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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主体，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选择和建构过程具有特殊的方式。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是他们取舍唯物史观的意义中枢；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他们理解唯物史观的思想媒介；公式化和工具化是他们对唯物史观意义建构的理论与价值取向。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认知方式表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进入一个新的情境，其传播与认知都不是纯粹的。主体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主体本身所依存的文化传统和主体思维中已形成思想体系等都将影响对理论的传播与认知。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方式，有利于认识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的得与失，对克服唯物史观因传播技术而形成的认识误区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产阶级革命派，唯物史观，认知方式，建构方式，理解与选择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30—08
文化传播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制过程，而是一种文化理解、选择和创新的过程。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观念体系，其核心理论，如历史的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学说等，都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固有观念不相侔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这样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异质的观念体系，中国学者在传播初期是如何进行意义建构的呢?它对中国唯物史观阐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尽管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已相对较多，但从认知方式上认识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却几乎是空白。事实上，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态度与方式，直接影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选择与创造，也必然影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结果。
2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最先接触和传播唯物史观的是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其与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主要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学理和一种社会改造的方法来认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由于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的差异，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具有独特的方式，反映了20世纪早期唯物史观中国化意义建构的特点。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认知
唯物史观的意义中枢
从一般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是应该排斥和敌视唯物史观的，因为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成为例外，他们不仅热情传播唯物史观，而且还积极运用唯物史观于学术分析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表面上看与常理不符，但在现实中却具有充分合理性。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势。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时而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蓝本，试图通过政治革命，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但20世纪初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孙中山等人看到，欧美国家虽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资本主义“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不堪，成为机器的牺牲品。“经济革命之焰”愈演愈烈，使欧美资产阶级“焦头烂额”。以至于“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双重现实，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为打倒封建主义，而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试图吸取社会主义的因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意图发动一场“完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既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因此，在他们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初，便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有关理想融入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之中，希望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策略，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高涨，“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我们或者看不见，但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得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中山想出的“法子”，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中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他曾直接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的革命理想中，虽然融入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分，但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中枢，仅是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体系的一种拓展、延伸和补充，他们追求革命理想的真正核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只是为了避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资产阶级民主派吸收、借鉴社会主义的部分理想，目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体系进行改良与完善。从另一个角度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附属于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一个补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与目标是他们思想认识和理论选择的依据，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是以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前提，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取舍取决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完善的需要。
最初，资产阶级民主派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一加以引进与认知。1903年马君武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时，首次提及“马克司(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虽然马君武没有解释什么是唯物史观，也没有说明如何才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但是马君武肯定马克思用唯物论解释历史，并由此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1906年，朱执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他说：“顾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最初定位是，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科学解释，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胡汉民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只有“到马克思才努力发明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原因……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胡汉民的话在肯定唯物史观价值的同时，也点出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早期认知的基本取向，即把唯物史观定位为“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与社会分析方法，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绝大的改革”。 从社会主义视域解读唯物史观，资产阶级民主派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地位，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价值。但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理想，三民主义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中枢。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这仅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借鉴与吸纳，而不代表他们革命理想与目标的变化。在三民主义视域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解读就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方法论上他们肯定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从本体论出发他们则批评唯物史观对世界观的看法。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过去的理论，与当今现实不符，也不适合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他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他还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
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意义中枢，资产阶级民主派创立民生史观，作为他们的根本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置于民生史观之“用”的地位，他们以民生史观为目标价值，对唯物史观进行解析和选择，意图通过民生史观整合和涵盖唯物史观。戴季陶称，民生哲学比唯物史观更全面，使用范围更广。“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高承元把民生史观称为是一种“新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派唯物史观是广义唯物史观，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最广义派，它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更全面。他指出：“民生史观不是物质说的唯物史观”，“民生史观是消费与生产关系说的唯物史观——新唯物史观”。
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和研究唯物史观，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服务，是看重了唯物史观强大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价值，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成为他们根本的社会历史观，这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理论中寻找一些有助于按他们的社会立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力求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他们接受的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不关心唯物史观中的“政治理论”(即不热衷唯物史观之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也没有涉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担心甚至反对中国真正走社会主义之路。胡汉民在他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戴季陶也认为“社会共产主义”，“传播在(俄国)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由此可见，他们对待唯物史观的这些态度，同他们当时的革命理想中枢是一致的。
二、以中国传统观念为概念媒介的
唯物史观意义建构
一种新观念进入个人或群体的思维中，撇不开的中介质便是个人或群体的固有观念。唯物史观的观念体系虽然与中国传统观念体系不具有同一性，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但它在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体系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仍然起了概念媒介的作用。为了更简易地理解和认同唯物史观的有关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努力把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传统观念“桥接”在一起，传统观念成为消融唯物史观“异质”抗力的有力缓冲，也成为唯物史观新意义建构的工具。
唯物史观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之一被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认知，并通过社会主义视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的。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完全异质的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社会主义解读时，首先便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桥接”在一起。胡汉民曾直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社会主义思想是“相承不断的”，“老子算得是近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儒家算得是近于国家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普遍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大。以孙中山为例，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他身上具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及孔孟的“仁爱”观念都对他有深刻影响。孙中山把中国古代的“仁爱”思想融入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解读。他把尧舜的“博施济众”、孔子的“尚仁”、墨翟的“兼爱”等都解读为具有社会主义意涵，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为公”“平均地权”成为“孙中山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受传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影响，孙中山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以“公有”为主体的集体主义生活的社会。“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桥接”，把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融入社会主义内涵，就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中国人陌生的理论，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接受都变得简单起来。
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认知唯物史观遇到的重点问题之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阶级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阶级斗争学说认知过程中，也同样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桥接”，通过传统思想的桥梁作用，达到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与认知。
从理论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1902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文中提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随后《天义报》等报刊把《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及《共产党宣言》序言等翻译刊载出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重视探讨阶级斗争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接受《共产党宣言》有关“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朱执信说：“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胡汉民也说，“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派承认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论断，但是关于什么是阶级?如何理解阶级斗争?这仍然是他们的一个难题。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解析阶级问题时，第一个关键词落在“平等”问题上。他们认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由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社会越发展，国力越强大，广大人民反而更加贫困，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党之日炽”，“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朱执信认为，所谓阶级，就是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如果没有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就无所谓有什么阶级。
孙中山把阶级的根源解读为利己心驱动下的一种对财富掠夺所导致的。他说：“人类的思想，可说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重于利己的人，每每出于害人，也有所不惜。由于这种思想发达，于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渐积成专制的阶级，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胡汉民也说：“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周佛海更是直接说：“阶级，乃是一种掠夺关系底的表现……所谓掠夺，就是一个或数个社会集团中的分子，不劳不作，专靠掠夺别一个阶级或数个社会集团中的分子底剩余劳动而生活。阶级就是表现这个掠夺关系的。”
显然，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利己心”“不平等”和“掠夺与被掠夺”等国人普遍熟悉的概念来解读阶级，其实质是以中国传统的“均”“平”的思想为基础，对阶级问题进行“中国式”解读。
以平等与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等来解读阶级，自然就把阶级斗争解读为“均贫富”的目的，这样就把阶级斗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结合在一起，从而激起国人的普遍共鸣。
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逼出来的，社会革命是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民为目的”。林云陔曾在《建设》杂志上发表《阶级斗争之研究》一文，他认为“社会之进化，每因经济之牵动力，以演成阶级斗争”，“阶级之区别，总以各阶级之共同经济关系定之。故阶级斗争，亦必不能逃出其共同经济之外。”“阶级争斗，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孙中山一方面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另一面他又提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命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这就在事实上，把阶级问题与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桥接”在一起，阶级斗争也就变身为转义的社会“谋平等”“均贫富”的斗争。
资产阶级民主派希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与一役”，但这两次革命的方式和目的都是不同的。前者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建立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通“建设”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贫富均等”的社会革命。显然，政治革命是解决“平等”问题，社会革命则是解决“平均”问题，平等的问题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平均的问题则可以用改良的方式来解决。正是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主张中国实行阶级斗争，甚至想方设法避免中国的阶级斗争发生。孙中山说，辛亥革命“幸已达破坏之成功”，“今破坏已完，建设已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的学问”。他明确提出，“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孙中山提倡互助，强调“调和”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试图通过改良社会经济制度方式，消除人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由此，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也有了传统观念的依托。
前文所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中，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基于传统“仁爱”观念的立场，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通过“建设”的方式发展生产，实行国家“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戴季陶认为，孙中山“要求全国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基于“仁爱”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阶级斗争问题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承认“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人类社会与动物界进化不同，“斗争”并不是正常的社会进化状态，“互助”才是社会进化的常态。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从“仁爱”哲学出发，提出“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呼吁“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攻击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派以中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体系来解读唯物史观，其意义在于消减了传统观念对唯物史观传播的异质文化抗力，拉近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理解的思想距离，便于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理解和接受。但是把唯物史观与传统观念“桥接”，势必会造成对唯物史观意义理解的偏差，也容易误导人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选择与接受。
三、公式化与工具化的
唯物史观理论与价值取向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并非纯粹的学者，他们研究唯物史观的重点不在于理论探讨，而在于实践之“用”。出于“用”的需要，资产阶级民主派认知唯物史观的第一步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简单化、公式化，然后以唯物史观公式为工具，分析历史与社会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指导社会革命，充分体现它的工具性价值。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论著阐释他们的唯物史观思想，因此“经典不足”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基本困难之一。为了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方式采取“辑录”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
以胡汉民为例，他被戴季陶称为是“马克斯主义研究者”，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他先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以及《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一卷附注》《资本论》(第三卷)等有关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原理的阐述，是当时见诸中文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集中、最全面的摘译。在上述摘译的基础上，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原理进行了条目化的概括。他说：“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以为人类因社会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在另外的文章中，胡汉民又进一步解释说，唯物史观“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面所谓的“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是指：“1.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2.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3.社会的生活如何，社会要求如何，直支配哲学者之头脑。而一种哲学发生，还令社会受其影响。但二者比较，有迅速大小之不同”。徐苏中也先后在《建设》上发表《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两篇译文，林云陔在《星期评论》(纪念号)上发表《唯物史观的解释》等，也都探讨过唯物中观的内容，但方式基本上都与胡汉民相似，即先摘录原著，然后阐释概括。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唯物史观初入中国之时，几乎没有花费太多精力用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意涵研究之中，而是将深奥的学理简单化概括，演化为一种结构清晰、纲目明确的理论公式，使其成为一种认识历史、剖析社会的有效分析工具，积极用于实践之中。
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武器。胡汉民说：“像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决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着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究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他曾向人解释说，有人问我：你的主张未免太重视物质，轻视精神。我就要答道：不是，我固然是表同情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要晓得唯物史观，并不是叫我们专去崇拜物质，不过实际上不能不承认物质的势力。胡汉民主张“改造要全部改造”，赞成“根本解决”。而唯物史观能给他提出根本解决之方。他说：“人类的思想观念、感情习惯，会不会变化……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就是跟着物质的生活状态，社会的一切关系，社会的生活来变化。”“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他说：“共同生活，是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
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没有把唯物史观上升到理想层次，但他们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孙中山称赞马克思研究历史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疑”。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戴季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基于唯物史观，分析问题不应只从表面上考察，而应从“社会生活问题”人手。他说“无论一个什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因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都要从“社会生活问题”人手，这是“在他的根底上”的因素。戴季陶声言“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即便是一些对唯物史观抱有偏见的学者，也不得承认其方法论的价值。如胡适曾激烈批评唯物史观学者，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算不得好汉”，但他对唯物史观工具意义也不得不由衷称赞：“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生路，这就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
资产阶级民主派运用唯物史观取得成效最大的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考察当时中国历史与社会，发表了大量唯物史观社会分析文章。如，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革命!何故?为何?》《到湖州后的感想》，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等。通过这些文章，使当时国人不仅看清一列社会问题的背后实质，而且也了解到唯物史观思想，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社会价值，显法出唯物史观强大分析功能与叙事能力。
把唯物史观原理简单化便于更多人接受，唯物史观工具在解决问题中的强大功用，又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学术与社会价值，促使更多人热衷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这又为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空间。但是对于唯物史观“用”的高度关注，影响到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深入探讨。
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与阐释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严重不足，表现在理论上，一系列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严密的阐释与界定，例如，关于阶级概念的阐释，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作中，几乎很少能找到他们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阶级概念的论述。他们对阶级的内涵的理解与经典作家本意有较大出入，表出现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致使他们对阶级内涵的解释呈现出纷杂局面。在他们的著作中，阶级、阶层、等级和社会集团等通常都被划定为阶级，因此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阶级称谓，如“有枪阶级”“知识的阶级”“政治阶级”“经济阶级”“专制阶级”“治者阶级”“有识无产者阶级”等等。阶级概念界定的不确切性、阶级划分标准的随意性和社会阶级判断结果的纷繁性，表明资产阶级民主派早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的理论基础较为脆弱。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阶级内涵的理解的纷杂，影响了他们对社会阶级斗争问题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多种提法，相当混乱。诸如：阶级之争、阶级争斗、阶级斗争、阶级战争、阶级运动、阶级竞争、种族阶级间之竞争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主要是以《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而展开的，相应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全面了解则相当贫乏，这也是导致错误认识产生的思想根源。 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学说的基本概念具有严格的规定性与自律性，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自觉与不自觉地误用，必然导致理论理解准确性的失范，贻害于学术与实践的发展。20世纪初，以实践运用为目的，引入新社会历史概念——唯物史观，其在理解上具有模糊性，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是其在中国早期传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原点上，从概念开始去探求经典作家理论内涵的本真意义。
结语
20世纪初，唯物史观自国外传入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境影响到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选择。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初期，是作为一种救世良方，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被中国社会所认识、所接受。正是因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和社会革命的武器，对于当时积极寻求中国解放之路的中国社会政派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社会政派，他们的主体都不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因此，他们传播和接受唯物史观，不是基于学理的探讨，而是为了认识社会与历史，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指导中国社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传播唯物史观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因此他们在认知唯物史观时，其理论取舍的基本标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他们积极地有选择地吸收唯物史观的理论，以充实和拓展三民主义理论，并在借鉴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民生史观理论。另一方面，基于三民主义理论的价值依据，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是有选择的接受，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唯物史观方法，却反对唯物史观的目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解唯物史观的概念工具是中国传统观念体系，他们通过“桥接”的方法，把唯物史观的有关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中国人从自身的文化传统理解和认知唯物史观，有利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也有利于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但这种解读唯物史观的方式，也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概念的研究和界定是不清晰的，存在着外延不清，内涵模糊的现象，很容易把唯物史观理论认知引向歧途，导致理论上的偏差和误解，在实践上容易犯错误，也容易导致一些人在现实挫折面前放弃唯物史观。
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认知方式表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进入一个新的情境，其传播与认知都不是纯粹的。传播和认知的主体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主体本身所依存的文化传统和主体思维中已形成思想体系等都将影响对理论的传播与认知。具体说来，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方式，其实质是一次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唯物史观“化中国”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强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得以体现，当然认识误区和理论偏差也在此过程中产生。
【作者简介】王培利，男，1969年生，山东济南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资产阶级革命派，唯物史观，认知方式，建构方式，理解与选择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30—08
文化传播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制过程，而是一种文化理解、选择和创新的过程。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观念体系，其核心理论，如历史的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学说等，都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固有观念不相侔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这样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异质的观念体系，中国学者在传播初期是如何进行意义建构的呢?它对中国唯物史观阐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尽管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已相对较多，但从认知方式上认识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却几乎是空白。事实上，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态度与方式，直接影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选择与创造，也必然影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结果。
2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最先接触和传播唯物史观的是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其与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主要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学理和一种社会改造的方法来认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由于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的差异，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具有独特的方式，反映了20世纪早期唯物史观中国化意义建构的特点。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认知
唯物史观的意义中枢
从一般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是应该排斥和敌视唯物史观的，因为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成为例外，他们不仅热情传播唯物史观，而且还积极运用唯物史观于学术分析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表面上看与常理不符，但在现实中却具有充分合理性。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势。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时而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蓝本，试图通过政治革命，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但20世纪初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孙中山等人看到，欧美国家虽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资本主义“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不堪，成为机器的牺牲品。“经济革命之焰”愈演愈烈，使欧美资产阶级“焦头烂额”。以至于“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双重现实，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为打倒封建主义，而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试图吸取社会主义的因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意图发动一场“完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既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因此，在他们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初，便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有关理想融入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之中，希望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策略，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高涨，“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我们或者看不见，但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得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中山想出的“法子”，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中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他曾直接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的革命理想中，虽然融入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分，但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中枢，仅是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体系的一种拓展、延伸和补充，他们追求革命理想的真正核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只是为了避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资产阶级民主派吸收、借鉴社会主义的部分理想，目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体系进行改良与完善。从另一个角度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附属于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一个补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与目标是他们思想认识和理论选择的依据，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是以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前提，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取舍取决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完善的需要。
最初，资产阶级民主派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一加以引进与认知。1903年马君武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时，首次提及“马克司(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虽然马君武没有解释什么是唯物史观，也没有说明如何才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但是马君武肯定马克思用唯物论解释历史，并由此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1906年，朱执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他说：“顾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最初定位是，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科学解释，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胡汉民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只有“到马克思才努力发明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原因……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胡汉民的话在肯定唯物史观价值的同时，也点出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早期认知的基本取向，即把唯物史观定位为“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与社会分析方法，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绝大的改革”。 从社会主义视域解读唯物史观，资产阶级民主派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地位，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价值。但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理想，三民主义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中枢。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这仅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借鉴与吸纳，而不代表他们革命理想与目标的变化。在三民主义视域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解读就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方法论上他们肯定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从本体论出发他们则批评唯物史观对世界观的看法。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过去的理论，与当今现实不符，也不适合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他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他还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
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意义中枢，资产阶级民主派创立民生史观，作为他们的根本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置于民生史观之“用”的地位，他们以民生史观为目标价值，对唯物史观进行解析和选择，意图通过民生史观整合和涵盖唯物史观。戴季陶称，民生哲学比唯物史观更全面，使用范围更广。“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高承元把民生史观称为是一种“新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派唯物史观是广义唯物史观，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最广义派，它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更全面。他指出：“民生史观不是物质说的唯物史观”，“民生史观是消费与生产关系说的唯物史观——新唯物史观”。
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和研究唯物史观，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服务，是看重了唯物史观强大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价值，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成为他们根本的社会历史观，这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理论中寻找一些有助于按他们的社会立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力求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他们接受的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不关心唯物史观中的“政治理论”(即不热衷唯物史观之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也没有涉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担心甚至反对中国真正走社会主义之路。胡汉民在他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戴季陶也认为“社会共产主义”，“传播在(俄国)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由此可见，他们对待唯物史观的这些态度，同他们当时的革命理想中枢是一致的。
二、以中国传统观念为概念媒介的
唯物史观意义建构
一种新观念进入个人或群体的思维中，撇不开的中介质便是个人或群体的固有观念。唯物史观的观念体系虽然与中国传统观念体系不具有同一性，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但它在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体系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仍然起了概念媒介的作用。为了更简易地理解和认同唯物史观的有关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努力把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传统观念“桥接”在一起，传统观念成为消融唯物史观“异质”抗力的有力缓冲，也成为唯物史观新意义建构的工具。
唯物史观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之一被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认知，并通过社会主义视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的。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完全异质的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社会主义解读时，首先便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桥接”在一起。胡汉民曾直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社会主义思想是“相承不断的”，“老子算得是近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儒家算得是近于国家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普遍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大。以孙中山为例，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他身上具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及孔孟的“仁爱”观念都对他有深刻影响。孙中山把中国古代的“仁爱”思想融入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解读。他把尧舜的“博施济众”、孔子的“尚仁”、墨翟的“兼爱”等都解读为具有社会主义意涵，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为公”“平均地权”成为“孙中山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受传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影响，孙中山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以“公有”为主体的集体主义生活的社会。“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桥接”，把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融入社会主义内涵，就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中国人陌生的理论，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接受都变得简单起来。
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认知唯物史观遇到的重点问题之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阶级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阶级斗争学说认知过程中，也同样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桥接”，通过传统思想的桥梁作用，达到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与认知。
从理论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1902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文中提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随后《天义报》等报刊把《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及《共产党宣言》序言等翻译刊载出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重视探讨阶级斗争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接受《共产党宣言》有关“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朱执信说：“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胡汉民也说，“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派承认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论断，但是关于什么是阶级?如何理解阶级斗争?这仍然是他们的一个难题。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解析阶级问题时，第一个关键词落在“平等”问题上。他们认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由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社会越发展，国力越强大，广大人民反而更加贫困，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党之日炽”，“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朱执信认为，所谓阶级，就是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如果没有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就无所谓有什么阶级。
孙中山把阶级的根源解读为利己心驱动下的一种对财富掠夺所导致的。他说：“人类的思想，可说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重于利己的人，每每出于害人，也有所不惜。由于这种思想发达，于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渐积成专制的阶级，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胡汉民也说：“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周佛海更是直接说：“阶级，乃是一种掠夺关系底的表现……所谓掠夺，就是一个或数个社会集团中的分子，不劳不作，专靠掠夺别一个阶级或数个社会集团中的分子底剩余劳动而生活。阶级就是表现这个掠夺关系的。”
显然，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利己心”“不平等”和“掠夺与被掠夺”等国人普遍熟悉的概念来解读阶级，其实质是以中国传统的“均”“平”的思想为基础，对阶级问题进行“中国式”解读。
以平等与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等来解读阶级，自然就把阶级斗争解读为“均贫富”的目的，这样就把阶级斗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结合在一起，从而激起国人的普遍共鸣。
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逼出来的，社会革命是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民为目的”。林云陔曾在《建设》杂志上发表《阶级斗争之研究》一文，他认为“社会之进化，每因经济之牵动力，以演成阶级斗争”，“阶级之区别，总以各阶级之共同经济关系定之。故阶级斗争，亦必不能逃出其共同经济之外。”“阶级争斗，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孙中山一方面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另一面他又提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命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这就在事实上，把阶级问题与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桥接”在一起，阶级斗争也就变身为转义的社会“谋平等”“均贫富”的斗争。
资产阶级民主派希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与一役”，但这两次革命的方式和目的都是不同的。前者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建立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通“建设”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贫富均等”的社会革命。显然，政治革命是解决“平等”问题，社会革命则是解决“平均”问题，平等的问题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平均的问题则可以用改良的方式来解决。正是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主张中国实行阶级斗争，甚至想方设法避免中国的阶级斗争发生。孙中山说，辛亥革命“幸已达破坏之成功”，“今破坏已完，建设已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的学问”。他明确提出，“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孙中山提倡互助，强调“调和”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试图通过改良社会经济制度方式，消除人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由此，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也有了传统观念的依托。
前文所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中，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基于传统“仁爱”观念的立场，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通过“建设”的方式发展生产，实行国家“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戴季陶认为，孙中山“要求全国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基于“仁爱”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阶级斗争问题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承认“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人类社会与动物界进化不同，“斗争”并不是正常的社会进化状态，“互助”才是社会进化的常态。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从“仁爱”哲学出发，提出“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呼吁“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攻击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派以中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体系来解读唯物史观，其意义在于消减了传统观念对唯物史观传播的异质文化抗力，拉近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理解的思想距离，便于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理解和接受。但是把唯物史观与传统观念“桥接”，势必会造成对唯物史观意义理解的偏差，也容易误导人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选择与接受。
三、公式化与工具化的
唯物史观理论与价值取向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并非纯粹的学者，他们研究唯物史观的重点不在于理论探讨，而在于实践之“用”。出于“用”的需要，资产阶级民主派认知唯物史观的第一步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简单化、公式化，然后以唯物史观公式为工具，分析历史与社会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指导社会革命，充分体现它的工具性价值。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论著阐释他们的唯物史观思想，因此“经典不足”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基本困难之一。为了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方式采取“辑录”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
以胡汉民为例，他被戴季陶称为是“马克斯主义研究者”，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他先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以及《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一卷附注》《资本论》(第三卷)等有关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原理的阐述，是当时见诸中文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集中、最全面的摘译。在上述摘译的基础上，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原理进行了条目化的概括。他说：“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以为人类因社会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在另外的文章中，胡汉民又进一步解释说，唯物史观“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面所谓的“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是指：“1.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2.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3.社会的生活如何，社会要求如何，直支配哲学者之头脑。而一种哲学发生，还令社会受其影响。但二者比较，有迅速大小之不同”。徐苏中也先后在《建设》上发表《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两篇译文，林云陔在《星期评论》(纪念号)上发表《唯物史观的解释》等，也都探讨过唯物中观的内容，但方式基本上都与胡汉民相似，即先摘录原著，然后阐释概括。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唯物史观初入中国之时，几乎没有花费太多精力用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意涵研究之中，而是将深奥的学理简单化概括，演化为一种结构清晰、纲目明确的理论公式，使其成为一种认识历史、剖析社会的有效分析工具，积极用于实践之中。
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武器。胡汉民说：“像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决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着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究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他曾向人解释说，有人问我：你的主张未免太重视物质，轻视精神。我就要答道：不是，我固然是表同情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要晓得唯物史观，并不是叫我们专去崇拜物质，不过实际上不能不承认物质的势力。胡汉民主张“改造要全部改造”，赞成“根本解决”。而唯物史观能给他提出根本解决之方。他说：“人类的思想观念、感情习惯，会不会变化……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就是跟着物质的生活状态，社会的一切关系，社会的生活来变化。”“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他说：“共同生活，是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
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没有把唯物史观上升到理想层次，但他们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孙中山称赞马克思研究历史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疑”。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戴季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基于唯物史观，分析问题不应只从表面上考察，而应从“社会生活问题”人手。他说“无论一个什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因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都要从“社会生活问题”人手，这是“在他的根底上”的因素。戴季陶声言“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即便是一些对唯物史观抱有偏见的学者，也不得承认其方法论的价值。如胡适曾激烈批评唯物史观学者，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算不得好汉”，但他对唯物史观工具意义也不得不由衷称赞：“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生路，这就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
资产阶级民主派运用唯物史观取得成效最大的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考察当时中国历史与社会，发表了大量唯物史观社会分析文章。如，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革命!何故?为何?》《到湖州后的感想》，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等。通过这些文章，使当时国人不仅看清一列社会问题的背后实质，而且也了解到唯物史观思想，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社会价值，显法出唯物史观强大分析功能与叙事能力。
把唯物史观原理简单化便于更多人接受，唯物史观工具在解决问题中的强大功用，又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学术与社会价值，促使更多人热衷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这又为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空间。但是对于唯物史观“用”的高度关注，影响到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深入探讨。
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与阐释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严重不足，表现在理论上，一系列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严密的阐释与界定，例如，关于阶级概念的阐释，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作中，几乎很少能找到他们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阶级概念的论述。他们对阶级的内涵的理解与经典作家本意有较大出入，表出现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致使他们对阶级内涵的解释呈现出纷杂局面。在他们的著作中，阶级、阶层、等级和社会集团等通常都被划定为阶级，因此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阶级称谓，如“有枪阶级”“知识的阶级”“政治阶级”“经济阶级”“专制阶级”“治者阶级”“有识无产者阶级”等等。阶级概念界定的不确切性、阶级划分标准的随意性和社会阶级判断结果的纷繁性，表明资产阶级民主派早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的理论基础较为脆弱。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阶级内涵的理解的纷杂，影响了他们对社会阶级斗争问题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多种提法，相当混乱。诸如：阶级之争、阶级争斗、阶级斗争、阶级战争、阶级运动、阶级竞争、种族阶级间之竞争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主要是以《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而展开的，相应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全面了解则相当贫乏，这也是导致错误认识产生的思想根源。 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学说的基本概念具有严格的规定性与自律性，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自觉与不自觉地误用，必然导致理论理解准确性的失范，贻害于学术与实践的发展。20世纪初，以实践运用为目的，引入新社会历史概念——唯物史观，其在理解上具有模糊性，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是其在中国早期传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原点上，从概念开始去探求经典作家理论内涵的本真意义。
结语
20世纪初，唯物史观自国外传入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境影响到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选择。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初期，是作为一种救世良方，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被中国社会所认识、所接受。正是因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和社会革命的武器，对于当时积极寻求中国解放之路的中国社会政派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社会政派，他们的主体都不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因此，他们传播和接受唯物史观，不是基于学理的探讨，而是为了认识社会与历史，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指导中国社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传播唯物史观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因此他们在认知唯物史观时，其理论取舍的基本标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他们积极地有选择地吸收唯物史观的理论，以充实和拓展三民主义理论，并在借鉴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民生史观理论。另一方面，基于三民主义理论的价值依据，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是有选择的接受，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唯物史观方法，却反对唯物史观的目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解唯物史观的概念工具是中国传统观念体系，他们通过“桥接”的方法，把唯物史观的有关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中国人从自身的文化传统理解和认知唯物史观，有利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也有利于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但这种解读唯物史观的方式，也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概念的研究和界定是不清晰的，存在着外延不清，内涵模糊的现象，很容易把唯物史观理论认知引向歧途，导致理论上的偏差和误解，在实践上容易犯错误，也容易导致一些人在现实挫折面前放弃唯物史观。
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认知方式表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进入一个新的情境，其传播与认知都不是纯粹的。传播和认知的主体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主体本身所依存的文化传统和主体思维中已形成思想体系等都将影响对理论的传播与认知。具体说来，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方式，其实质是一次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唯物史观“化中国”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强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得以体现，当然认识误区和理论偏差也在此过程中产生。
【作者简介】王培利，男，1969年生，山东济南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