年的“中印友好年”活动项目中，文化交流内容占据半壁江山。罗国栋公使认同文化在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为两国现实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敦煌和印度的那烂陀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积极的文化交流将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大国。中印文化交流会促进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文化是两国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感情防火墙，在延续两国文脉的同时也在延续着东方精神。两国都曾经忽视对方。随着双方综合国力的增强，双方终于再度开始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文化，意识到自身博大精深的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软力量”。
有学者透露，在2006年9月于新德里召开的“中印名人论坛”第五次会议上，双方代表同意考虑在印度的那烂陀成立国际大学，使之成为两国新的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那烂陀寺曾是印度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大学，全盛时期高僧云集，学生多达万名。中国的玄奘法师到印度求取真经时也曾在此学习并任教。
学者们认为，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化和民间往来的增多，两国政府提出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属水到渠成。两国边境地区已经长期保持和平。此外，高层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频繁互动，双边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众多，双方合作的范围和内容都在不断扩大。
学者们认为，中印文化交流两千年的历史表明，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结果也是双赢的。中印文化交流已构成双边关系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一项丰厚的资源。有学者呼吁，应该从全新的双赢视角来看中印在崛起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摒弃所谓“龟兔赛跑一赢一输”的过时观点：如果龟兔两者一路同行，取长补短，陆上兔子背着乌龟，水里乌龟驮着兔子，两者就可以尽快同时达到预期目标。
准确定位，全面解读有学者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待中印文化在世界中的定位：两者是基本同质的东方多元文化，如在认知上重经验和直觉，着眼长远和综合，强调伦理道德精神，强调修身自省，主张天人合一，崇尚和平仁爱等。同性文化之间有亲和力，容易相互接受和包容。当今世界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各国文化事业竞争激烈，中印两国都面临文化产品逆差这一问题：即由于两国综合国力处于相对弱势，两国文化短期内很难得到张扬，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的交易中，双方都有巨大逆差。当今世界以用军事、经济强势压制对方的硬实力来说话，造成了诸多“远人不服”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国展示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中印文明对“和而不同”与“多样性的统一”等价值观的强调，为文明对话与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因此，中印两国完全有能力合作打造并向世人展示东方文明和文化的魅力。
在谈到印度文化时，有学者主张不能狭隘地对其进行解读。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中印两国的文化建设必须由自己完成，不能期待别人代替(比如西化)。印度文化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无法摆脱全球化的影响。在分析印度文化时，也不能忽略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更不能回到“文化决定论”。印度的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具有延续性，既保存传统特征也包含现代因子。此外，在分析印度文化时，不宜只局限于文学和艺术，印度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也应进入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
对印度文化研究的狭隘性的另一表现是：看不到传统文化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一概否定其传统文化。印度的传统文化具有强有力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这种稳定性可以溯源于印度历史的复杂与多样。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时间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即便在全盛时期也没有实现完全真正的统一，在政治没有发挥统一全国的作用时，宗教文化成为联系次大陆各民族的惟一因素。社会发展中千万不能盲目而偏激地抛弃传统，要更多地看到传统文化在整合与凝聚社会中的作用。
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提到了一个新的中印文化研究领域：呼吁研究印度教与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互动。印度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改革，而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宗教凝聚力增强的过程。根据2005年印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在10．9亿印度人中，约有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而信仰佛教的人仅占0．8％。因此，在继续深入研究传自印度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的同时，研究印度教在印度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印关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为，印度的宗教哲学能够为我们致力于创建的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谓“和谐”可分三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包括集团)之间的和谐；个人的身心和谐。个人的身心和谐这一层面往往被人忽视。印度哲学的核心是，内心有个我，但“梵我合一”，中国哲学思想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中的“人”就类似于“梵我合一”中的“我”。在印度的宗教哲学看来，人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欲望和痛苦，心态不平衡，“梵”“我”脱离，“我”被无限扭曲和夸大。
文化交流能够成为信任的基础。目前，中印两国国民乃至官员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之低有时令人吃惊。中印在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跨越的最大的障碍是互信起点薄弱和旧有印象的框框。印度有些人对中国存有戒心：如对青藏铁路通车交通之外意图的种种猜测、乃堆拉山口开放后对中方货物的限制和盘查、对中国人员前往印度的签证限制、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等，都反映了这一点；而中国国内也开始有人担心，印度的崛起是否会不利于中国，等等。
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印文化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受政治影响过大，且往往只局限在精英阶层；二是双边交往的不对称性，印度国内研究中国的视角大都偏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缺乏十分深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三是印度方面对中印文化的共性的认同感差，认为对两者共性只是“边缘人物在边缘地方所做的研究”；四是两国的民间外交缺乏动力，在“中印友好年”里举办的活动影响和辐射力均显不足，仅局限于官员、学者、企业和部分媒体，未能向大众充分渗透，而举办“中印友好年”的初衷，应是促进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
为了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学着们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如设立中印文化交流基金、建立中印文化交流论坛、加强孔子学院在印度的运作、合作翻译两国重要典籍、组织印度文化之旅等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注解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与会学者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印文化交流：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印度文化的嬗变：传统与现代”、“增强中印文化交流与中印关系：问题与对策”等三个议题展开研讨，着眼于探讨文化交流在未来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双向交流，实现双赢学者们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文化在中印双边关系中持续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即便在两国关系出现挫折的时期，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依然没有中断。在2006年的“中印友好年”活动项目中，文化交流内容占据半壁江山。罗国栋公使认同文化在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为两国现实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敦煌和印度的那烂陀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积极的文化交流将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大国。中印文化交流会促进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文化是两国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感情防火墙，在延续两国文脉的同时也在延续着东方精神。两国都曾经忽视对方。随着双方综合国力的增强，双方终于再度开始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文化，意识到自身博大精深的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软力量”。
有学者透露，在2006年9月于新德里召开的“中印名人论坛”第五次会议上，双方代表同意考虑在印度的那烂陀成立国际大学，使之成为两国新的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那烂陀寺曾是印度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大学，全盛时期高僧云集，学生多达万名。中国的玄奘法师到印度求取真经时也曾在此学习并任教。
学者们认为，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化和民间往来的增多，两国政府提出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属水到渠成。两国边境地区已经长期保持和平。此外，高层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频繁互动，双边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众多，双方合作的范围和内容都在不断扩大。
学者们认为，中印文化交流两千年的历史表明，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结果也是双赢的。中印文化交流已构成双边关系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一项丰厚的资源。有学者呼吁，应该从全新的双赢视角来看中印在崛起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摒弃所谓“龟兔赛跑一赢一输”的过时观点：如果龟兔两者一路同行，取长补短，陆上兔子背着乌龟，水里乌龟驮着兔子，两者就可以尽快同时达到预期目标。
准确定位，全面解读有学者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待中印文化在世界中的定位：两者是基本同质的东方多元文化，如在认知上重经验和直觉，着眼长远和综合，强调伦理道德精神，强调修身自省，主张天人合一，崇尚和平仁爱等。同性文化之间有亲和力，容易相互接受和包容。当今世界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各国文化事业竞争激烈，中印两国都面临文化产品逆差这一问题：即由于两国综合国力处于相对弱势，两国文化短期内很难得到张扬，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的交易中，双方都有巨大逆差。当今世界以用军事、经济强势压制对方的硬实力来说话，造成了诸多“远人不服”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国展示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中印文明对“和而不同”与“多样性的统一”等价值观的强调，为文明对话与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因此，中印两国完全有能力合作打造并向世人展示东方文明和文化的魅力。
在谈到印度文化时，有学者主张不能狭隘地对其进行解读。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中印两国的文化建设必须由自己完成，不能期待别人代替(比如西化)。印度文化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无法摆脱全球化的影响。在分析印度文化时，也不能忽略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更不能回到“文化决定论”。印度的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具有延续性，既保存传统特征也包含现代因子。此外，在分析印度文化时，不宜只局限于文学和艺术，印度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也应进入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
对印度文化研究的狭隘性的另一表现是：看不到传统文化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一概否定其传统文化。印度的传统文化具有强有力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这种稳定性可以溯源于印度历史的复杂与多样。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时间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即便在全盛时期也没有实现完全真正的统一，在政治没有发挥统一全国的作用时，宗教文化成为联系次大陆各民族的惟一因素。社会发展中千万不能盲目而偏激地抛弃传统，要更多地看到传统文化在整合与凝聚社会中的作用。
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提到了一个新的中印文化研究领域：呼吁研究印度教与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互动。印度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改革，而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宗教凝聚力增强的过程。根据2005年印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在10．9亿印度人中，约有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而信仰佛教的人仅占0．8％。因此，在继续深入研究传自印度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的同时，研究印度教在印度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印关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为，印度的宗教哲学能够为我们致力于创建的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谓“和谐”可分三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包括集团)之间的和谐；个人的身心和谐。个人的身心和谐这一层面往往被人忽视。印度哲学的核心是，内心有个我，但“梵我合一”，中国哲学思想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中的“人”就类似于“梵我合一”中的“我”。在印度的宗教哲学看来，人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欲望和痛苦，心态不平衡，“梵”“我”脱离，“我”被无限扭曲和夸大。
文化交流能够成为信任的基础。目前，中印两国国民乃至官员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之低有时令人吃惊。中印在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跨越的最大的障碍是互信起点薄弱和旧有印象的框框。印度有些人对中国存有戒心：如对青藏铁路通车交通之外意图的种种猜测、乃堆拉山口开放后对中方货物的限制和盘查、对中国人员前往印度的签证限制、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等，都反映了这一点；而中国国内也开始有人担心，印度的崛起是否会不利于中国，等等。
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印文化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受政治影响过大，且往往只局限在精英阶层；二是双边交往的不对称性，印度国内研究中国的视角大都偏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缺乏十分深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三是印度方面对中印文化的共性的认同感差，认为对两者共性只是“边缘人物在边缘地方所做的研究”；四是两国的民间外交缺乏动力，在“中印友好年”里举办的活动影响和辐射力均显不足，仅局限于官员、学者、企业和部分媒体，未能向大众充分渗透，而举办“中印友好年”的初衷，应是促进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
为了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学着们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如设立中印文化交流基金、建立中印文化交流论坛、加强孔子学院在印度的运作、合作翻译两国重要典籍、组织印度文化之旅等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注解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