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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中，不断践行和拓展内源扶贫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并形成了政府引导、以人为本、三维资本协同开发、内源外源相结合的中国式内源扶贫道路和实践经验。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内源扶贫的制度创新
我国在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历程中，始终重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和调动，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模式。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创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内源扶贫的重要思想论述，也进一步推动着内源扶贫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发展。
（一）基于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创新
繼承新中国成立后内源扶贫的理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强调内源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内涵，做出了新的补充和阐释。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强调，“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这些论述不仅强调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性，还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是否具备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扶贫开发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标志。 事实上，20多年前，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就已有多处论述。
（二）基于内源性发展的扶贫机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国家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方略后，内源扶贫也进入更加以人为本、促进共享发展的新阶段。
1.改革扶贫资金整合和管理机制
物质资源的输入是实现农村减贫发展的必要条件。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2016年，国家提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以及改革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的意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贫困地区集中资源实现脱贫发展。
2.构建完善大扶贫格局
我国自正式启动农村扶贫开发进程以来，逐渐形成了政府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扶贫形式，推动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提倡通过开展扶贫志愿活动、打造扶贫公益品牌、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扶贫参与方式，构建社会扶贫“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参与机制，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的社会氛围。
3.建立干部驻村帮扶机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时，我国就已实施了驻村帮扶的扶贫机制。2013年，在《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国家提出将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作为六项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创新之一，要求普遍建立驻村工作队（组）制度。实践证明，驻村帮扶，不仅充分发挥了驻村干部在基层扶贫政策和项目实施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基层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有力推动了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能力建设，并为国家发现、培养和锻炼干部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平台。
4.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建设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也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目前来看，贫困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模式包括：以土地、水资源等为主的资源发包，集体土地入股企业的股份合作经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反租倒包”经营，房地产租赁和物业管理经营，以及争取政府转移支付、部门扶持和社会捐赠等。
二、十八大以来各地内源扶贫的实践创新
十八大以来，我国内源扶贫进入更加以人为本、强调共享发展成果的新阶段。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中，不仅为完成脱贫攻坚阶段性任务奠定了基础，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我国内源扶贫的实践模式。
（一）社区主导型发展：重庆万州区走马镇的内源扶贫实践
2010年以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在重庆万州区走马镇启动开展第五期扶贫项目。项目覆盖了走马镇坝梁村、凉风村、渡河村等12个行政村，涉及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基金和能力建设、可持续土地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管理等四个方面。项目实施以CDD模式为主，有效瞄准村民急需解决、最想发展的项目，引导村民在项目建设中主动参与、管理和执行。
与一般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相比，CDD模式不仅有助于解决传统扶贫方式中贫困人口参与度和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能够充分激发和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对于村庄实现内源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民间组织参与扶贫：云南波多罗村的内源扶贫实践
云南丽江拉市乡波多罗村曾是当地最贫困的彝族村寨，常年过度砍伐令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反过来影响到村民生计，导致贫困现象加剧。自200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选取了拉市乡包括波多罗村在内的10个贫困村，开始推行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项目。项目涵盖了生计发展、减灾救灾、政策倡议以及公民教育等内容。波多罗村民在乐施会协助下，建立起项目管理小组、灾害管理小组，充分重视协助贫困人口及弱势群体学习新技能，促使贫困人口获得技能、力量、知识及表达意见的渠道，以采取共同维护权益的行动。
（三）基层党建引领扶贫：黑龙江绥棱的内源扶贫实践
绥棱县是黑龙江28个省级贫困县之一。十八大以来，绥棱县委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方面积极开展农村基层党员的教育培训，在全县76个村挂牌创办“农民夜校”，解决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并通过探索组建村集体主导、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模式，鼓励党员干部通过建立产业基地、兴办合作社、组建产业协会等形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另一方面，在致富能手、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专业大户等群体中择优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增强村级领导班子的发展能力。并按照建强班子治“软”、强化外力帮扶治“弱”、深化教育治“散”的工作思路，采取处级领导包、实力部门帮、下派“第一书记”等办法，整顿软弱涣散的村级党组织。 （四）社区精英带动扶贫：河南兰考代庄村的内源扶贫实践
河南兰考县仪封乡个典型的农业大乡。2014年5月，仪封乡代庄村的80后大学毕业生代玉建经代庄村老支书推荐和村民选举，开始担任仪封乡代庄村第一支部书记。他组织村两委建立健全代庄村的基层组织四项机制，完善村级活动中心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改变村干部工作作风。2014年10月，代玉建发起成立了怡心农民合作社，流转村庄土地400多亩，发展苗圃基地建设项目、林下养鹅、日光温室、水产养殖等项目，承诺将合作社20%的收入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发展村内公益事业。截至目前，怡心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98户，村民收入是以前的2到3倍。
三、我国内源扶贫的经验启示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源式发展，通过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以工代赈、参与式扶贫、村级组织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源扶贫道路，形成了政府引导、以人为本、三维资本协同开发、内源与外援相结合的内源扶贫经验和启示。
（一）政府引导下的内源扶贫
内源扶贫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内源式发展理念的提出和演进，是对以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反对普遍性的、规模化的资源输入以及外部机构主导的发展模式，倡导以区域内的资源和文化传统为基础，以当地人作为开发主体和成果受益者，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和维护本地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特别是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仅强调政府对贫困地区的物质资源输入，也强调人力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植入等等，可以说是一种政府协助式的内源扶贫道路。
（二）强调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
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我国扶贫开发从一开始就注重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不仅关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困脆弱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注重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贫困人口的参与和合作。特别是在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不仅强调自上而下制定相应扶贫措施，满足贫困人口的多元需求，也强调自下而上尊重贫困人口发展诉求，鼓励贫困人口参与减贫发展；不仅突出有发展能力贫困人口的开发式扶贫，也注重弱势贫困人口的兜底保障，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共享的内源扶贫理念。
（三）物质、人力、社会三维资本的协同开发
我国内源扶贫不仅注重外部物质资本的输入以及贫困地区内生资本的开发，也注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和开发，逐渐形成了基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维资本协同的反贫困机制模式。既能够通过物质资本的扶持，持續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环境，也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并通过社会资本的培育，营造起更有凝聚力和公共性的社区，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内源式扶贫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内源发展与外援扶贫相结合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注重将外部扶持资源的整合投入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激发相结合，形成内源发展与外源扶贫相结合的扶贫特点。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国一方面加强干部驻村扶贫、党建扶贫等政府帮扶模式，建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生产平台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也注重贫困地区合作组织、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的培育和引导，借助其草根性、灵活性、创新性以及掌握地方性知识的组织和个体优势，从深层次激发和培育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以贫困社区为平台、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内源式发展路径。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内源扶贫的制度创新
我国在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历程中，始终重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和调动，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模式。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创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内源扶贫的重要思想论述，也进一步推动着内源扶贫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发展。
（一）基于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创新
繼承新中国成立后内源扶贫的理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强调内源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内涵，做出了新的补充和阐释。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强调，“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这些论述不仅强调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性，还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是否具备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扶贫开发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标志。 事实上，20多年前，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就已有多处论述。
（二）基于内源性发展的扶贫机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国家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方略后，内源扶贫也进入更加以人为本、促进共享发展的新阶段。
1.改革扶贫资金整合和管理机制
物质资源的输入是实现农村减贫发展的必要条件。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2016年，国家提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以及改革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的意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贫困地区集中资源实现脱贫发展。
2.构建完善大扶贫格局
我国自正式启动农村扶贫开发进程以来，逐渐形成了政府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扶贫形式，推动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提倡通过开展扶贫志愿活动、打造扶贫公益品牌、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扶贫参与方式，构建社会扶贫“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参与机制，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的社会氛围。
3.建立干部驻村帮扶机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时，我国就已实施了驻村帮扶的扶贫机制。2013年，在《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国家提出将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作为六项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创新之一，要求普遍建立驻村工作队（组）制度。实践证明，驻村帮扶，不仅充分发挥了驻村干部在基层扶贫政策和项目实施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基层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有力推动了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能力建设，并为国家发现、培养和锻炼干部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平台。
4.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建设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也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目前来看，贫困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模式包括：以土地、水资源等为主的资源发包，集体土地入股企业的股份合作经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反租倒包”经营，房地产租赁和物业管理经营，以及争取政府转移支付、部门扶持和社会捐赠等。
二、十八大以来各地内源扶贫的实践创新
十八大以来，我国内源扶贫进入更加以人为本、强调共享发展成果的新阶段。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中，不仅为完成脱贫攻坚阶段性任务奠定了基础，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我国内源扶贫的实践模式。
（一）社区主导型发展：重庆万州区走马镇的内源扶贫实践
2010年以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在重庆万州区走马镇启动开展第五期扶贫项目。项目覆盖了走马镇坝梁村、凉风村、渡河村等12个行政村，涉及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基金和能力建设、可持续土地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管理等四个方面。项目实施以CDD模式为主，有效瞄准村民急需解决、最想发展的项目，引导村民在项目建设中主动参与、管理和执行。
与一般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相比，CDD模式不仅有助于解决传统扶贫方式中贫困人口参与度和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能够充分激发和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对于村庄实现内源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民间组织参与扶贫：云南波多罗村的内源扶贫实践
云南丽江拉市乡波多罗村曾是当地最贫困的彝族村寨，常年过度砍伐令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反过来影响到村民生计，导致贫困现象加剧。自200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选取了拉市乡包括波多罗村在内的10个贫困村，开始推行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项目。项目涵盖了生计发展、减灾救灾、政策倡议以及公民教育等内容。波多罗村民在乐施会协助下，建立起项目管理小组、灾害管理小组，充分重视协助贫困人口及弱势群体学习新技能，促使贫困人口获得技能、力量、知识及表达意见的渠道，以采取共同维护权益的行动。
（三）基层党建引领扶贫：黑龙江绥棱的内源扶贫实践
绥棱县是黑龙江28个省级贫困县之一。十八大以来，绥棱县委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方面积极开展农村基层党员的教育培训，在全县76个村挂牌创办“农民夜校”，解决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并通过探索组建村集体主导、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模式，鼓励党员干部通过建立产业基地、兴办合作社、组建产业协会等形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另一方面，在致富能手、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专业大户等群体中择优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增强村级领导班子的发展能力。并按照建强班子治“软”、强化外力帮扶治“弱”、深化教育治“散”的工作思路，采取处级领导包、实力部门帮、下派“第一书记”等办法，整顿软弱涣散的村级党组织。 （四）社区精英带动扶贫：河南兰考代庄村的内源扶贫实践
河南兰考县仪封乡个典型的农业大乡。2014年5月，仪封乡代庄村的80后大学毕业生代玉建经代庄村老支书推荐和村民选举，开始担任仪封乡代庄村第一支部书记。他组织村两委建立健全代庄村的基层组织四项机制，完善村级活动中心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改变村干部工作作风。2014年10月，代玉建发起成立了怡心农民合作社，流转村庄土地400多亩，发展苗圃基地建设项目、林下养鹅、日光温室、水产养殖等项目，承诺将合作社20%的收入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发展村内公益事业。截至目前，怡心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98户，村民收入是以前的2到3倍。
三、我国内源扶贫的经验启示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源式发展，通过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以工代赈、参与式扶贫、村级组织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源扶贫道路，形成了政府引导、以人为本、三维资本协同开发、内源与外援相结合的内源扶贫经验和启示。
（一）政府引导下的内源扶贫
内源扶贫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内源式发展理念的提出和演进，是对以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反对普遍性的、规模化的资源输入以及外部机构主导的发展模式，倡导以区域内的资源和文化传统为基础，以当地人作为开发主体和成果受益者，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和维护本地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特别是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仅强调政府对贫困地区的物质资源输入，也强调人力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植入等等，可以说是一种政府协助式的内源扶贫道路。
（二）强调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
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我国扶贫开发从一开始就注重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不仅关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困脆弱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注重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贫困人口的参与和合作。特别是在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不仅强调自上而下制定相应扶贫措施，满足贫困人口的多元需求，也强调自下而上尊重贫困人口发展诉求，鼓励贫困人口参与减贫发展；不仅突出有发展能力贫困人口的开发式扶贫，也注重弱势贫困人口的兜底保障，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共享的内源扶贫理念。
（三）物质、人力、社会三维资本的协同开发
我国内源扶贫不仅注重外部物质资本的输入以及贫困地区内生资本的开发，也注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和开发，逐渐形成了基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维资本协同的反贫困机制模式。既能够通过物质资本的扶持，持續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环境，也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并通过社会资本的培育，营造起更有凝聚力和公共性的社区，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内源式扶贫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内源发展与外援扶贫相结合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注重将外部扶持资源的整合投入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激发相结合，形成内源发展与外源扶贫相结合的扶贫特点。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国一方面加强干部驻村扶贫、党建扶贫等政府帮扶模式，建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生产平台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也注重贫困地区合作组织、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的培育和引导，借助其草根性、灵活性、创新性以及掌握地方性知识的组织和个体优势，从深层次激发和培育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以贫困社区为平台、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内源式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