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霍金说人类要跑90码才赶得上出版品的增加速度,以此形容人类知识大爆炸的势头。根据2006年德国一份权威统计显示,世界人口每年增加8000万,如果一个婴儿身高50厘米,仿照霍金的计算方式,这个增长速度接近5码(即5公里/时),而5公里正好是人类正常行走的时速。
试想,当你以正常速度步行时,每走一步就增加一个婴儿,这将是一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先别忙着惊叹,因为中国人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计生工作者早就被这一景象折腾得叫苦连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开始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就有了必要。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人口变化,必将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从大卫王的清算名单到美国的法规
人口普查自古有之,古时大卫王曾叫人统计以色列人的人口。令人诧异的是,随后以色列人被大举屠杀,这样的场景国人似曾相识,抗战片中鬼子抓住八路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拷问出地下党的名单。长期以来,大卫王的典故令人口普查在西方成为一个敏感课题。1634年麻省湾殖民地总督John Winthrop在统计区内人口时,就曾指2000多年前大卫王的事例仍影响人民的心思,他们最终决定估算当地人口,而避免全面点算。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人口普查的动机,无外乎税收、战争准备等因素,因此人口调查的结果会相当敏感。直到18世纪中期,瑞典还把人口统计结果当作国家机密。
作为西方一个相对世俗化的国家,美国成了全世界第一个定期举行人口普查的国家。1787年,美国为了制定各州在国会的代表人口,正式为人口普查做出法律规定,严格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对各州众议员名额的分配以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如果没有人口普查,议员选举将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人口普查还提供美国国家、人民和经济的统计数据。
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开始,该调查耗资大约1.7亿美元。美国在没有遇到反抗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巨细无遗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数十年间得到欧洲诸国模仿,其中丹麦、英国、荷兰、挪威、瑞典先后展开定期的人口普查。
现如今,人口普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今明两年全球有110个国家将要进行人口普查,单是今年就有大约60个国家进行人口普查。比如美国已于今年3月15日就拉开了人口普查大幕,此次普查费用14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普查。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为什么也要进行人口普查,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当然不是,美国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人口普查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人口普查局官员就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单单是统计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口普查的结果对于政府财政和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具有指向作用。
得户籍者得天下
作为一项绵延两千多年的制度,人口调查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古代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中国古人也很早开始了“人口普查”,而“明国情知国力”的齐国和秦国,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齐国的管仲看得比较明白,他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除实施“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的常态人口统计以外,他还注意查明人口素质,如每个农民能够提供多少人的口粮,有专门技能的人有多少,不务正业寻欢作乐的有多少,甚至鳏夫、寡妇、病人等有多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
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13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
根据《史记》的说法,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各路英雄盟誓,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可谁曾料到,被泼皮无赖出身的刘邦抢了先。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在说到刘邦为什么会成功时,司马迁总结到:“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可见户籍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它还关乎社稷安危和王朝更迭,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其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全面人口普查已经进行到第六次,根据官方的说法,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目的,是查清2000年“五普”以来全区人口在数量、结构、迁移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为科学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提供基础信息。此次登记的标准时点是11月1日零时,入户登记时间为11月1日到10日。在这次普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之前的普查时间及其背景做个梳理——
1953年,当我国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迫切需要翔实的人口资料,于是决定在选举工作的同时,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由此开启新时期人口普查的序幕——此次调查项目6个,普查结果为5.82亿人;
1964年,为了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长远规划提供依据。调查项目9个,普查结果是6.95亿人;
到了1982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国家户口管理松弛,多报和漏报现象比较普遍,人口数字不准确,人口构成情况不清楚,为此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工作从1979年年底着手准备,1982年7月1日开始全面登记。增加了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和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以及生育子女总数、存活子女总数和生育胎次等,并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数据。此次调查项目增加到19个,普查结果是10.08亿人;
我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是在1990年,这次普查首次与国际接轨,跟联合国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的建议相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次普查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登记项目增加了“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的原因”两项,旨在查清我国人口迁移的流向和原因。同时增加了死亡人口的民族、文化程度、死亡时的婚姻状况和死者生前从事的主要职业等。调查项目21个,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是11.34亿;
可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基本确定,为了制定经济发展方针,各项人口数据亟待更新。这次普查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完善,调查项目达80余项,通俗点说就是“画地图、查房子、数人头”。普查结果是我国人口超过12亿人。
今年11月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与10年前相比,除了规模更大之外,还有新的变化:
前期准备:在人口普查之前,将先查清房屋的详细情况,包括房屋的建造年代,建筑结构是钢混、钢架还是砖木的。普查结果将报住建委,住建委依据这些指标为房屋定级,然后根据相关级别,分批进行抗震加固。
普查对象:首次纳入了外籍人口。此次普查范围分几类:我国境内的自然人,比如常住人口、港澳台侨人员、外籍人员;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比如驻外使馆人员、出国留学人员、外派劳务人员。已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属于普查对象;来华出差、旅游等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员也不普查。
调查方式:超过600万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投入到此次人口普查工作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资金达到了80亿元左右。国外也有一些另外的方式,比如美国采取普查机构给被调查对象寄调查表格,填完以后寄回普查机构去。也有一些国家采取公民网上申报信息。
“任何调查方式都有利有弊,用通信调查和网上的方式可能普查数据的质量会有所降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从我们国家的国情出发也从我们国家历次人口普查的实际出发,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还是采取普查员入户登记的形式。”所有普查员入户登记都要佩戴统一格式的人口普查员证件,证件有统一的格式,有姓名,有普查机构盖章,有的地方还有普查员照片,马建堂表示,“我们要求普查员的照片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有的是贴在墙上,有的是放在网上。”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将在明年4月底以公报的形式对外公布。数据公布以后还要编辑出版一系列的出版物,要根据普查获取的宝贵资料进行科研招标,鼓励科研机构利用资料研究人口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困难重重的普查
我国早在隋朝的时候,官府对于“人口普查”中的瞒报和伪报行为就头疼不已。隋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来应对瞒报,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如所报不实,责任人要受罚流放远方。其时还把户籍制和科举制结合起来,按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
到了清朝,“摊丁入亩”制度开始实施,康熙、雍正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此举使得长期因逃税而隐瞒的人口逐步报实,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总数达14341万人。
新时期的人口普查也遇到不少困难,普选员工作辛苦、部分群众不配合,再加上普选方式的繁琐以及技术性缺失,造成人口普查精准度的最大障碍——
以本次普查为例,普查员入户阶段很辛苦,报酬很低,有的地方一天工作下来(非培训阶段)30元钱,有的一个月两三百元钱,有的是普查一个人给三四元钱、四五元钱的报酬。普查员不仅面临劳累、个别居民不配合,甚至还有伤害。
梁振华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首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当时他刚参加工作,只有18岁。“第三次人口普查与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相隔了18年,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在普查前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老百姓热情很高。当时除了入户调查之外,还设立了人口调查登记站。那个年代,人们的住房条件都比较差,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平房的情况挺普遍,入户调查不太方便,于是人们就都主动到登记站进行登记。”梁振华表示,虽然市民十分配合,但设备的落后给普查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当时联合国援助了一批计算机,天津分配到一台。那时的计算机可是个‘大家伙’,仅安置它的机房就有200平方米,还特设了武警在机房外站岗。”虽然有了计算机,但数据录入全部要靠人工完成,40人的录入员队伍干了整整半年才完成了数据录入工作,而数据整理完成则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没有了1982年时数据计算的顾虑,但是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人户分离现象却更为普遍。城市一户多处住房,农村整户外出甚至整村迁移过渡,拆迁户户籍未迁出原登记地区现象大量存在,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所在单位、出租房屋的业主不愿意提供实用信息等,这些都极易导致登记遗漏或重复。这些都使得锁定普查对象非常困难。
加上现代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人们的各种防范心理较强,普查人员调查登记时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普遍,一些普查对象不愿或不敢提供真实情况,直接导致对普查工作的配合程度下降,获取真实、准确、完整的普查登记数据面临很大困难。
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同时也为了防止有些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顾虑,国家对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作了如下规定:对于过去因无计划生育等原因未报户口的出生人口,要按照国家、当地的法律、法规的有关政策,准许他们进行人口普查登记和常住户口登记;对无计划生育的居民已经征收过计划生育费的,不论过去是否如实上报,只要这次普查如实登记,均不再向其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于曾经瞒报、漏报人口出生情况的单位,只要在这次普查中如实登记,均不再追查他们在以往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中取得的成绩,而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和如何改进工作上;对继续瞒报的,一经查实,要依法严加处理。
正确的政策可以让普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项政策为获得准确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笔者观察,此前在农村常见的黑户口现象已经得到部分遏制——实报人数没有了被重罚的后顾之忧,参与普选的积极性当然会随之提高。
试想,当你以正常速度步行时,每走一步就增加一个婴儿,这将是一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先别忙着惊叹,因为中国人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计生工作者早就被这一景象折腾得叫苦连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开始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就有了必要。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人口变化,必将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从大卫王的清算名单到美国的法规
人口普查自古有之,古时大卫王曾叫人统计以色列人的人口。令人诧异的是,随后以色列人被大举屠杀,这样的场景国人似曾相识,抗战片中鬼子抓住八路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拷问出地下党的名单。长期以来,大卫王的典故令人口普查在西方成为一个敏感课题。1634年麻省湾殖民地总督John Winthrop在统计区内人口时,就曾指2000多年前大卫王的事例仍影响人民的心思,他们最终决定估算当地人口,而避免全面点算。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人口普查的动机,无外乎税收、战争准备等因素,因此人口调查的结果会相当敏感。直到18世纪中期,瑞典还把人口统计结果当作国家机密。
作为西方一个相对世俗化的国家,美国成了全世界第一个定期举行人口普查的国家。1787年,美国为了制定各州在国会的代表人口,正式为人口普查做出法律规定,严格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对各州众议员名额的分配以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如果没有人口普查,议员选举将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人口普查还提供美国国家、人民和经济的统计数据。
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开始,该调查耗资大约1.7亿美元。美国在没有遇到反抗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巨细无遗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数十年间得到欧洲诸国模仿,其中丹麦、英国、荷兰、挪威、瑞典先后展开定期的人口普查。
现如今,人口普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今明两年全球有110个国家将要进行人口普查,单是今年就有大约60个国家进行人口普查。比如美国已于今年3月15日就拉开了人口普查大幕,此次普查费用14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普查。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为什么也要进行人口普查,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当然不是,美国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人口普查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人口普查局官员就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单单是统计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口普查的结果对于政府财政和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具有指向作用。
得户籍者得天下
作为一项绵延两千多年的制度,人口调查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古代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中国古人也很早开始了“人口普查”,而“明国情知国力”的齐国和秦国,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齐国的管仲看得比较明白,他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除实施“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的常态人口统计以外,他还注意查明人口素质,如每个农民能够提供多少人的口粮,有专门技能的人有多少,不务正业寻欢作乐的有多少,甚至鳏夫、寡妇、病人等有多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
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13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
根据《史记》的说法,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各路英雄盟誓,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可谁曾料到,被泼皮无赖出身的刘邦抢了先。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在说到刘邦为什么会成功时,司马迁总结到:“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可见户籍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它还关乎社稷安危和王朝更迭,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其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全面人口普查已经进行到第六次,根据官方的说法,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目的,是查清2000年“五普”以来全区人口在数量、结构、迁移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为科学制定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提供基础信息。此次登记的标准时点是11月1日零时,入户登记时间为11月1日到10日。在这次普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之前的普查时间及其背景做个梳理——
1953年,当我国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迫切需要翔实的人口资料,于是决定在选举工作的同时,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由此开启新时期人口普查的序幕——此次调查项目6个,普查结果为5.82亿人;
1964年,为了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长远规划提供依据。调查项目9个,普查结果是6.95亿人;
到了1982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国家户口管理松弛,多报和漏报现象比较普遍,人口数字不准确,人口构成情况不清楚,为此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工作从1979年年底着手准备,1982年7月1日开始全面登记。增加了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和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以及生育子女总数、存活子女总数和生育胎次等,并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数据。此次调查项目增加到19个,普查结果是10.08亿人;
我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是在1990年,这次普查首次与国际接轨,跟联合国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的建议相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次普查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登记项目增加了“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的原因”两项,旨在查清我国人口迁移的流向和原因。同时增加了死亡人口的民族、文化程度、死亡时的婚姻状况和死者生前从事的主要职业等。调查项目21个,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是11.34亿;
可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基本确定,为了制定经济发展方针,各项人口数据亟待更新。这次普查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完善,调查项目达80余项,通俗点说就是“画地图、查房子、数人头”。普查结果是我国人口超过12亿人。
今年11月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与10年前相比,除了规模更大之外,还有新的变化:
前期准备:在人口普查之前,将先查清房屋的详细情况,包括房屋的建造年代,建筑结构是钢混、钢架还是砖木的。普查结果将报住建委,住建委依据这些指标为房屋定级,然后根据相关级别,分批进行抗震加固。
普查对象:首次纳入了外籍人口。此次普查范围分几类:我国境内的自然人,比如常住人口、港澳台侨人员、外籍人员;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比如驻外使馆人员、出国留学人员、外派劳务人员。已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属于普查对象;来华出差、旅游等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员也不普查。
调查方式:超过600万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投入到此次人口普查工作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资金达到了80亿元左右。国外也有一些另外的方式,比如美国采取普查机构给被调查对象寄调查表格,填完以后寄回普查机构去。也有一些国家采取公民网上申报信息。
“任何调查方式都有利有弊,用通信调查和网上的方式可能普查数据的质量会有所降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从我们国家的国情出发也从我们国家历次人口普查的实际出发,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还是采取普查员入户登记的形式。”所有普查员入户登记都要佩戴统一格式的人口普查员证件,证件有统一的格式,有姓名,有普查机构盖章,有的地方还有普查员照片,马建堂表示,“我们要求普查员的照片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有的是贴在墙上,有的是放在网上。”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将在明年4月底以公报的形式对外公布。数据公布以后还要编辑出版一系列的出版物,要根据普查获取的宝贵资料进行科研招标,鼓励科研机构利用资料研究人口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困难重重的普查
我国早在隋朝的时候,官府对于“人口普查”中的瞒报和伪报行为就头疼不已。隋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来应对瞒报,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如所报不实,责任人要受罚流放远方。其时还把户籍制和科举制结合起来,按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
到了清朝,“摊丁入亩”制度开始实施,康熙、雍正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此举使得长期因逃税而隐瞒的人口逐步报实,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总数达14341万人。
新时期的人口普查也遇到不少困难,普选员工作辛苦、部分群众不配合,再加上普选方式的繁琐以及技术性缺失,造成人口普查精准度的最大障碍——
以本次普查为例,普查员入户阶段很辛苦,报酬很低,有的地方一天工作下来(非培训阶段)30元钱,有的一个月两三百元钱,有的是普查一个人给三四元钱、四五元钱的报酬。普查员不仅面临劳累、个别居民不配合,甚至还有伤害。
梁振华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首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当时他刚参加工作,只有18岁。“第三次人口普查与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相隔了18年,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在普查前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老百姓热情很高。当时除了入户调查之外,还设立了人口调查登记站。那个年代,人们的住房条件都比较差,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平房的情况挺普遍,入户调查不太方便,于是人们就都主动到登记站进行登记。”梁振华表示,虽然市民十分配合,但设备的落后给普查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当时联合国援助了一批计算机,天津分配到一台。那时的计算机可是个‘大家伙’,仅安置它的机房就有200平方米,还特设了武警在机房外站岗。”虽然有了计算机,但数据录入全部要靠人工完成,40人的录入员队伍干了整整半年才完成了数据录入工作,而数据整理完成则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没有了1982年时数据计算的顾虑,但是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人户分离现象却更为普遍。城市一户多处住房,农村整户外出甚至整村迁移过渡,拆迁户户籍未迁出原登记地区现象大量存在,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所在单位、出租房屋的业主不愿意提供实用信息等,这些都极易导致登记遗漏或重复。这些都使得锁定普查对象非常困难。
加上现代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人们的各种防范心理较强,普查人员调查登记时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普遍,一些普查对象不愿或不敢提供真实情况,直接导致对普查工作的配合程度下降,获取真实、准确、完整的普查登记数据面临很大困难。
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同时也为了防止有些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顾虑,国家对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作了如下规定:对于过去因无计划生育等原因未报户口的出生人口,要按照国家、当地的法律、法规的有关政策,准许他们进行人口普查登记和常住户口登记;对无计划生育的居民已经征收过计划生育费的,不论过去是否如实上报,只要这次普查如实登记,均不再向其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于曾经瞒报、漏报人口出生情况的单位,只要在这次普查中如实登记,均不再追查他们在以往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中取得的成绩,而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和如何改进工作上;对继续瞒报的,一经查实,要依法严加处理。
正确的政策可以让普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项政策为获得准确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笔者观察,此前在农村常见的黑户口现象已经得到部分遏制——实报人数没有了被重罚的后顾之忧,参与普选的积极性当然会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