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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经,是我国一种民间风俗……以佛教信仰崇拜为心理基础,以寺院为集散中心的一种全社会的活动……表达自己对佛祖的虔诚和奉献,对社会所尽的功德。”写经,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上自王公下至百姓都可以接受来自经文的加持与洗礼。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菉在带人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偶然发现了现在编号为388号窟中的藏经洞。1909年起,我国开展了敦煌藏经的研究,笔者就北魏士族写经部分做简要分析。自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鲜卑族逐渐汉化,门阀制度被沿用,加速了阶级的分化。然而,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书法蔚然成风。其中,离乱与苦难使人们对人生产生了出离心,强烈的求生净土的愿念,使写经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逐渐形成官方与民间两个不同阶层的写经群体。本文就写经这一宗教艺术产物,分析北魏时期士族阶层写经的风格特征。
一、北魏士族阶层的写经团队组成部分
北魏由鲜卑族统治,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载:“世宗(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標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在宣武帝的倡导下,佛教大为兴盛:“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写经团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写经是中国书法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活动,目前重大数量的经卷集中出现于敦煌地区,其中北魏部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北魏控制敦煌地区有一个世纪之久(442-534),在这近百年时间中,产生并保存至今、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卷共有五十件左右。通过对这些重要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发现北魏时期已经出现专门的写经团队:一是由王室贵族、文人士族、豪强、僧侣、官经生这些地主阶层领导的官方写经集团;二是来自民间的寒门经生、普通僧侣、佣书等贫民阶层自发组成的比较零散的写经群体。但无论身处何阶层,信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积累功德——他们相信通过抄写经论可以摆脱现世的困顿不安,从而往生极乐世界。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文人士大夫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引领时代的审美倾向。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书风更为盛行,如王羲之等社会名流、书法大家就写过《妙法莲花经》《佛遗教经》等不少经文。因此,由贵族、士人领导,组成一个庞大的官经生集团,如东阳王元荣就大力倡导、支持写经活动;此外,也有被聘请专任写经的“博士”“写经师”“写经生”等,如“典经师令狐崇哲”“官经生曹法寿”“经生张显昌”等专门从事抄经的官方抄手,以及刘广周、令狐礼太、张阿胜等人也常出现于相关文献中。其中,作为写经大户的令狐氏在敦煌一带本身就是士族大族。据敦煌考古文献资料,人们可见令狐家族最早接触佛教的记载:“北凉马德惠石塔题记:令狐飒书。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次于鹑火十月五日,马德惠于酒泉西城立,为父母报恩。”敦煌写经活动中,官方都有一定分工:(官)经生、典经帅、校经道人等人各负责,而令狐礼太、令狐艺康、令狐永太等令狐家族成员占有据了绝对优势。
二、北魏士族阶层的写经风格特征
北魏时期富有家学文化的士人书风,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敦煌写经则以令狐氏、张氏、曹氏等大族为首的写经团队占主流书风,体现了官方写经的书法风格特征。
(一)妍逸工整,赏心悦目
翻译、抄写佛经,对于抄写者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经生在抄写之前净身净心,沐手焚香,怀揣虔诚之心,秉持敬畏之心进行书写,这是写经活动与其他书法书写活动不一致的地方。书写,是心手合一的过程,张怀瓘在《书论》中云:“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也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因为对佛经的虔诚恭敬、因为对佛国的向往崇敬,北魏写经要求很高,要求写经者经不仅熟知一些佛学常识和佛教修养,还要接受严格训练,格式统一规范、要求书写既快又准,这就需要写经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从而达到精准无误、毫无错漏、工整细密的效果。士人写经风格妍逸近媚,清代人王树楠曾在写经跋中指出:“北魏延昌二年写经残卷,出敦煌千佛洞,结体取姿有一种妍逸之致。”士族写经字体工整,字的大小相差无几,排列规整、行文流畅、点校精细、令人读来赏心悦目。
(二)隶楷相间,平正宽博
北魏时期写经活动盛行,形成了处于隶楷之间的正书体:波磔、重按之处较为明显,使卷面显得庄重,同时尽量保持写经的虔诚、不掺入己意。可分为隶楷型和魏楷型两种,行书、草书并不多见。这种书体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过渡形态,尚存隶书遗意,又见楷书笔法。它更符合写经活动对实用性的要求,易于识读,便于传抄。纵观北魏时期士族领导的书写官方写经经卷,隶书向楷书过渡形态比较突出,其特点是:隶楷型的写经体结体平正宽博,取横势,气象宏大;魏楷型的写经体则抑左扬右、斜画紧结,横画则左低右高,横距比较紧密,中宫收紧,呈放射性结构,突出主笔,取疾劲之势。写经用笔比较迅疾,因此尖峰入纸,不再如隶书逆锋起笔,而收笔处则重按,转折处又顿驻后调锋,取疾劲之势,用笔极富变化。正如华人德先生评价北魏写经书法:“写横划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例如令狐崇哲所写《诚实论卷第八》,其整篇布局平整有序,疏朗有致,娴熟老练,带有较浓厚的隶书意味;结体呈纵势,左低右高,笔迹流丽、洒脱,整体气势一贯,行文既严谨工细,又不乏生动活泼的韵律。而笔画粗细分明,结体则为魏碑典型的“斜画紧结”的特征。
(三)绵密稳健,行列整齐
北魏写经从整体上来看,规范整齐,稳健沉着、行列整齐,而由于书写速度迅疾,往往给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审美体验。因为写生经与僧人、士大夫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书写佛经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写经规范,同时也促进了寮用书法的发展,从隶至楷,间有行意,是北魏写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整个书体演变中,在平缓中力求变化发展,由原来隶味浓厚转而向楷书靠近。写经形式有着严格的规范,很多经卷上带有界格,每列一般为17字,也有20字、甚至更多的,但较为少见。写经卷中也可见“行意”,北魏东阳王元荣供养的经卷就表现出了行书意味,或笔笔相连,或笔断意连,也加强了隶书的绵密感。北魏写经间距疏朗、工整统一,利于识读和传抄,虽有界栏,不失行气,通篇贯气流畅。孙过庭《书谱》云“隶欲精而密”,绵密而整齐,正是北魏士族阶层写经的特点之一。
三、北魏写经书法的后世影响
北魏时期的“隶楷型”和“魏楷型”的写经书法对于东、西魏及唐代写经都有一定的影响。东、西魏楷书在北魏写经书法的基础上逐渐成熟,体势向纵长发展,笔法也增加了提按变化,楷书特征更为突出;至隋唐,楷书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官方抄写团队也非常庞大,训练有素,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说:“唐世写经类可嘉,绍宗者犹屈为僧书,则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这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学界书法家再次掀起敦煌写经热,敦煌写经成为书法学习的重要范本。始于宗教、终于审美,是敦煌写经书法对后世发展的最大启示。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一、北魏士族阶层的写经团队组成部分
北魏由鲜卑族统治,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载:“世宗(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標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在宣武帝的倡导下,佛教大为兴盛:“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写经团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写经是中国书法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活动,目前重大数量的经卷集中出现于敦煌地区,其中北魏部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北魏控制敦煌地区有一个世纪之久(442-534),在这近百年时间中,产生并保存至今、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卷共有五十件左右。通过对这些重要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发现北魏时期已经出现专门的写经团队:一是由王室贵族、文人士族、豪强、僧侣、官经生这些地主阶层领导的官方写经集团;二是来自民间的寒门经生、普通僧侣、佣书等贫民阶层自发组成的比较零散的写经群体。但无论身处何阶层,信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积累功德——他们相信通过抄写经论可以摆脱现世的困顿不安,从而往生极乐世界。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文人士大夫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引领时代的审美倾向。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书风更为盛行,如王羲之等社会名流、书法大家就写过《妙法莲花经》《佛遗教经》等不少经文。因此,由贵族、士人领导,组成一个庞大的官经生集团,如东阳王元荣就大力倡导、支持写经活动;此外,也有被聘请专任写经的“博士”“写经师”“写经生”等,如“典经师令狐崇哲”“官经生曹法寿”“经生张显昌”等专门从事抄经的官方抄手,以及刘广周、令狐礼太、张阿胜等人也常出现于相关文献中。其中,作为写经大户的令狐氏在敦煌一带本身就是士族大族。据敦煌考古文献资料,人们可见令狐家族最早接触佛教的记载:“北凉马德惠石塔题记:令狐飒书。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次于鹑火十月五日,马德惠于酒泉西城立,为父母报恩。”敦煌写经活动中,官方都有一定分工:(官)经生、典经帅、校经道人等人各负责,而令狐礼太、令狐艺康、令狐永太等令狐家族成员占有据了绝对优势。
二、北魏士族阶层的写经风格特征
北魏时期富有家学文化的士人书风,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敦煌写经则以令狐氏、张氏、曹氏等大族为首的写经团队占主流书风,体现了官方写经的书法风格特征。
(一)妍逸工整,赏心悦目
翻译、抄写佛经,对于抄写者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经生在抄写之前净身净心,沐手焚香,怀揣虔诚之心,秉持敬畏之心进行书写,这是写经活动与其他书法书写活动不一致的地方。书写,是心手合一的过程,张怀瓘在《书论》中云:“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也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因为对佛经的虔诚恭敬、因为对佛国的向往崇敬,北魏写经要求很高,要求写经者经不仅熟知一些佛学常识和佛教修养,还要接受严格训练,格式统一规范、要求书写既快又准,这就需要写经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从而达到精准无误、毫无错漏、工整细密的效果。士人写经风格妍逸近媚,清代人王树楠曾在写经跋中指出:“北魏延昌二年写经残卷,出敦煌千佛洞,结体取姿有一种妍逸之致。”士族写经字体工整,字的大小相差无几,排列规整、行文流畅、点校精细、令人读来赏心悦目。
(二)隶楷相间,平正宽博
北魏时期写经活动盛行,形成了处于隶楷之间的正书体:波磔、重按之处较为明显,使卷面显得庄重,同时尽量保持写经的虔诚、不掺入己意。可分为隶楷型和魏楷型两种,行书、草书并不多见。这种书体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过渡形态,尚存隶书遗意,又见楷书笔法。它更符合写经活动对实用性的要求,易于识读,便于传抄。纵观北魏时期士族领导的书写官方写经经卷,隶书向楷书过渡形态比较突出,其特点是:隶楷型的写经体结体平正宽博,取横势,气象宏大;魏楷型的写经体则抑左扬右、斜画紧结,横画则左低右高,横距比较紧密,中宫收紧,呈放射性结构,突出主笔,取疾劲之势。写经用笔比较迅疾,因此尖峰入纸,不再如隶书逆锋起笔,而收笔处则重按,转折处又顿驻后调锋,取疾劲之势,用笔极富变化。正如华人德先生评价北魏写经书法:“写横划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例如令狐崇哲所写《诚实论卷第八》,其整篇布局平整有序,疏朗有致,娴熟老练,带有较浓厚的隶书意味;结体呈纵势,左低右高,笔迹流丽、洒脱,整体气势一贯,行文既严谨工细,又不乏生动活泼的韵律。而笔画粗细分明,结体则为魏碑典型的“斜画紧结”的特征。
(三)绵密稳健,行列整齐
北魏写经从整体上来看,规范整齐,稳健沉着、行列整齐,而由于书写速度迅疾,往往给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审美体验。因为写生经与僧人、士大夫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书写佛经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写经规范,同时也促进了寮用书法的发展,从隶至楷,间有行意,是北魏写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整个书体演变中,在平缓中力求变化发展,由原来隶味浓厚转而向楷书靠近。写经形式有着严格的规范,很多经卷上带有界格,每列一般为17字,也有20字、甚至更多的,但较为少见。写经卷中也可见“行意”,北魏东阳王元荣供养的经卷就表现出了行书意味,或笔笔相连,或笔断意连,也加强了隶书的绵密感。北魏写经间距疏朗、工整统一,利于识读和传抄,虽有界栏,不失行气,通篇贯气流畅。孙过庭《书谱》云“隶欲精而密”,绵密而整齐,正是北魏士族阶层写经的特点之一。
三、北魏写经书法的后世影响
北魏时期的“隶楷型”和“魏楷型”的写经书法对于东、西魏及唐代写经都有一定的影响。东、西魏楷书在北魏写经书法的基础上逐渐成熟,体势向纵长发展,笔法也增加了提按变化,楷书特征更为突出;至隋唐,楷书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官方抄写团队也非常庞大,训练有素,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说:“唐世写经类可嘉,绍宗者犹屈为僧书,则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这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学界书法家再次掀起敦煌写经热,敦煌写经成为书法学习的重要范本。始于宗教、终于审美,是敦煌写经书法对后世发展的最大启示。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