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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湖南衡阳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列为“中兴四大名臣”，并有“大清三杰”之一的美誉。
彭玉麟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屡立军功，深受朝廷重用。晚年更是激于民族大义，为抗击法国侵略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彭玉麟像
清光绪九年（1883），法国用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占我国西南。彭玉麟奉旨以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身份赴广东督办军务。他和地方督臣一道，运筹帷幄，调兵遣将，首先稳固了广东海防，使扬言进攻广州的法国舰船未敢越雷池一步;然后，采取“围魏救赵”的措施，出兵广西前线，“大举规越”，使以越南为据点、正在进攻台湾的法军不得不收敛回援，从而解除了台湾被法军侵占的危险。
在抗法战争中，彭玉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洞悉到法国不过是“先以恫喝以速其和，又貌为恭顺以工其术，其实鬼蜮伎俩穷矣”，故而坚决主张抗战，认为“除主战外，别无自强之策”。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精诚维持”，实力备战。同时，接济了正在越南前线艰苦奋战的“黑旗军”（首领为刘永福），使之成为法军的“心腹大患”，搅得法军不得安宁。他推荐老将冯子材出山带兵，向朝廷称赞冯子材“老成宿将，威望在人”，令其募兵十营，并加拨八营，供其指挥，先后从广东调兵三十余营加入前线作战。这些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在战斗中发挥了主力的作用。其中，冯子材率部勇猛杀敌，“奋不顾身”，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举奠定中法战争胜局，彪炳青史。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战败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朝廷的软弱，最终虽以和局告终，但摧毁了法国侵略者割地赔款的战争图谋，并导致法国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由于彭玉麟一生执意不任总督、巡抚之类封疆大吏，只在国家有难时临危受命，事毕又辞官归里，故知名度不高。加上投降派逐步占据上风，把持朝政，对他的言行有意排斥和贬损，以致世人难识其真面目。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代，均不乏有识之士为之发微。其同僚张树声（时任两广总督）说：“彭玉麟文武威严，勋望冠世，足以震慑岭海。”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评价他：“加官不拜，奉诏即行。艰难时局，矍铄是翁。”“雪帅（彭玉麟）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东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
彭玉麟是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他和曾国藩于同治七年（1868）奏定设立1.2万人的长江水师，管辖西起湖北荆州、东至崇明岛入海口的五千里长江江面，对内维护治安，对外防止列强兵轮入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他添造火轮，调船会操，“以通江海”，把长江水师的防御范围扩大至领海海面，并提出“江海相表里”的海上防务思想。日本占领琉球后，一度觊觎江宁（今南京）、宜昌，由于有长江水师的存在，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长江水师的营制确定、战斗力生成以及防御范围、对象的调整等都与彭玉麟有着直接的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彭玉麟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他在民族战争中，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民的力量。他肯定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历史功绩，看到“团练义声，至今犹在”，向朝廷建议“官兵不足，民兵尚多可用”，认为只要“众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胜天，理亦足以胜数”。在实战中，他敢于大胆使用农民起义军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以周济和引导，使其成为在越南境内抗击法军的劲旅。
彭玉麟出身贫寒，居官不仕，归隐田园，乐与劳动人民为伍，“最爱苍生”，他在对友人的信中说：“人民遭疮痛之深，归无庐舍，食无糗粮，衣薄而天寒，鸿嗷遍野，触景生悲……独恨吾非豪富，倾家以汛爱博施，拯民水火”，“每见世家子弟，骄奢淫逸，恨不一一擒而置之法”。他相信“官清民安，祸乱不萌”，提出“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因此，他在广东戎马倥偬之际，积极消除积弊，兴修水利，致力于发展生产，让农民有一个好收成，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违法害民的行为则深恶痛疾，他严禁官员收受供应、节寿礼以及门包等费用，正告官员“视民如鱼肉者，立即严参究办”，一经发现即采取严刑峻法，毫不徇情，“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在有限的仕途生涯中，惩处贪腐不法之徒数以百计，如当场处决杀友之总兵谭祖伦、杀妻之副将胡开泰，对违反军令的外甥也毫不留情地处死。仅同治十一年（1872），他巡阅长江水师时就参劾总兵、副将以下将弁116名。
彭玉麟还有令人称奇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以寒士始，以寒士终”。在那个皓首仕进的年代，他六次面对高官，以才力不胜而坚辞不就;但在国家有难时却又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置生死于度外，勇于任事，“官不就任，事不避难”，为晚清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流。他终身不置产业，不遗子孙。自咸丰五年（1855）到同治元年（1862），他7年居官之间，所得养廉银2.1万余两，分文不取，悉数上交国库以充军饷。他省吃俭用，把从牙缝里节约出来的一点俸禄也不断捐给社会。例如，捐助家乡办学2000两，修县志5000两，修族谱和祠堂4000两，建衡阳船山书院1.2万两，建省城衡清试馆1万两……“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裁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有人统计，彭玉麟从俸禄中捐出的银两不下lO万两。
与捐款的慷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生活上的“吝啬”，他平时吃的是什么？“唯嗜辣椒及豆豉酱”，有贵客来，才“中置肉一盘”;在外做客时，“见珍馔必蹙额，终席不下箸”。他穿的又如何呢？有人到退省庵拜访他，只见他“一羽毛马褂，有虫蛀孔数十，非止三十年物”。他出门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这种简朴无人能及。有人劝他置点田产，“以为防老计”，他不为所动，“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所以，在他逝世时，可谓室无长物，四壁蕭然。连与他政见不合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叹服，称赞他：“不荣官府，不乐室家，百战功高;无忝史书，无惭庙食，千秋名在。”
彭玉麟还是一个重情重义、多才多艺之人。他“一生知己是梅花”，与梅结成奇缘：写梅花诗150多首，号称“梅花百韵”;40年间“乱写梅花十万枝”。他画的梅花图干如铁、枝如钢、花如泪，被称为“兵家梅花”。
彭玉麟对梅花的热爱，不但反映了他的理想追求，也隐含了一段人生自况。据民间传说和时人考证，彭玉麟少年时代有个女伴名叫梅姑，两人情投意合，青梅竹马，但因封建礼教的束缚，未成眷属。后梅姑因病早逝，令彭玉麟伤悼不已，遂以咏梅、画梅纪念之。民国名人辜鸿铭称彭玉麟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奇男子”。
（责任编辑：亚闻）
（邮箱：2003xyw@163.com）
彭玉麟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屡立军功，深受朝廷重用。晚年更是激于民族大义，为抗击法国侵略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光绪九年（1883），法国用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占我国西南。彭玉麟奉旨以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身份赴广东督办军务。他和地方督臣一道，运筹帷幄，调兵遣将，首先稳固了广东海防，使扬言进攻广州的法国舰船未敢越雷池一步;然后，采取“围魏救赵”的措施，出兵广西前线，“大举规越”，使以越南为据点、正在进攻台湾的法军不得不收敛回援，从而解除了台湾被法军侵占的危险。
在抗法战争中，彭玉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洞悉到法国不过是“先以恫喝以速其和，又貌为恭顺以工其术，其实鬼蜮伎俩穷矣”，故而坚决主张抗战，认为“除主战外，别无自强之策”。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精诚维持”，实力备战。同时，接济了正在越南前线艰苦奋战的“黑旗军”（首领为刘永福），使之成为法军的“心腹大患”，搅得法军不得安宁。他推荐老将冯子材出山带兵，向朝廷称赞冯子材“老成宿将，威望在人”，令其募兵十营，并加拨八营，供其指挥，先后从广东调兵三十余营加入前线作战。这些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在战斗中发挥了主力的作用。其中，冯子材率部勇猛杀敌，“奋不顾身”，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举奠定中法战争胜局，彪炳青史。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战败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朝廷的软弱，最终虽以和局告终，但摧毁了法国侵略者割地赔款的战争图谋，并导致法国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由于彭玉麟一生执意不任总督、巡抚之类封疆大吏，只在国家有难时临危受命，事毕又辞官归里，故知名度不高。加上投降派逐步占据上风，把持朝政，对他的言行有意排斥和贬损，以致世人难识其真面目。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代，均不乏有识之士为之发微。其同僚张树声（时任两广总督）说：“彭玉麟文武威严，勋望冠世，足以震慑岭海。”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评价他：“加官不拜，奉诏即行。艰难时局，矍铄是翁。”“雪帅（彭玉麟）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东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
彭玉麟是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他和曾国藩于同治七年（1868）奏定设立1.2万人的长江水师，管辖西起湖北荆州、东至崇明岛入海口的五千里长江江面，对内维护治安，对外防止列强兵轮入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他添造火轮，调船会操，“以通江海”，把长江水师的防御范围扩大至领海海面，并提出“江海相表里”的海上防务思想。日本占领琉球后，一度觊觎江宁（今南京）、宜昌，由于有长江水师的存在，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长江水师的营制确定、战斗力生成以及防御范围、对象的调整等都与彭玉麟有着直接的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彭玉麟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他在民族战争中，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民的力量。他肯定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历史功绩，看到“团练义声，至今犹在”，向朝廷建议“官兵不足，民兵尚多可用”，认为只要“众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胜天，理亦足以胜数”。在实战中，他敢于大胆使用农民起义军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以周济和引导，使其成为在越南境内抗击法军的劲旅。
彭玉麟出身贫寒，居官不仕，归隐田园，乐与劳动人民为伍，“最爱苍生”，他在对友人的信中说：“人民遭疮痛之深，归无庐舍，食无糗粮，衣薄而天寒，鸿嗷遍野，触景生悲……独恨吾非豪富，倾家以汛爱博施，拯民水火”，“每见世家子弟，骄奢淫逸，恨不一一擒而置之法”。他相信“官清民安，祸乱不萌”，提出“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因此，他在广东戎马倥偬之际，积极消除积弊，兴修水利，致力于发展生产，让农民有一个好收成，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违法害民的行为则深恶痛疾，他严禁官员收受供应、节寿礼以及门包等费用，正告官员“视民如鱼肉者，立即严参究办”，一经发现即采取严刑峻法，毫不徇情，“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在有限的仕途生涯中，惩处贪腐不法之徒数以百计，如当场处决杀友之总兵谭祖伦、杀妻之副将胡开泰，对违反军令的外甥也毫不留情地处死。仅同治十一年（1872），他巡阅长江水师时就参劾总兵、副将以下将弁116名。
彭玉麟还有令人称奇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以寒士始，以寒士终”。在那个皓首仕进的年代，他六次面对高官，以才力不胜而坚辞不就;但在国家有难时却又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置生死于度外，勇于任事，“官不就任，事不避难”，为晚清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流。他终身不置产业，不遗子孙。自咸丰五年（1855）到同治元年（1862），他7年居官之间，所得养廉银2.1万余两，分文不取，悉数上交国库以充军饷。他省吃俭用，把从牙缝里节约出来的一点俸禄也不断捐给社会。例如，捐助家乡办学2000两，修县志5000两，修族谱和祠堂4000两，建衡阳船山书院1.2万两，建省城衡清试馆1万两……“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裁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有人统计，彭玉麟从俸禄中捐出的银两不下lO万两。
与捐款的慷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生活上的“吝啬”，他平时吃的是什么？“唯嗜辣椒及豆豉酱”，有贵客来，才“中置肉一盘”;在外做客时，“见珍馔必蹙额，终席不下箸”。他穿的又如何呢？有人到退省庵拜访他，只见他“一羽毛马褂，有虫蛀孔数十，非止三十年物”。他出门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这种简朴无人能及。有人劝他置点田产，“以为防老计”，他不为所动，“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所以，在他逝世时，可谓室无长物，四壁蕭然。连与他政见不合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叹服，称赞他：“不荣官府，不乐室家，百战功高;无忝史书，无惭庙食，千秋名在。”
彭玉麟还是一个重情重义、多才多艺之人。他“一生知己是梅花”，与梅结成奇缘：写梅花诗150多首，号称“梅花百韵”;40年间“乱写梅花十万枝”。他画的梅花图干如铁、枝如钢、花如泪，被称为“兵家梅花”。
彭玉麟对梅花的热爱，不但反映了他的理想追求，也隐含了一段人生自况。据民间传说和时人考证，彭玉麟少年时代有个女伴名叫梅姑，两人情投意合，青梅竹马，但因封建礼教的束缚，未成眷属。后梅姑因病早逝，令彭玉麟伤悼不已，遂以咏梅、画梅纪念之。民国名人辜鸿铭称彭玉麟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奇男子”。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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