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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侨，兴学，侨乡，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94-05
一、近代中山籍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的几个阶段
(一)清末：初兴期
近代香山乡民出洋谋生者众，多数去往北美和澳洲。这些出洋的香山籍华侨大多出身贫苦，在海外饱受欺凌，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使家乡兴旺发达。自清末提倡“废科举，兴学堂”以来，海外华侨便作出积极响应，在家乡捐资兴建新式学堂。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容闳在家乡南屏乡倡建的“甄贤学校”(原名“甄贤社学”)和海外隆都乡亲在家乡捐建的隆都学堂。
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他在国外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深刻地认识到复兴祖国的良策除了创办现代化的工厂外，更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这样才能真正富国强民。对于容闳，学界论述较多的是他对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之功，而对他积极参与家乡教育改良的活动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1871年，容闳在选拔第一批赴美幼童的间隙，回到家乡南屏乡，倡议在甄贤社的基础上办一间甄贤社学，并为此学校的筹办倾注大量心血。当时，容闳旧居已经破败，无法居住。他却不思整修自己的家，而是搬到兆六容祠去住，在那里与乡亲商讨办学。“所拟章程，集思广益，所筹经费，就众输赀，先之以履亩抽征，继捐之于富家殷户，务得其平，一乡之人，无不踊跃”。容闳率先捐银500两，带动其他乡人集资。后来，他又从美国寄来白银300两(一说为500两)，最终促成甄贤社学于1872年开办，“其规模之远，度量之宏，固非仅取效于一时已也”。根据容闳与父老的商议，社学中容族学生免收学费，外姓学生可以入学就读，但收少量学费。甄贤社学第一次招生仅30人，到19世纪末期，扩展为四个分社，每个分社聘请教师一名，学生总数逾百人。甄贤社学还一度被“清政府指定为培养选拔出国留学学生的学校”。
但甄贤社学初创之时，教学内容和形式相对陈旧。1902年，容闳返乡召集乡亲商议，将“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并建议在南屏岚园办一所中学，甚至连中学的建筑图纸都设计好了。但当时这个建议遭到一些封建士绅的反对，因而未果。到1905年，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的冲击下，甄贤社学的校长容星桥顺应时势，秉承容闳办学的意愿，也极力提倡甄贤社学改制，经过乡亲们复议得到认可。1906年，“甄贤社学”正式改名为“甄贤学校”，为初、高级两等小学。甄贤学校几经发展变迁，培养了大批人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改名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到1983年，珠海市政府为纪念容闳对近代教育的贡献，复名为“甄贤学校”，至2002年更名为“甄贤小学”。
清末香山由华侨捐助兴办的新式学堂较著名的还有隆都学堂。隆都(现中山沙溪、大涌两镇的主体)出洋人众，虽身处异乡，但心怀故里，尤其热心于捐助家乡的教育。清末旅美旧金山隆都同善堂，为响应和支持家乡改旧式龙山书院为新式学堂的盛举，捐洋银一千元资助，远道寄回，以补办学经费不足。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光绪皇帝“赏给该善堂匾额，以示旌奖”。光绪皇帝准其所奏，特派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为钦差大臣，赏赐该堂红牌金字匾额一幅，上书“乐善好施”四字。匾额至今保存完好，高悬于该堂礼堂上。皇帝特颁旨旌奖，给曾被视为“天朝弃民”的海外侨胞以莫大的荣耀。于是，为家乡捐资兴学的情怀更加坚定。由于华侨捐资，办学经费充足，所以该学堂历来都能出重金，聘请优良教师，而设备亦较完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杨永泰就曾到此学堂任教。该学堂即为今日龙山中学的前身。
(二)民国时期：捐资办学的高潮
虽然清末已开始有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但总体说来这一时期香山县教育状况仍然很低下。正如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所描述：“失教已久”，“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仅有少数大乡设有学校。在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下，1911年，香山县始设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县设督学局(相当于孙中山提议的“兴学之会”)，督学局派员到各区督促兴办学校。未建校的大乡村，纷纷设立初级小学与平民学校，原有少数的私塾多改为学校。
华侨受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及孙中山对兴办新式教育的号召。掀起了在家乡兴办教育的热潮。民国以来，中山籍海外乡亲纷纷捐资在家乡建起很多新式初级小学和中学。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中山县掀起一股侨办教育的高潮，涌现出不少兴学育才的楷模。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澳洲归侨马应彪、旅美华侨周菘、澳洲归侨郭顺、杨仙逸烈士的夫人程度纯等。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县侨办中小学有16所，其中大部分是在民国期间兴办起来的。此外，华侨们还开设了一些公共图书馆或书报社，使远离城镇的穷苦农村青少年接受了很多新知识、新思想和外界社会的新信息，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对于教育的普及和开发当地民智具有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先施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同时大力振兴家乡教育事业。马应彪在家乡沙涌捐资办起了多所学校，计有沙涌在明书塾、沙涌妇女学校、石歧世光女子学校，沙涌幼儿园、沙涌在明妇儿院等，他还担任中山女子师范、广东女校等校校董。对于妇幼教育，马应彪特别重视，认为“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独无”。他免费招收本村和邻村的妇女入学，扫除文盲。这些教育措施，使原来落后、闭塞的农村大为改观，大开风气之先。
中山龙头环侨乡的教育发展，则是同旅美华侨富商周菘连在一起的。周菘1899年赴美，1901年开设“中国服装公司”，之后改名为“中兴公司”，成为华人在美创办的最大商业公司。周菘以自己在美的经历，深刻地认知到中国与美国教育的差距，对兴学育才不遗余力。他从自己在旧金山唐人街拥有的多座楼宇及其他实业资金中，拨出专款设立周崧基金会，以利息所得，用来捐助侨居地和家乡兴办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1928年秋，周菘致函父老乡亲，倡建新校，又派同乡周合回乡主持建校事宜，成立校董会筹备建校，边借祠堂开学，边动工兴校。乡人感其恩德，以“周菘学校”命名新校，并设立“玫瑰幼稚园”，以纪念其夫人司徒氏。1930年春，由周氏独资捐建的“周菘学校”竣工开幕，免收学生学杂费，招聘高素质师资。学生成绩优良，学校驰誉中山。周菘学校一向不收学杂费，所需一切费用，除置有香港德辅道中铺业一间收租外，均由校长周菘按月从美国汇来。周菘兴学，首树楷模，远近知名，各乡旅外乡亲，闻风兴起捐资建校者相接。
与周菘学校旗鼓相当的是澳洲归侨郭顺召集郭氏族人集资兴建的竹秀园学校。郭顺是近代中国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掌门人之一。1921年，郭顺回乡恳亲，向乡人发表演说。当年的《良都竹秀园月 报》刊登有《郭顺君恳亲会演说词》一文。谈及家乡的教育状况，郭顺说：“试就我乡学务而论，现在虽未十分发达，然亦粗具模型，蓝田志远学塾，幸得教员管教有方、悉臻完善……”他表示，曾“到上海与诸梓友及家兄商榷，无不愿我乡办一所完善之学校……”郭顺倾情教育，热情洋溢的言词，使父老兄弟深受感动。在郭顺积极倡导和其他华侨的响应下，竹秀园学校于民国11年(1922年)在蓝田、志远学塾的基础上，因陋就简办成。当时捐款的有澳洲、斐济、日本、美国等地华侨郭氏等150多人。30年代初，郭乐、郭顺兄弟又首倡筹建新校舍，并慨捐白银1万元。民国22年(1933年)、钢筋水泥结构、款式新颖的新校舍落成。学校校服整齐划一，童军训练有素，在中山县乃至省内都享有盛名。竹秀园学校与周菘学校同为中山侨乡学校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在中山兴建的颇有纪念意义的学校是仙逸学校，是为纪念航空烈士杨仙逸而建。1923年杨仙逸牺牲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屡次嘱咐杨夫人程度纯女士创办学校以为纪念。程女士自1924年开始筹备，多方奔走筹款，国内外爱国人士多有捐助，1925年建成，校址设在石歧镇，由程度纯任校长。程女士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师资；师资质量高，就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所以，她不惜重金聘请品学兼优的教师。同时，她认为学校出人才，不仅要使学生读好书，还要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该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三个班增至1930年的12个班。至1935年，因中山县内小学毕业生日众，原有中学未足收容，经省教育厅批准，仙逸学校始办中学，兴建新校舍。杨仙逸烈士的父亲特别从檀香山汇款两万元，作为仙逸学校扩校经费。
除了上述较有突出的兴学人士外，其他财力不十分雄厚的华侨对本乡或本族子弟教育的投入也令人感动。20世纪30年代初，杨颖滨家族为同族子弟办起小学——石歧守恒小学，免收学费。在同时期，香山东镇莨尾乡(现中山市张家边区莨尾村)归侨陈述尧于1934年在家乡办起莨尾小学，免费招收本乡邻近学童入学读书。他亲任校长，兼任教职达十年之久，他在校任职，纯属义务，不但不收一文钱薪金，还倾其全部家财，精心办学。他更发函至莨尾乡旅外侨胞，发动捐资筹建新校舍，使莨尾小学日渐发展。
在今珠海唐家湾，旅外华侨也捐资兴建了多所学校。1929年，华侨黄绵始(东岸村人)捐资在家乡办“东岸小学”。民国19年(1930年)澳大利亚华侨蔡昌(外沙村人)捐资在家乡建礼和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各村儿童入学，学生达300多名。同年，港商莫咏虞(会同村人)捐资在家乡办“会同小学”。民国26年(1937年)，由鸡山村华侨集资兴办“鸡山学校”等。
中山侨乡学校表现出很明显的外向性，对于英语教育非常重视。据中山《竹秀园月报》记载，中山地区的少年，因为多欲往外洋谋生，所以对英语这一新科目尤其重视，很多人都去向当地西方侨民求学。还有华侨专门办起了英语学校。1920年，渡头村归侨雷根，以乡人出国者日多，不懂英语就难以沟通和谋生，特捐资创办英语夜校，亲自任校长授课。就学者很多，为出国创造了条件。另外，华侨欧亮办起了欧亮学校，教授英语，以利乡人出国谋生。
海外华侨在大力捐资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建起了不少公共图书馆或阅报所等社会教育场所。前文所说的陈述尧在家乡莨尾，与乡中父老及海外归侨，共同策划、创办了“觉新阅书报社”，使乡人得以博览书报刊物，提高文化，增广见识，开阔视野。
(三)抗战胜利后初期：捐资重建和复办侨乡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沦陷，华侨捐建的学校，如竹秀园学校、仙逸学校等，多被日伪军占据，学校停课。抗战胜利后，曾经遭到破坏、停课的中山侨乡学校，大都由华侨捐资重修复课，添置设备。当时的侨刊乡讯对此多有报道。1946年11月《中山侨报》创刊号《华侨扶助本邑教育事业之大观》一文写道：“本邑自遭敌人蹂躏之后，商业凋敝，农业失收，民穷财尽，生活困难达于顶点。前此邑中全恃以为经济命脉之农产品与侨汇，均遭际于冻结状态中。在光复后……百端待举当中，建设与教育，均感无法开始……所幸教育一途，则多得海外侨胞之努力，捐资兴学，以扫除文盲提高新生一代才智水准，诚不可多得之美举也。”1946年10月《粤侨导报》五期也特别报道了一例华侨捐资复学的义举。报道说：“中山县第六区和丰锦石乡旅美华侨陆宏冠、陆锐、陆威等，‘以该乡教育沧桑多年，失学儿童触目皆是’，特发起兴学运动，大解义囊，现共捐美金10060元，合国币3000万余元，另由乡侨陆名芬捐出校地一座，以为兴建校舍之需。”
战时停办或办学受到影响的竹秀园学校、周菘学校和仙逸中学在战后都因华侨的捐助得以复兴。竹秀园在华侨郭顺等人的关心资助下，侨乡建设又获得恢复和发展。一些无力升学的优秀学生，由华侨创办的福利社资助升学。1988年4月，竹秀园村委会主任郭卓成在侨乡调查座谈会上回忆说：“日军投降前夕，我姐姐被日军吓死。我父母因贫病交迫也先后去世，遗下我兄弟二人，生活困难，无依无靠。幸得郭顺和竹秀园校董会的关怀，我兄弟俩和其他郭姓学生，得以免费入学，并获赠校服。我兄弟俩每人每月到歧安米机站领到粮食20斤，才得以读完小学。”抗战时期周菘学校因侨汇中断造成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校董会善体周菘意旨，勉力维持，从未辍学。抗战胜利后，周菘如数归还董事办学借款及学生所缴过的学杂费。1948年秋又拨款增办初中，复办了玫瑰幼儿园，并每年资助龙山中学办学经费8000美元。周菘原拟在办好小学、增办初中之后，继而创办高中以至大学，后因政局变化，中美关系中断而搁置。仙逸中学在战时1938年被迫停办，学校设施大遭破坏，除部分图书、仪器事先转移到澳门储藏而幸存外，其余学校桌椅等，损失殆尽。日寇投降后，1945年仙逸学校即筹备复课。新中国成立后，仙逸中学并入其他中学，转为公办，直到1981年恢复原校名仙逸中学。
二、华侨热心捐资兴学的原因
中山籍华侨热心于在家乡捐资兴学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受“教育兴国兴乡”思想的推动。早期出国的华侨，基本上是受教育不多的农民，在海外多以体力劳动谋生，即便是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华商，也是历尽艰辛屈辱，他们切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在国外被剥削、被排挤、受歧视的处境，使华侨体会到祖国的强盛也事关他们的命运，产生了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和家乡的强烈爱国爱乡情怀。同时，身在海外的华侨亲身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亲眼看到新式教育对西方国家发展的作用，意识到教育对改造旧中国的重要意义，深感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华侨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在华侨中引起共鸣，纷纷回国捐资兴学。倾情于故乡教育的近代中山籍华侨中，有不少人对教育对于启迪民智、振兴中华的作用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清末在家乡首倡 兴学的容闳、民国二三十年代大力兴学的马应彪、周菘等莫不如此。容闳倡办甄贤社学的目的，“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马应彪先生则曾说：“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当务之急，中国国力衰弱，饱受外侮，归根结底是教育落后、科学落后，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振兴教育。”周菘常说：“救国急务，首在教育，教育兴替，视乎经济充裕与否而定。然经费足而不得人，教育仍难振兴，征之中外，莫不皆然。余觉欧美教育，经费足，人才盛，辄为之钦佩止。反观中国学校，往往相形见绌，不胜感喟。”还有很多普通的旅外乡亲也许对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并无非常深刻和自觉的认识，但他们有一种浓厚的宗乡意识。在海外小有积蓄之后，都会想着回馈乡里。
其二是受到中国政府执政者和有关政策的鼓励。清末，光绪皇帝鼓励民间捐资办学。1903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匾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给匾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如前所述，旧金山隆都同善堂就因大力捐助家乡教育而获皇帝授匾旌奖。此举给予海外华侨捐资兴学以莫大的鼓励。清政府对于侨商回籍创设学堂采取相应措施“妥为保护”及“奏准立案”。官办的《东方杂志》和民办的《教育杂志》等分别开辟了“侨民兴学”、“侨学类志”与“殊方兴学类志”等栏目，专门宣传、报道华侨兴学事迹，使得华侨回乡捐资兴学蔚为潮流。清末民初孙中山的号召对华侨捐资兴学更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奔走革命，鼓励兴学育才，提倡男女教育平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尤其注重推动和指导华侨教育工作，并把普及教育作为振兴中华的决策，深得海外侨胞的拥护。很多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国兴办教育，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把侨务工作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华侨捐资兴学事宜于1929年特别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并多次加以修订，极大地鼓励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情。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华侨兴办家乡教育的一个高潮。民国23年(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周崧个人捐出巨款建校，特明令嘉奖，颁给周菘捐资兴学一等奖状。奖状上写道：广东省中山县公民周菘助周崧小学建筑开办两费计银五万二千五百元，又将在美国三藩市都板街自置洋楼一座，价值九万余元，捐充该校基金，两共一十四万二千五百余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之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此证。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三、华侨捐资兴学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综合考察近代中山籍华侨捐资兴学的情况，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一般多为本乡或本宗族子弟捐建学校。当然，有些财力稍微雄厚的华侨由捐助本乡教育扩展到捐助邻近乡镇或整个县乃至省内、省外其他地方的教育。第二，多是捐助基础教育，最初多是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后来发展到中学。第三，在捐资兴学的形式上，以捐资建校舍居多；再者就是捐助家庭贫困者入学就读和升学。第四，从捐助人来说，虽然不乏华侨个人捐资兴学的，但更为普遍的是集资办学或助学，也就是以侨胞一人或数人牵头，发动众多旅外乡亲捐资，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例如，在捐建竹秀园学校的过程，由郭顺带头，郭氏族人有150多人捐资。有些学校是由当地乡绅、乡贤创办，华侨捐资助建或助办，如前述隆都学堂。第五，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多属义学性质，办学经费靠公益捐献来维持。
海外香山人在家乡的捐资兴学，推动了侨乡教育的普及化和现代化进程。首先，海外华侨的捐助推动了香山侨乡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远胜于非侨乡地区。晚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际，由官方兴建起来的学校数量极少，生源面狭窄，普通百姓子弟根本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之后到民国时期，华侨捐建、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在侨乡逐年增加。这些学校有的完全免缴学费，有的收费低廉，使侨乡的贫穷子弟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在华侨的积极倡导下，侨乡女子教育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正是由于华侨捐资兴学作为官办学校的补充，使得学校“由只是作为阶级与等级的象征或只是作为少数人的社会化工具转变为对较多社会成员包括女性与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社会化的工具”。
第二，近代中山籍华侨独资或集资捐建的学校在性质上多属新式学堂，推动了侨乡教育的现代转型。华侨掀起回国办学的热潮正是顺应国内政府倡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同时在这股潮流中他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从而推动侨乡教育走在全国教育的前列。就教育目的和教育组织原则而言，清末的侨办侨助学校必须遵循清政府的教育大纲以及以后的癸卯学制，课本一般也得采用国定本与审定本两种。至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对各级教育机构的学制、课程、教材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上，华侨捐助的学校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外向性、开放性。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了遵从潮流，以国文、常识、算学、音乐、劳作等新课程取代陈腐的封建八股外，特别注意侨居地语言教育和实用的谋生技能如商业技能的训练。这是因为，侨眷子弟在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常常被其父兄或亲友带出国外继承各项事业，回国就读的侨生也大多重新回到各居留地工作。为了适应学生以后出国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外语教育和面向海外的商业教育成为侨乡学校的两大侧重点和重要特色。侨乡学校为生存谋职和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学校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三，海外华侨回乡兴学，对于侨乡民众的素质提高和社会风貌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从浅层次来说，华侨捐资使得侨乡的校舍、设备大为改善，办学经费相对充足，使侨乡子弟可以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更进一步说，侨乡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侨乡民众的素质，改变了侨乡民众的社会观念，带动了侨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貌的改观，使得侨乡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94-05
一、近代中山籍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的几个阶段
(一)清末：初兴期
近代香山乡民出洋谋生者众，多数去往北美和澳洲。这些出洋的香山籍华侨大多出身贫苦，在海外饱受欺凌，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使家乡兴旺发达。自清末提倡“废科举，兴学堂”以来，海外华侨便作出积极响应，在家乡捐资兴建新式学堂。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容闳在家乡南屏乡倡建的“甄贤学校”(原名“甄贤社学”)和海外隆都乡亲在家乡捐建的隆都学堂。
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他在国外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深刻地认识到复兴祖国的良策除了创办现代化的工厂外，更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这样才能真正富国强民。对于容闳，学界论述较多的是他对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之功，而对他积极参与家乡教育改良的活动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1871年，容闳在选拔第一批赴美幼童的间隙，回到家乡南屏乡，倡议在甄贤社的基础上办一间甄贤社学，并为此学校的筹办倾注大量心血。当时，容闳旧居已经破败，无法居住。他却不思整修自己的家，而是搬到兆六容祠去住，在那里与乡亲商讨办学。“所拟章程，集思广益，所筹经费，就众输赀，先之以履亩抽征，继捐之于富家殷户，务得其平，一乡之人，无不踊跃”。容闳率先捐银500两，带动其他乡人集资。后来，他又从美国寄来白银300两(一说为500两)，最终促成甄贤社学于1872年开办，“其规模之远，度量之宏，固非仅取效于一时已也”。根据容闳与父老的商议，社学中容族学生免收学费，外姓学生可以入学就读，但收少量学费。甄贤社学第一次招生仅30人，到19世纪末期，扩展为四个分社，每个分社聘请教师一名，学生总数逾百人。甄贤社学还一度被“清政府指定为培养选拔出国留学学生的学校”。
但甄贤社学初创之时，教学内容和形式相对陈旧。1902年，容闳返乡召集乡亲商议，将“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并建议在南屏岚园办一所中学，甚至连中学的建筑图纸都设计好了。但当时这个建议遭到一些封建士绅的反对，因而未果。到1905年，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的冲击下，甄贤社学的校长容星桥顺应时势，秉承容闳办学的意愿，也极力提倡甄贤社学改制，经过乡亲们复议得到认可。1906年，“甄贤社学”正式改名为“甄贤学校”，为初、高级两等小学。甄贤学校几经发展变迁，培养了大批人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改名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到1983年，珠海市政府为纪念容闳对近代教育的贡献，复名为“甄贤学校”，至2002年更名为“甄贤小学”。
清末香山由华侨捐助兴办的新式学堂较著名的还有隆都学堂。隆都(现中山沙溪、大涌两镇的主体)出洋人众，虽身处异乡，但心怀故里，尤其热心于捐助家乡的教育。清末旅美旧金山隆都同善堂，为响应和支持家乡改旧式龙山书院为新式学堂的盛举，捐洋银一千元资助，远道寄回，以补办学经费不足。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光绪皇帝“赏给该善堂匾额，以示旌奖”。光绪皇帝准其所奏，特派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为钦差大臣，赏赐该堂红牌金字匾额一幅，上书“乐善好施”四字。匾额至今保存完好，高悬于该堂礼堂上。皇帝特颁旨旌奖，给曾被视为“天朝弃民”的海外侨胞以莫大的荣耀。于是，为家乡捐资兴学的情怀更加坚定。由于华侨捐资，办学经费充足，所以该学堂历来都能出重金，聘请优良教师，而设备亦较完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杨永泰就曾到此学堂任教。该学堂即为今日龙山中学的前身。
(二)民国时期：捐资办学的高潮
虽然清末已开始有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但总体说来这一时期香山县教育状况仍然很低下。正如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所描述：“失教已久”，“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仅有少数大乡设有学校。在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下，1911年，香山县始设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县设督学局(相当于孙中山提议的“兴学之会”)，督学局派员到各区督促兴办学校。未建校的大乡村，纷纷设立初级小学与平民学校，原有少数的私塾多改为学校。
华侨受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及孙中山对兴办新式教育的号召。掀起了在家乡兴办教育的热潮。民国以来，中山籍海外乡亲纷纷捐资在家乡建起很多新式初级小学和中学。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中山县掀起一股侨办教育的高潮，涌现出不少兴学育才的楷模。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澳洲归侨马应彪、旅美华侨周菘、澳洲归侨郭顺、杨仙逸烈士的夫人程度纯等。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县侨办中小学有16所，其中大部分是在民国期间兴办起来的。此外，华侨们还开设了一些公共图书馆或书报社，使远离城镇的穷苦农村青少年接受了很多新知识、新思想和外界社会的新信息，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对于教育的普及和开发当地民智具有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先施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同时大力振兴家乡教育事业。马应彪在家乡沙涌捐资办起了多所学校，计有沙涌在明书塾、沙涌妇女学校、石歧世光女子学校，沙涌幼儿园、沙涌在明妇儿院等，他还担任中山女子师范、广东女校等校校董。对于妇幼教育，马应彪特别重视，认为“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独无”。他免费招收本村和邻村的妇女入学，扫除文盲。这些教育措施，使原来落后、闭塞的农村大为改观，大开风气之先。
中山龙头环侨乡的教育发展，则是同旅美华侨富商周菘连在一起的。周菘1899年赴美，1901年开设“中国服装公司”，之后改名为“中兴公司”，成为华人在美创办的最大商业公司。周菘以自己在美的经历，深刻地认知到中国与美国教育的差距，对兴学育才不遗余力。他从自己在旧金山唐人街拥有的多座楼宇及其他实业资金中，拨出专款设立周崧基金会，以利息所得，用来捐助侨居地和家乡兴办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1928年秋，周菘致函父老乡亲，倡建新校，又派同乡周合回乡主持建校事宜，成立校董会筹备建校，边借祠堂开学，边动工兴校。乡人感其恩德，以“周菘学校”命名新校，并设立“玫瑰幼稚园”，以纪念其夫人司徒氏。1930年春，由周氏独资捐建的“周菘学校”竣工开幕，免收学生学杂费，招聘高素质师资。学生成绩优良，学校驰誉中山。周菘学校一向不收学杂费，所需一切费用，除置有香港德辅道中铺业一间收租外，均由校长周菘按月从美国汇来。周菘兴学，首树楷模，远近知名，各乡旅外乡亲，闻风兴起捐资建校者相接。
与周菘学校旗鼓相当的是澳洲归侨郭顺召集郭氏族人集资兴建的竹秀园学校。郭顺是近代中国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掌门人之一。1921年，郭顺回乡恳亲，向乡人发表演说。当年的《良都竹秀园月 报》刊登有《郭顺君恳亲会演说词》一文。谈及家乡的教育状况，郭顺说：“试就我乡学务而论，现在虽未十分发达，然亦粗具模型，蓝田志远学塾，幸得教员管教有方、悉臻完善……”他表示，曾“到上海与诸梓友及家兄商榷，无不愿我乡办一所完善之学校……”郭顺倾情教育，热情洋溢的言词，使父老兄弟深受感动。在郭顺积极倡导和其他华侨的响应下，竹秀园学校于民国11年(1922年)在蓝田、志远学塾的基础上，因陋就简办成。当时捐款的有澳洲、斐济、日本、美国等地华侨郭氏等150多人。30年代初，郭乐、郭顺兄弟又首倡筹建新校舍，并慨捐白银1万元。民国22年(1933年)、钢筋水泥结构、款式新颖的新校舍落成。学校校服整齐划一，童军训练有素，在中山县乃至省内都享有盛名。竹秀园学校与周菘学校同为中山侨乡学校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在中山兴建的颇有纪念意义的学校是仙逸学校，是为纪念航空烈士杨仙逸而建。1923年杨仙逸牺牲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屡次嘱咐杨夫人程度纯女士创办学校以为纪念。程女士自1924年开始筹备，多方奔走筹款，国内外爱国人士多有捐助，1925年建成，校址设在石歧镇，由程度纯任校长。程女士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师资；师资质量高，就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所以，她不惜重金聘请品学兼优的教师。同时，她认为学校出人才，不仅要使学生读好书，还要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该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三个班增至1930年的12个班。至1935年，因中山县内小学毕业生日众，原有中学未足收容，经省教育厅批准，仙逸学校始办中学，兴建新校舍。杨仙逸烈士的父亲特别从檀香山汇款两万元，作为仙逸学校扩校经费。
除了上述较有突出的兴学人士外，其他财力不十分雄厚的华侨对本乡或本族子弟教育的投入也令人感动。20世纪30年代初，杨颖滨家族为同族子弟办起小学——石歧守恒小学，免收学费。在同时期，香山东镇莨尾乡(现中山市张家边区莨尾村)归侨陈述尧于1934年在家乡办起莨尾小学，免费招收本乡邻近学童入学读书。他亲任校长，兼任教职达十年之久，他在校任职，纯属义务，不但不收一文钱薪金，还倾其全部家财，精心办学。他更发函至莨尾乡旅外侨胞，发动捐资筹建新校舍，使莨尾小学日渐发展。
在今珠海唐家湾，旅外华侨也捐资兴建了多所学校。1929年，华侨黄绵始(东岸村人)捐资在家乡办“东岸小学”。民国19年(1930年)澳大利亚华侨蔡昌(外沙村人)捐资在家乡建礼和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各村儿童入学，学生达300多名。同年，港商莫咏虞(会同村人)捐资在家乡办“会同小学”。民国26年(1937年)，由鸡山村华侨集资兴办“鸡山学校”等。
中山侨乡学校表现出很明显的外向性，对于英语教育非常重视。据中山《竹秀园月报》记载，中山地区的少年，因为多欲往外洋谋生，所以对英语这一新科目尤其重视，很多人都去向当地西方侨民求学。还有华侨专门办起了英语学校。1920年，渡头村归侨雷根，以乡人出国者日多，不懂英语就难以沟通和谋生，特捐资创办英语夜校，亲自任校长授课。就学者很多，为出国创造了条件。另外，华侨欧亮办起了欧亮学校，教授英语，以利乡人出国谋生。
海外华侨在大力捐资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建起了不少公共图书馆或阅报所等社会教育场所。前文所说的陈述尧在家乡莨尾，与乡中父老及海外归侨，共同策划、创办了“觉新阅书报社”，使乡人得以博览书报刊物，提高文化，增广见识，开阔视野。
(三)抗战胜利后初期：捐资重建和复办侨乡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沦陷，华侨捐建的学校，如竹秀园学校、仙逸学校等，多被日伪军占据，学校停课。抗战胜利后，曾经遭到破坏、停课的中山侨乡学校，大都由华侨捐资重修复课，添置设备。当时的侨刊乡讯对此多有报道。1946年11月《中山侨报》创刊号《华侨扶助本邑教育事业之大观》一文写道：“本邑自遭敌人蹂躏之后，商业凋敝，农业失收，民穷财尽，生活困难达于顶点。前此邑中全恃以为经济命脉之农产品与侨汇，均遭际于冻结状态中。在光复后……百端待举当中，建设与教育，均感无法开始……所幸教育一途，则多得海外侨胞之努力，捐资兴学，以扫除文盲提高新生一代才智水准，诚不可多得之美举也。”1946年10月《粤侨导报》五期也特别报道了一例华侨捐资复学的义举。报道说：“中山县第六区和丰锦石乡旅美华侨陆宏冠、陆锐、陆威等，‘以该乡教育沧桑多年，失学儿童触目皆是’，特发起兴学运动，大解义囊，现共捐美金10060元，合国币3000万余元，另由乡侨陆名芬捐出校地一座，以为兴建校舍之需。”
战时停办或办学受到影响的竹秀园学校、周菘学校和仙逸中学在战后都因华侨的捐助得以复兴。竹秀园在华侨郭顺等人的关心资助下，侨乡建设又获得恢复和发展。一些无力升学的优秀学生，由华侨创办的福利社资助升学。1988年4月，竹秀园村委会主任郭卓成在侨乡调查座谈会上回忆说：“日军投降前夕，我姐姐被日军吓死。我父母因贫病交迫也先后去世，遗下我兄弟二人，生活困难，无依无靠。幸得郭顺和竹秀园校董会的关怀，我兄弟俩和其他郭姓学生，得以免费入学，并获赠校服。我兄弟俩每人每月到歧安米机站领到粮食20斤，才得以读完小学。”抗战时期周菘学校因侨汇中断造成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校董会善体周菘意旨，勉力维持，从未辍学。抗战胜利后，周菘如数归还董事办学借款及学生所缴过的学杂费。1948年秋又拨款增办初中，复办了玫瑰幼儿园，并每年资助龙山中学办学经费8000美元。周菘原拟在办好小学、增办初中之后，继而创办高中以至大学，后因政局变化，中美关系中断而搁置。仙逸中学在战时1938年被迫停办，学校设施大遭破坏，除部分图书、仪器事先转移到澳门储藏而幸存外，其余学校桌椅等，损失殆尽。日寇投降后，1945年仙逸学校即筹备复课。新中国成立后，仙逸中学并入其他中学，转为公办，直到1981年恢复原校名仙逸中学。
二、华侨热心捐资兴学的原因
中山籍华侨热心于在家乡捐资兴学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受“教育兴国兴乡”思想的推动。早期出国的华侨，基本上是受教育不多的农民，在海外多以体力劳动谋生，即便是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华商，也是历尽艰辛屈辱，他们切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在国外被剥削、被排挤、受歧视的处境，使华侨体会到祖国的强盛也事关他们的命运，产生了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和家乡的强烈爱国爱乡情怀。同时，身在海外的华侨亲身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亲眼看到新式教育对西方国家发展的作用，意识到教育对改造旧中国的重要意义，深感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华侨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在华侨中引起共鸣，纷纷回国捐资兴学。倾情于故乡教育的近代中山籍华侨中，有不少人对教育对于启迪民智、振兴中华的作用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清末在家乡首倡 兴学的容闳、民国二三十年代大力兴学的马应彪、周菘等莫不如此。容闳倡办甄贤社学的目的，“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马应彪先生则曾说：“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当务之急，中国国力衰弱，饱受外侮，归根结底是教育落后、科学落后，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振兴教育。”周菘常说：“救国急务，首在教育，教育兴替，视乎经济充裕与否而定。然经费足而不得人，教育仍难振兴，征之中外，莫不皆然。余觉欧美教育，经费足，人才盛，辄为之钦佩止。反观中国学校，往往相形见绌，不胜感喟。”还有很多普通的旅外乡亲也许对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并无非常深刻和自觉的认识，但他们有一种浓厚的宗乡意识。在海外小有积蓄之后，都会想着回馈乡里。
其二是受到中国政府执政者和有关政策的鼓励。清末，光绪皇帝鼓励民间捐资办学。1903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匾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给匾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如前所述，旧金山隆都同善堂就因大力捐助家乡教育而获皇帝授匾旌奖。此举给予海外华侨捐资兴学以莫大的鼓励。清政府对于侨商回籍创设学堂采取相应措施“妥为保护”及“奏准立案”。官办的《东方杂志》和民办的《教育杂志》等分别开辟了“侨民兴学”、“侨学类志”与“殊方兴学类志”等栏目，专门宣传、报道华侨兴学事迹，使得华侨回乡捐资兴学蔚为潮流。清末民初孙中山的号召对华侨捐资兴学更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奔走革命，鼓励兴学育才，提倡男女教育平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尤其注重推动和指导华侨教育工作，并把普及教育作为振兴中华的决策，深得海外侨胞的拥护。很多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国兴办教育，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把侨务工作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华侨捐资兴学事宜于1929年特别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并多次加以修订，极大地鼓励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情。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华侨兴办家乡教育的一个高潮。民国23年(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周崧个人捐出巨款建校，特明令嘉奖，颁给周菘捐资兴学一等奖状。奖状上写道：广东省中山县公民周菘助周崧小学建筑开办两费计银五万二千五百元，又将在美国三藩市都板街自置洋楼一座，价值九万余元，捐充该校基金，两共一十四万二千五百余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之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此证。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三、华侨捐资兴学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综合考察近代中山籍华侨捐资兴学的情况，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一般多为本乡或本宗族子弟捐建学校。当然，有些财力稍微雄厚的华侨由捐助本乡教育扩展到捐助邻近乡镇或整个县乃至省内、省外其他地方的教育。第二，多是捐助基础教育，最初多是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后来发展到中学。第三，在捐资兴学的形式上，以捐资建校舍居多；再者就是捐助家庭贫困者入学就读和升学。第四，从捐助人来说，虽然不乏华侨个人捐资兴学的，但更为普遍的是集资办学或助学，也就是以侨胞一人或数人牵头，发动众多旅外乡亲捐资，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例如，在捐建竹秀园学校的过程，由郭顺带头，郭氏族人有150多人捐资。有些学校是由当地乡绅、乡贤创办，华侨捐资助建或助办，如前述隆都学堂。第五，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多属义学性质，办学经费靠公益捐献来维持。
海外香山人在家乡的捐资兴学，推动了侨乡教育的普及化和现代化进程。首先，海外华侨的捐助推动了香山侨乡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远胜于非侨乡地区。晚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际，由官方兴建起来的学校数量极少，生源面狭窄，普通百姓子弟根本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之后到民国时期，华侨捐建、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在侨乡逐年增加。这些学校有的完全免缴学费，有的收费低廉，使侨乡的贫穷子弟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在华侨的积极倡导下，侨乡女子教育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正是由于华侨捐资兴学作为官办学校的补充，使得学校“由只是作为阶级与等级的象征或只是作为少数人的社会化工具转变为对较多社会成员包括女性与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社会化的工具”。
第二，近代中山籍华侨独资或集资捐建的学校在性质上多属新式学堂，推动了侨乡教育的现代转型。华侨掀起回国办学的热潮正是顺应国内政府倡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同时在这股潮流中他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从而推动侨乡教育走在全国教育的前列。就教育目的和教育组织原则而言，清末的侨办侨助学校必须遵循清政府的教育大纲以及以后的癸卯学制，课本一般也得采用国定本与审定本两种。至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对各级教育机构的学制、课程、教材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上，华侨捐助的学校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外向性、开放性。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了遵从潮流，以国文、常识、算学、音乐、劳作等新课程取代陈腐的封建八股外，特别注意侨居地语言教育和实用的谋生技能如商业技能的训练。这是因为，侨眷子弟在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常常被其父兄或亲友带出国外继承各项事业，回国就读的侨生也大多重新回到各居留地工作。为了适应学生以后出国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外语教育和面向海外的商业教育成为侨乡学校的两大侧重点和重要特色。侨乡学校为生存谋职和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学校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三，海外华侨回乡兴学，对于侨乡民众的素质提高和社会风貌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从浅层次来说，华侨捐资使得侨乡的校舍、设备大为改善，办学经费相对充足，使侨乡子弟可以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更进一步说，侨乡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侨乡民众的素质，改变了侨乡民众的社会观念，带动了侨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貌的改观，使得侨乡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