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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在爱情、婚恋的题材上的创作开始更加关注女性自我精神成长的艰难历程,女性的个人存在状况开始在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笔下被重新思考,本文对这一创作现象进行梳理,并力图指出其内在的衍变思路。
关键词:女性意识 启蒙 世俗认同
与西方女性靠女权运动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不同,中国妇女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无疑为中国妇女获得空前的解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系列改造解放妇女的社会变革措施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女性受压抑和欺辱的现实。“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当时女性追求男女平等时响亮的口号。同时,这一题材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探索女性意识在新时期发展衍变的视角。
一、启蒙话语下的爱情神话
新时期以来,经过十年文革的文坛开始注目于有“五四”开启而并未完成的启蒙工作,人道主义的启蒙话语开始登场,作家们开始摆脱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将文学创作向人的本体和文学本体复归。然而,在新时期昂扬的启蒙话语潮流中,舒婷的致橡树中的女性意识更多的被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神话所掩盖,它是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新时期启蒙话语中的演进。此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摆脱了那种致橡树中的单纯、明洁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未摆脱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女性在这里也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个体。可以说,新时期的女性意识在启蒙的话语的大背景下,并没有引起评论界和读者更多的关注。女性的主体意识真正面对自我的时刻还没有来临。
二、难以停泊的“方舟”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被压抑的女性意识逐步复位、生长和发展,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开始转向“女人的自觉”。然而,飞翔的爱情一旦落到坚实的地面便跌得粉碎。
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售票员因为“上帝将她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她像男人一样”,从而在得到爱情和维护女性自我的独立面前困惑和摇摆,男女之间冲突开始被放置在性别文化的背景上展现。这种由于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坚守所带来的冲突没有了爱情中的浪漫和温情脉脉,而是坚韧的对峙。男导演最终因为女主人公中过于强硬的性格和粗线条的风格而离开了她。在张洁的《方舟》中,梁倩们为了保持独立,在情感婚姻的失望中企图保持着男性般的强悍风格,然而雄化倾向没有使她们真正得到男人世界的事业和名誉。爱情和婚姻对于她们已经成了成了难以停泊的“方舟”。
三、性爱的登场
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无独有偶。”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在关注女性婚恋题材的同时,也拾起了一度被人遗忘的性爱主题。
在建国至新时期以前的文学中,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那样描写女性的对性的困惑和迷乱的作品很少出现。因而,王安忆的“三恋”(指《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和《小城之恋》)的出现在引起卫道士们的争吵的同时,也使批评界和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三恋”在故事叙述策略上,有意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专注于两性性心理和情感的细腻刻画。展示性爱在人类经验和生活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在剖析男女之间的爱情体验的同时,也揭示了由情欲所限制的生命困境。在这种生命困境的面前,不再有男女两性之间的界限,在生命本能的欲望面前,男性反而表现的畏葸得畏缩不前。这种以生命本能的欲望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中心话语,探索了女性写作对自身意识、对世界另一种认识和体验的可能。但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在“锦绣谷”“荒山”和“小城”这样的狭小天地里,也多少表现出对女性现实生活经验的某种逃避。
四、世俗的认同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商业化的浪潮开始滚滚而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新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形成,一种世俗性的价值取向开始被逐渐确立,个人世俗性的幸福要求自然开始在文学创作中有了代言人。曾经在文革后担当启蒙重任的新时期文学开始迅速向商业化靠拢,乌托邦的精神幻想开始被肆意调侃,神圣则被日益平庸的大众文化坚决拒绝。反映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应运而生。
在新写实的作品中,被冠以“神圣”字眼的婚姻、爱情,同样不能脱离尘世凡俗,常常会被男女双方的功利所亵渎。池莉的一些小说便开始将女性对自身的思考纳入了现实的庸俗生活中来思考。在她这里,没有了爱情童话般的纯情描写,两性关系也不再是王安忆的“三恋”中那样听从自身生命本能的呼唤,而是显得世俗凡庸。同时,女性对自我意识的追求也被消解殆尽,全部的精心策划不过是世俗生活中的幸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池莉放弃了张洁等人对完美爱情的信念与追求,也懒得象谌容那样苦苦追问为何“懒得离婚”,她的婚姻伦理小说在拒绝爱情、不谈爱情的同时,也失去了新时期以来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懈追求和抗争,而沦入了对世俗生活的屈从和认同中。
以上从爱情、婚恋主题对女性意识的粗略描述卡已看到,新时期以来的带有启蒙性质的神圣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逐步淡出,随之出现的性爱描写在解构爱情的神圣性的同时,也成了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和自身意识的文化策略。而以前曾经为女性抗争阵地的婚姻也随着商业化世俗社会的来临而逐步成了女性消解自我的力量。但以上的关于女性意识的论述并不是线形的发展过程,很多同时不同质的女性写作话语的存在无疑使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呈现和发展变得丰富和复杂。
参考文献:
[1]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女性意识 启蒙 世俗认同
与西方女性靠女权运动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不同,中国妇女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无疑为中国妇女获得空前的解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系列改造解放妇女的社会变革措施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女性受压抑和欺辱的现实。“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当时女性追求男女平等时响亮的口号。同时,这一题材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探索女性意识在新时期发展衍变的视角。
一、启蒙话语下的爱情神话
新时期以来,经过十年文革的文坛开始注目于有“五四”开启而并未完成的启蒙工作,人道主义的启蒙话语开始登场,作家们开始摆脱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将文学创作向人的本体和文学本体复归。然而,在新时期昂扬的启蒙话语潮流中,舒婷的致橡树中的女性意识更多的被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神话所掩盖,它是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新时期启蒙话语中的演进。此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摆脱了那种致橡树中的单纯、明洁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未摆脱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女性在这里也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个体。可以说,新时期的女性意识在启蒙的话语的大背景下,并没有引起评论界和读者更多的关注。女性的主体意识真正面对自我的时刻还没有来临。
二、难以停泊的“方舟”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被压抑的女性意识逐步复位、生长和发展,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开始转向“女人的自觉”。然而,飞翔的爱情一旦落到坚实的地面便跌得粉碎。
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售票员因为“上帝将她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她像男人一样”,从而在得到爱情和维护女性自我的独立面前困惑和摇摆,男女之间冲突开始被放置在性别文化的背景上展现。这种由于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坚守所带来的冲突没有了爱情中的浪漫和温情脉脉,而是坚韧的对峙。男导演最终因为女主人公中过于强硬的性格和粗线条的风格而离开了她。在张洁的《方舟》中,梁倩们为了保持独立,在情感婚姻的失望中企图保持着男性般的强悍风格,然而雄化倾向没有使她们真正得到男人世界的事业和名誉。爱情和婚姻对于她们已经成了成了难以停泊的“方舟”。
三、性爱的登场
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无独有偶。”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在关注女性婚恋题材的同时,也拾起了一度被人遗忘的性爱主题。
在建国至新时期以前的文学中,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那样描写女性的对性的困惑和迷乱的作品很少出现。因而,王安忆的“三恋”(指《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和《小城之恋》)的出现在引起卫道士们的争吵的同时,也使批评界和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三恋”在故事叙述策略上,有意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专注于两性性心理和情感的细腻刻画。展示性爱在人类经验和生活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在剖析男女之间的爱情体验的同时,也揭示了由情欲所限制的生命困境。在这种生命困境的面前,不再有男女两性之间的界限,在生命本能的欲望面前,男性反而表现的畏葸得畏缩不前。这种以生命本能的欲望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中心话语,探索了女性写作对自身意识、对世界另一种认识和体验的可能。但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在“锦绣谷”“荒山”和“小城”这样的狭小天地里,也多少表现出对女性现实生活经验的某种逃避。
四、世俗的认同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商业化的浪潮开始滚滚而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新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形成,一种世俗性的价值取向开始被逐渐确立,个人世俗性的幸福要求自然开始在文学创作中有了代言人。曾经在文革后担当启蒙重任的新时期文学开始迅速向商业化靠拢,乌托邦的精神幻想开始被肆意调侃,神圣则被日益平庸的大众文化坚决拒绝。反映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应运而生。
在新写实的作品中,被冠以“神圣”字眼的婚姻、爱情,同样不能脱离尘世凡俗,常常会被男女双方的功利所亵渎。池莉的一些小说便开始将女性对自身的思考纳入了现实的庸俗生活中来思考。在她这里,没有了爱情童话般的纯情描写,两性关系也不再是王安忆的“三恋”中那样听从自身生命本能的呼唤,而是显得世俗凡庸。同时,女性对自我意识的追求也被消解殆尽,全部的精心策划不过是世俗生活中的幸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池莉放弃了张洁等人对完美爱情的信念与追求,也懒得象谌容那样苦苦追问为何“懒得离婚”,她的婚姻伦理小说在拒绝爱情、不谈爱情的同时,也失去了新时期以来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懈追求和抗争,而沦入了对世俗生活的屈从和认同中。
以上从爱情、婚恋主题对女性意识的粗略描述卡已看到,新时期以来的带有启蒙性质的神圣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逐步淡出,随之出现的性爱描写在解构爱情的神圣性的同时,也成了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和自身意识的文化策略。而以前曾经为女性抗争阵地的婚姻也随着商业化世俗社会的来临而逐步成了女性消解自我的力量。但以上的关于女性意识的论述并不是线形的发展过程,很多同时不同质的女性写作话语的存在无疑使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呈现和发展变得丰富和复杂。
参考文献:
[1]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