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概括了90年来的三大成就，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的概括，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三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的根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要真正理解和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才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到既避免教条主义、故步自封，又不走歪路、邪路。
　　“两次革命”产生“两次飞跃”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既指导和推进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則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后，党中央和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理论创新依赖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两次飞跃”的现实基础，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中国社会制度上的革命和创新。其历史性任务，是通过人民战争，推翻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途径，是党和毛泽东通过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开创了（以“一体两翼”、“和平赎买”为主要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时期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要“革”过时的、僵化的旧体制的“命”。即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以便找到一条适合国情、能够使我国较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两次革命”和“两次飞跃”，是贯穿党的90年奋斗历程，贯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创新形态。其中，革命实践是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而理论创新則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我们的党魂和国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指南。
　　与时俱进的统一体系
　　近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统一而又分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指导和实现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时期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它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因此，“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第一次飞跃”，就没有“第二次飞跃”。
　　以新时期实践探索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对“第一次飞跃”的继续和深化。其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如果没有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第一次飞跃”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就难以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本构架；其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先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是对“第一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最直接、最切近、最关键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及其中国化的全过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之间客观的历史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要做到“自觉推进”，就必须认真总结和坚持我们党90年来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而慎重地认识和坚持以下四种基本关系的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完整性的统一。过去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探索、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发展阶段。同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有其逻辑层次、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完整性的统一，我们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更好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与科学理论的导向性的统一。社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一切理论都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同时，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实践，也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既要反对轻视实践、脱离国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防止轻视理论、迷信局部经验、只讲眼前实惠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和科学理论的能动性和导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原則。
　　第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实践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演进。故而，只有以反映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时代气息、引领社会潮流。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然而，一般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能轻言“突破”、“搁置”和“放弃”。这是因为其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立物——社会主义社会，各自都具有在其社会性质上的相对稳定性，以及该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对稳定性。
　　第四，必须坚持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而言，其中“中国特色”，就是主要用以表征和体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社会主义”，則主要是用以反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則，即主要表征其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則与我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践的历史性的统一。
　　对此，胡锦涛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是坚持这种统一的典范。
　　综观之，只有坚持以上四个方面关系的统一，才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自觉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转摘自《了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