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十年来，面对中国的持续发展，一些西方人始终无法坦然以对，有关中国的批评、嘲讽甚至污蔑层出不穷。更可悲的是，即便在中国国内，一些国人同胞亦将来自西方的任何评价奉若圭臬。在他们眼中，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只有得到CNN、BBC的关注或报道，才算得上是真正
“国际化”；而欧美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对上述现象一阵见血地提出批评：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
“西方的中国观”，并非“世界的中国观”。在建构中国的国际形象时，如果永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模仿和求同，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一、“西方的中国观”：囿于西方道路的局限
1972年，基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四十多年过去了，人类历史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增长的极限”的确存在，但其原因却不仅仅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更源于近500年来主导人类发展的西方道路，及其给世界带来的远非公平与正义的资源分配方式。
英国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认为，及至公元15世纪，在欧亚大陆上适宜人类生息的温带地区，大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文明格局：基督文明的欧洲地区、伊斯兰文明的中欧亚地区、儒家文明的东亚地区。比起另外两大文明，欧洲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的成就上，“至多只是旗鼓相当，或者还略逊一筹”。
然而，近代以来，“东强西弱”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公元1500年为界，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后，欧洲的扩张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殖民大帝国。这些新兴的工业强权可以依靠其国家暴力，将统治意志延伸到国界之外，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与生态的分界，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强行地分配资源与产品。及至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与扩散，欧洲缔造的殖民帝国更加稳固。
20世纪初，在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中，欧洲列强不惜剑拔弩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导致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两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二战”之后，欧洲人陷入反思——几百年来，“现代化”为他们带来了丰盈的物质财富，却也带来了绵延不绝的矛盾与纷争。
然而，欧洲人的失意和反省却并未惊醒美国与苏联的霸主之梦，两个西方文明的不同变种迅速填补了欧洲人退场后的国际权力真空，在战后近半个世纪中，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冷战。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并未善用自己的先发优势，依旧在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霸权套路中不断扩张。
1991年，疏于民生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斗争中败下阵来，国际格局进入了美国“一超独大”的新时期。然而，冷战的终结却并非历史的终结，在文化学者南方朔看来，甚至“帝国”的历史也并未就此终结一一依靠对于海权和金融的控制，美国依然延续着西方传统帝国的某些本质特征：
在过去两百年里，大美帝国以武力维持住了它的帝国规模，但到了今天，它肆无忌惮地穷兵黩武，将全球视为它的殖民地，美国已使得全球武装的反殖民运动被带到新的高点，而它自己庞大的军费及消费支出，也使得它的国家债务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即将增至2019年的14.4兆美元，但美国仍遵循它的帝国逻辑，企图将它的债务压力以通膨输出的方式转嫁给全球分担……
二、“中国的世界观”：立足中国道路的超越
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现代化”的标准模板。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人的殖民统治并未将落后民族带往西方式的“现代性”，反倒加诸了某种阻碍其现代化发展的“反现代性”，诚如日本史学家酒井直树所言：假如东方不曾抵抗，它永远不会现代化。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以支配和剥夺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或霸权倾向，若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就必须绕过其所引领的发展道路——一条既不普惠、也不持续的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盲目听信并步入上述道路，至今却依旧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居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的。
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中，中国的发展正是离经叛道的典型。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使命，即是在“西方帝国”的宰制与阻挠下，促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一个远非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中尽早地完成“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不受强权控制、有别于传统强国扩张的中国道路。
“二战”以后，也只有这个“离经叛道”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同样不愿照搬西方模式的新兴国家真正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全面发展；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却大多陷入了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陷阱；某些国家甚至被迫成为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其广大人民自外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强权附庸。
作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减贫的过程中提出，如果富国愿意向穷国投资，帮助其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将既有利于穷国的产业升级，也有利于富国的长远发展。然而，或许是受困于当前的财政危机，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对此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上述情况对于中国而言，或许却正是一次全新的契机。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与外汇储备，并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使命。如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将机遇带给其他亚非拉兄弟，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题中之义。
中国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输出工业品；那么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则应向着输出工业化转型。传统的工业强国，鲜有怀此胸襟以兼济天下者，而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民族，我们应该有此担当——这不仅有利于他人，也将有利于我们自身；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契机，也将是中国树立自身形象的一次契机。
未来，中国若要在国际形象的竞赛场中扬名立足，其关注重点绝非那些先发的西方国家，而应更多聚焦广阔的亚非拉世界。诚如段连城老前辈的谆谆教诲：
在困难的时刻，是谁站在我们一边？是第三世界。……是那些“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我们用十倍力气去说服美国人，也说不服。你只用一分力去跟第三世界做宣传，就有效果。第三世界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如果放着不管，而只愿到那“高寒地带”美国去耕耘，那不合算。不去耕不对，但是要有思想准备，你得很吃力地耕。你到非洲去，我看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三、“世界的中国观”：重塑中国形象的新思路
古代的农业或游牧帝国，虽有土地、人口和贸易路线的争夺，但并不涉及话语权的垄断与意识形态的支配。然而，近代以来，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在国际舆论中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对于由西方学界制定的这种优胜劣败的新史观，南方朔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欧洲帝国的兴起，它所宰制的不只是土地和资源，更企图宰制各地区人民的记忆与意识，使得所有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成了没有历史的野蛮人。这种新帝国建构出了一种新的单向道的历史观，其他文明都是漫漫长夜里的次等族群。
作为曾经的东方落后大国，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建构自身形象的艰难使命：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同时，把“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去中心化”，使它无法再随意地垄断历史的话语权，无法再根据其自身利益定义他国的发展道路。唯有透过这种思想的洗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解释并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在不断革新自我的同时，寻找回古老民族久已缺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回望历史，作为文明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中国在看待世界时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的“世界观”是与众不同的，在整体的“天下”之内，“苍生”并无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人类所居住的整个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积极追寻自身的工业化，却始终没有忘记为全世界穷苦人民争取尊严、寻找出路的责任。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在外交言行中时刻散发着大国风范，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所言，中国即便在表达外交斗争的原理时，也必定包含着亚非拉或第三世界整体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深受美国国际关系学说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甚至外交辞令的常见用语。在与西方求同的某种风潮下，西方人所熟知的“关心一己之利”的“利益观”渐成显学。然而，以西方人的话语模式树立中国的形象，终究存在新的误区：
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问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
在上述风潮下，一些中国人乐于将“越来越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世界，其结果却并未引来预期中的赞美甚或尊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人甚至发出疑问：“当年我们致富了，今天你们也致富了；当年我们工业化了，今天你们也工业化了；那么，当年我们对外扩张了，今天你们也将对外扩张吗？”
倘若囿于西方式的“国家形象推销”，将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奉为圭臬，最终也必将落入西方发动的对于“中国中心主义”的指控陷阱之中。正是为了区别于“西方的世界观”，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为西方国家所陌生、为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祉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的世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成果的世界，才是值得全人类所共同憧憬的美好明天。我们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从根本上区隔于历史上的西方列强，有别于依恃军事扩张、维持货币霸权的传统大国之路。
回首历史，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陷入“盲目模仿西方”的歧路，然而，以此观之，中国的对外形象传播却似乎依旧任重而道远。只有摆脱西方固有的霸权论述，从容看淡“西方的中国观”，正确建构“中国的世界观”，引导形成“世界的中国观”，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建构国际形象的现实难题。
责编：吴奇志
“国际化”；而欧美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对上述现象一阵见血地提出批评：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
“西方的中国观”，并非“世界的中国观”。在建构中国的国际形象时，如果永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模仿和求同，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一、“西方的中国观”：囿于西方道路的局限
1972年，基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四十多年过去了，人类历史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增长的极限”的确存在，但其原因却不仅仅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更源于近500年来主导人类发展的西方道路，及其给世界带来的远非公平与正义的资源分配方式。
英国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认为，及至公元15世纪，在欧亚大陆上适宜人类生息的温带地区，大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文明格局：基督文明的欧洲地区、伊斯兰文明的中欧亚地区、儒家文明的东亚地区。比起另外两大文明，欧洲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的成就上，“至多只是旗鼓相当，或者还略逊一筹”。
然而，近代以来，“东强西弱”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公元1500年为界，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后，欧洲的扩张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殖民大帝国。这些新兴的工业强权可以依靠其国家暴力，将统治意志延伸到国界之外，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与生态的分界，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强行地分配资源与产品。及至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与扩散，欧洲缔造的殖民帝国更加稳固。
20世纪初，在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中，欧洲列强不惜剑拔弩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导致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两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二战”之后，欧洲人陷入反思——几百年来，“现代化”为他们带来了丰盈的物质财富，却也带来了绵延不绝的矛盾与纷争。
然而，欧洲人的失意和反省却并未惊醒美国与苏联的霸主之梦，两个西方文明的不同变种迅速填补了欧洲人退场后的国际权力真空，在战后近半个世纪中，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冷战。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并未善用自己的先发优势，依旧在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霸权套路中不断扩张。
1991年，疏于民生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斗争中败下阵来，国际格局进入了美国“一超独大”的新时期。然而，冷战的终结却并非历史的终结，在文化学者南方朔看来，甚至“帝国”的历史也并未就此终结一一依靠对于海权和金融的控制，美国依然延续着西方传统帝国的某些本质特征：
在过去两百年里，大美帝国以武力维持住了它的帝国规模，但到了今天，它肆无忌惮地穷兵黩武，将全球视为它的殖民地，美国已使得全球武装的反殖民运动被带到新的高点，而它自己庞大的军费及消费支出，也使得它的国家债务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即将增至2019年的14.4兆美元，但美国仍遵循它的帝国逻辑，企图将它的债务压力以通膨输出的方式转嫁给全球分担……
二、“中国的世界观”：立足中国道路的超越
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现代化”的标准模板。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人的殖民统治并未将落后民族带往西方式的“现代性”，反倒加诸了某种阻碍其现代化发展的“反现代性”，诚如日本史学家酒井直树所言：假如东方不曾抵抗，它永远不会现代化。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以支配和剥夺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或霸权倾向，若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就必须绕过其所引领的发展道路——一条既不普惠、也不持续的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盲目听信并步入上述道路，至今却依旧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居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的。
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中，中国的发展正是离经叛道的典型。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使命，即是在“西方帝国”的宰制与阻挠下，促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一个远非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中尽早地完成“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不受强权控制、有别于传统强国扩张的中国道路。
“二战”以后，也只有这个“离经叛道”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同样不愿照搬西方模式的新兴国家真正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全面发展；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却大多陷入了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陷阱；某些国家甚至被迫成为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其广大人民自外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强权附庸。
作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减贫的过程中提出，如果富国愿意向穷国投资，帮助其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将既有利于穷国的产业升级，也有利于富国的长远发展。然而，或许是受困于当前的财政危机，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对此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上述情况对于中国而言，或许却正是一次全新的契机。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与外汇储备，并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使命。如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将机遇带给其他亚非拉兄弟，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题中之义。
中国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输出工业品；那么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则应向着输出工业化转型。传统的工业强国，鲜有怀此胸襟以兼济天下者，而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民族，我们应该有此担当——这不仅有利于他人，也将有利于我们自身；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契机，也将是中国树立自身形象的一次契机。
未来，中国若要在国际形象的竞赛场中扬名立足，其关注重点绝非那些先发的西方国家，而应更多聚焦广阔的亚非拉世界。诚如段连城老前辈的谆谆教诲：
在困难的时刻，是谁站在我们一边？是第三世界。……是那些“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我们用十倍力气去说服美国人，也说不服。你只用一分力去跟第三世界做宣传，就有效果。第三世界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如果放着不管，而只愿到那“高寒地带”美国去耕耘，那不合算。不去耕不对，但是要有思想准备，你得很吃力地耕。你到非洲去，我看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三、“世界的中国观”：重塑中国形象的新思路
古代的农业或游牧帝国，虽有土地、人口和贸易路线的争夺，但并不涉及话语权的垄断与意识形态的支配。然而，近代以来，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在国际舆论中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对于由西方学界制定的这种优胜劣败的新史观，南方朔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欧洲帝国的兴起，它所宰制的不只是土地和资源，更企图宰制各地区人民的记忆与意识，使得所有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成了没有历史的野蛮人。这种新帝国建构出了一种新的单向道的历史观，其他文明都是漫漫长夜里的次等族群。
作为曾经的东方落后大国，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建构自身形象的艰难使命：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同时，把“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去中心化”，使它无法再随意地垄断历史的话语权，无法再根据其自身利益定义他国的发展道路。唯有透过这种思想的洗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解释并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在不断革新自我的同时，寻找回古老民族久已缺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回望历史，作为文明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中国在看待世界时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的“世界观”是与众不同的，在整体的“天下”之内，“苍生”并无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人类所居住的整个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积极追寻自身的工业化，却始终没有忘记为全世界穷苦人民争取尊严、寻找出路的责任。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在外交言行中时刻散发着大国风范，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所言，中国即便在表达外交斗争的原理时，也必定包含着亚非拉或第三世界整体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深受美国国际关系学说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甚至外交辞令的常见用语。在与西方求同的某种风潮下，西方人所熟知的“关心一己之利”的“利益观”渐成显学。然而，以西方人的话语模式树立中国的形象，终究存在新的误区：
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问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
在上述风潮下，一些中国人乐于将“越来越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世界，其结果却并未引来预期中的赞美甚或尊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人甚至发出疑问：“当年我们致富了，今天你们也致富了；当年我们工业化了，今天你们也工业化了；那么，当年我们对外扩张了，今天你们也将对外扩张吗？”
倘若囿于西方式的“国家形象推销”，将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奉为圭臬，最终也必将落入西方发动的对于“中国中心主义”的指控陷阱之中。正是为了区别于“西方的世界观”，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为西方国家所陌生、为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祉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的世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成果的世界，才是值得全人类所共同憧憬的美好明天。我们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从根本上区隔于历史上的西方列强，有别于依恃军事扩张、维持货币霸权的传统大国之路。
回首历史，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陷入“盲目模仿西方”的歧路，然而，以此观之，中国的对外形象传播却似乎依旧任重而道远。只有摆脱西方固有的霸权论述，从容看淡“西方的中国观”，正确建构“中国的世界观”，引导形成“世界的中国观”，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建构国际形象的现实难题。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