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导读】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调整，新冠疫情则助推两国原有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升级。这一变化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中国崛起与外交转型等重大议题的反思，强化了国际政治学者们近年已经出现的研究转向。学术与政策相互影响，中美两国都可从学术动态中总结经验，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研究盘点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如果当下时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可以将这一年所发生的诸如英国正式脱欧、美国退出各大国际组织协定、美国总统选举等国际重大事件皆囊括其中，那么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则进一步丰富了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疫情有如润滑剂一般，将此前打打谈谈的中美贸易战急速推入两国全面的战略竞争与对抗。[1]政策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素来紧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议程，进一步强化了后者的研究转向。本文以中美战略竞争为背景，通过盘点2020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国际政治类论著，希冀窥一斑而知全豹，勾勒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议程与总体趋势。鉴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时性、研究议题的持续性和著作出版的周期性，本文也结合分析中美近两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
一、主要内容与总体趋势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始终在竞争与合作的钟摆效应下颠簸前行：双方既携手走过了80年代抗衡苏联和新世纪前10年共同反恐的合作时期，也经历了90年代初期和新世纪第二个10年日益凸显的竞争考验。从图1可知，2013年为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分值为2.1），此后一路下跌至2017年新政府上台前夕（0.3），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动中美关系断崖式地下跌（-5），新冠疫情又刺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7.1）。可见，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的确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调整，而新冠疫情则强化了两国之间原有的战略竞争，使双方在2020年下半年日益趋近新冷战的边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疫情客观上阻断了中美之间的各项交流往来且提升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导致其选情堪忧从而极力向中方“甩锅”“问责”的主观行为，为少数对中国崛起极度焦虑的鹰派反华分子趁机推动全面“脱钩”与遏制政策的图谋提供了便利。美国政府随后在经贸、科技、金融、外交、教育、人文交流、中国台湾等内政议题上出台一系列激进的政策举措，使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最糟糕的时期。
图1中美关系走向趋势（1973—2020）
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内学界就开始思考和辩论中国崛起的重大影响，包括中国外交的转型、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形塑、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等。疫情助推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升级，进一步推动国内学界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总结。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百年变局等成为2020年度高频词，强化了国际政治学者们近年已经出现的研究转向。国内不少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都推出了特刊和笔谈，对上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发表了笔谈《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张宇燕、倪峰、杨伯江、冯仲平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东北亚区域治理、中欧关系进行了探讨。[2]《现代国际关系》也专门推出了剖析新冠疫情和中美竞争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系列文章。例如，傅梦孜讨论了“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袁鹏分析了“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等对“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及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等。有些出版社也加快推出有关著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1）》中对世界格局、国际安全、
大国关系、中国周边安全、全球治理、美国大选、政治思潮等研究议题进行了回顾与分析。[3]
总体来看，中美竞争与对抗关系在疫情的催化下持续升级，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研究议程的重要变量。中国国际政治学者除了聚焦传统议题，如大国关系、外交政策、军事安全、国际秩序，还因疫情冲击而转向关注非传统安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反思全球治理改革，尤其是探索如何缓解中国崛起困境、贡献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全球治理改革的智慧和方案。
二、具体领域与议题取向
（一）中国崛起、外交转型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国崛起被认为是21世紀影响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始终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2020年中国控制疫情之后较快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强化的关键原因。中美竞争越激烈，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困境越明显，这为中国学者探索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助力中国崛起增加了一丝紧迫感。在其新著《大国领导力》中，阎学通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将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视为大国崛起与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变量。他将政治领导分为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型，认为当守成国/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时，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国家领导力就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甚至整个国际体系可能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近年来国内学界还发展出了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等原创理论，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5]还有的学者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实践总结相关理论概念，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6]这些理论概念在过去一年里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不少理论在诸多方面超越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悲剧”、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他美国学者首倡的国关理论。[7]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派”的确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如要成为具有普世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国本土国关理论必须超越地方性色彩。[8] 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和崛起速度的加快，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辩论近年来不绝于耳，面对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对抗政策，中国学界围绕外交议题再次展开激烈的讨论。谢韬认为，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中方不可能再继续“韬光养晦”，而应以竞争应对美方的竞争，为此，中方关键在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合法性，从而增加与美竞争的优势。他提出了四类非对抗性的步骤，包括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赋能国际社会、阐明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政治价值、提升其国民身份的包容性。[9]但有些学者则继续高度肯定“韬光养晦”战略的重大价值。例如，陈向阳认为统筹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方针是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关键之一，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光明磊落的外交传统和崛起大国自警自觉的战略修养，建议面对美国的激烈博弈时，应通过该方针对外增信释疑、弘扬“务实王道”，以缓解外部压力，争取和延长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10]
（二）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有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是两极、多极化、“一超多强”抑或其他，国内外学界各执己见、尚无定论。阎学通明确地指出，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且该格局定型于2020年。对于两极格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多次强调这一格局并不必然就会形成以大国代理人在全球范围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冷战，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两极格局是常见现象但冷战并不常见;二是如今世界已进入意识形态作为大为降低、财富与安全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时代，因此中美只会进行以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战略竞争，而不会爆发新冷战。他还认为，尽管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从更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中美两极之间的竞争格局会持续至少20年甚至更久。[11]赵华胜指出，目前所说的两极是从经济总量层面形容中美在国际结构中的权力格局，而从综合指标角度来看，中国还存在明显的劣势，因此主张应该将当前国际格局描绘为“多极框架中的两极结构”或者“两极占突出地位的多极结构”，并认为总体发展趋势是两极结构特征不断凸显强化。由于两极化将对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改变俄罗斯的既定角色从而增加其新的选择空间，赵华胜建议中国在成为两极中的一极时，应该使用不与任何特定国际结构挂钩的“多边主义”而非“多极化”概念，使中国在自身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保持与俄罗斯进行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12]
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也在呼吁现实主义的回潮，米尔斯海默等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在其新著《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米氏认为美国冷战后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将各国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按照其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他宣称自由主义这个理念并不牢靠，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发生了碰撞和冲突时，前者几乎没有胜算。照此逻辑，当美国将其霸权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之上并将其推向海外，必然招致失败。不过，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反对自由主义霸权，其当选代表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特朗普政府开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也有利于美国重拾现实主义政策。[13]徐进指出，米氏等西方学者担忧自由国际主义遭遇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而美国维持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则在相对减弱。他认为，崛起国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只能以“建制”和“改制”的方式扩大其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当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时，两国在现实主义层面围绕权力和国际秩序的竞争就越激烈。他建议中国坚定维护和改革现有秩序，而不另起炉灶改变既有秩序。[14]
（三）联盟强化与第三国外交选择。中美战略竞争能否强化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与新兴伙伴关系共同对抗中国？美国盟友以外的第三国是被迫选边还是制定自主外交战略？美国学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通过论证联盟体系对于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性，控诉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背离，并呼吁美国政府重塑其联盟体系以对抗中俄两国。[15]值得注意的是，拉普胡珀曾任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顾问，而后者也曾多次强调要重塑美国联盟体系和构建统一战线应对中国。然而，美国学者坦维·马丹（Tanvi Madan）在分析美印建立制华同盟的可能性之后给出了否定答案。她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印构成某种挑战，但由于美印无法就威胁的性质与紧迫性、采取何种战略和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应对策略达成共识，双方将难以结成稳固的制华联盟。这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曾对印施压要求共同遏制中国的结果一样，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6]中国学者左希迎甚至给出了“联盟体系者”一个更加暗淡的前景，认为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因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美国联盟体系的缺陷等三方面原因而部分走向瓦解。[17]
在中美日益形成两极格局的趋势下，第三国的外交选择空间更值得学界关注。阎学通指出，在数字技术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小国家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为了生存而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战略，而是会同时在不同问题上选择不同国家的对冲选边战略。[18]杨原对“两极结盟”的分析则为中美管控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他认为大国为了在两极体系下获得更高的权力地位，容易因小国牵连而陷入冲突或战争，这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若冲突陷入了僵局，则停止对抗将成为两大国的共同选择;二是若此时大国因小国再次陷入双输对抗的风险依旧显著，则通过结盟向小国表达无意因其继续对抗的决心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将成为两大国的均衡选择。[19]
（四）全球治理革新与中国的角色。过去一年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国际社会早期合作抗疫的缺位、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以及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单边主义行为，促使中国学界进一步反思全球治理革新和中国的作为。杨原和张宇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疫情的负面影响使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目前，多边治理机制存在三个明显的短板，即机制改革进程滞后、大国竞争加剧机制的分裂趋势、疫情进一步暴露机制短板。[20]张云也指出了全球多边治理存在的问题，认为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了这些问题，导致全球治理正呈现出区域转向的发展态势，即不同类型的区域组织和集团逐渐形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治理结构，与既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兼容并存。他指出，这种二元并存的治理结构可望对中国和世界形成共赢局面，该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将中国的国家能力与国家利益嵌入其整体框架和区域层次，体现人类命運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智慧方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可借此推动自身的国家治理以及国内国际治理的良性互动，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21]王栋和曹德军也强调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双赢局面。他们以“带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阿里巴巴等为案例，阐述了冷战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与贡献，认为原有的全球化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益暴露出其缺陷，而中国作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重塑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再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中国与外界的互动既实现了对其自身的变革，又重塑了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秩序。[22]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研究盘点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如果当下时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可以将这一年所发生的诸如英国正式脱欧、美国退出各大国际组织协定、美国总统选举等国际重大事件皆囊括其中，那么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则进一步丰富了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疫情有如润滑剂一般，将此前打打谈谈的中美贸易战急速推入两国全面的战略竞争与对抗。[1]政策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素来紧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议程，进一步强化了后者的研究转向。本文以中美战略竞争为背景，通过盘点2020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国际政治类论著，希冀窥一斑而知全豹，勾勒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议程与总体趋势。鉴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时性、研究议题的持续性和著作出版的周期性，本文也结合分析中美近两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
一、主要内容与总体趋势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始终在竞争与合作的钟摆效应下颠簸前行：双方既携手走过了80年代抗衡苏联和新世纪前10年共同反恐的合作时期，也经历了90年代初期和新世纪第二个10年日益凸显的竞争考验。从图1可知，2013年为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分值为2.1），此后一路下跌至2017年新政府上台前夕（0.3），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动中美关系断崖式地下跌（-5），新冠疫情又刺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7.1）。可见，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的确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调整，而新冠疫情则强化了两国之间原有的战略竞争，使双方在2020年下半年日益趋近新冷战的边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疫情客观上阻断了中美之间的各项交流往来且提升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导致其选情堪忧从而极力向中方“甩锅”“问责”的主观行为，为少数对中国崛起极度焦虑的鹰派反华分子趁机推动全面“脱钩”与遏制政策的图谋提供了便利。美国政府随后在经贸、科技、金融、外交、教育、人文交流、中国台湾等内政议题上出台一系列激进的政策举措，使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最糟糕的时期。
图1中美关系走向趋势（1973—2020）
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内学界就开始思考和辩论中国崛起的重大影响，包括中国外交的转型、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形塑、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等。疫情助推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升级，进一步推动国内学界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总结。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百年变局等成为2020年度高频词，强化了国际政治学者们近年已经出现的研究转向。国内不少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都推出了特刊和笔谈，对上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发表了笔谈《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张宇燕、倪峰、杨伯江、冯仲平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东北亚区域治理、中欧关系进行了探讨。[2]《现代国际关系》也专门推出了剖析新冠疫情和中美竞争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系列文章。例如，傅梦孜讨论了“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袁鹏分析了“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等对“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及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等。有些出版社也加快推出有关著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1）》中对世界格局、国际安全、
大国关系、中国周边安全、全球治理、美国大选、政治思潮等研究议题进行了回顾与分析。[3]
总体来看，中美竞争与对抗关系在疫情的催化下持续升级，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研究议程的重要变量。中国国际政治学者除了聚焦传统议题，如大国关系、外交政策、军事安全、国际秩序，还因疫情冲击而转向关注非传统安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反思全球治理改革，尤其是探索如何缓解中国崛起困境、贡献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全球治理改革的智慧和方案。
二、具体领域与议题取向
（一）中国崛起、外交转型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国崛起被认为是21世紀影响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始终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2020年中国控制疫情之后较快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强化的关键原因。中美竞争越激烈，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困境越明显，这为中国学者探索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助力中国崛起增加了一丝紧迫感。在其新著《大国领导力》中，阎学通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将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视为大国崛起与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变量。他将政治领导分为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型，认为当守成国/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时，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国家领导力就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甚至整个国际体系可能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近年来国内学界还发展出了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等原创理论，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5]还有的学者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实践总结相关理论概念，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6]这些理论概念在过去一年里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不少理论在诸多方面超越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悲剧”、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他美国学者首倡的国关理论。[7]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派”的确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如要成为具有普世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国本土国关理论必须超越地方性色彩。[8] 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和崛起速度的加快，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辩论近年来不绝于耳，面对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对抗政策，中国学界围绕外交议题再次展开激烈的讨论。谢韬认为，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中方不可能再继续“韬光养晦”，而应以竞争应对美方的竞争，为此，中方关键在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合法性，从而增加与美竞争的优势。他提出了四类非对抗性的步骤，包括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赋能国际社会、阐明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政治价值、提升其国民身份的包容性。[9]但有些学者则继续高度肯定“韬光养晦”战略的重大价值。例如，陈向阳认为统筹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方针是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关键之一，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光明磊落的外交传统和崛起大国自警自觉的战略修养，建议面对美国的激烈博弈时，应通过该方针对外增信释疑、弘扬“务实王道”，以缓解外部压力，争取和延长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10]
（二）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有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是两极、多极化、“一超多强”抑或其他，国内外学界各执己见、尚无定论。阎学通明确地指出，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且该格局定型于2020年。对于两极格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多次强调这一格局并不必然就会形成以大国代理人在全球范围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冷战，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两极格局是常见现象但冷战并不常见;二是如今世界已进入意识形态作为大为降低、财富与安全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时代，因此中美只会进行以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战略竞争，而不会爆发新冷战。他还认为，尽管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从更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中美两极之间的竞争格局会持续至少20年甚至更久。[11]赵华胜指出，目前所说的两极是从经济总量层面形容中美在国际结构中的权力格局，而从综合指标角度来看，中国还存在明显的劣势，因此主张应该将当前国际格局描绘为“多极框架中的两极结构”或者“两极占突出地位的多极结构”，并认为总体发展趋势是两极结构特征不断凸显强化。由于两极化将对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改变俄罗斯的既定角色从而增加其新的选择空间，赵华胜建议中国在成为两极中的一极时，应该使用不与任何特定国际结构挂钩的“多边主义”而非“多极化”概念，使中国在自身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保持与俄罗斯进行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12]
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也在呼吁现实主义的回潮，米尔斯海默等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在其新著《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米氏认为美国冷战后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将各国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按照其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他宣称自由主义这个理念并不牢靠，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发生了碰撞和冲突时，前者几乎没有胜算。照此逻辑，当美国将其霸权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之上并将其推向海外，必然招致失败。不过，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反对自由主义霸权，其当选代表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特朗普政府开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也有利于美国重拾现实主义政策。[13]徐进指出，米氏等西方学者担忧自由国际主义遭遇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而美国维持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则在相对减弱。他认为，崛起国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只能以“建制”和“改制”的方式扩大其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当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时，两国在现实主义层面围绕权力和国际秩序的竞争就越激烈。他建议中国坚定维护和改革现有秩序，而不另起炉灶改变既有秩序。[14]
（三）联盟强化与第三国外交选择。中美战略竞争能否强化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与新兴伙伴关系共同对抗中国？美国盟友以外的第三国是被迫选边还是制定自主外交战略？美国学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通过论证联盟体系对于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性，控诉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背离，并呼吁美国政府重塑其联盟体系以对抗中俄两国。[15]值得注意的是，拉普胡珀曾任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顾问，而后者也曾多次强调要重塑美国联盟体系和构建统一战线应对中国。然而，美国学者坦维·马丹（Tanvi Madan）在分析美印建立制华同盟的可能性之后给出了否定答案。她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印构成某种挑战，但由于美印无法就威胁的性质与紧迫性、采取何种战略和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应对策略达成共识，双方将难以结成稳固的制华联盟。这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曾对印施压要求共同遏制中国的结果一样，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6]中国学者左希迎甚至给出了“联盟体系者”一个更加暗淡的前景，认为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因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美国联盟体系的缺陷等三方面原因而部分走向瓦解。[17]
在中美日益形成两极格局的趋势下，第三国的外交选择空间更值得学界关注。阎学通指出，在数字技术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小国家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为了生存而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战略，而是会同时在不同问题上选择不同国家的对冲选边战略。[18]杨原对“两极结盟”的分析则为中美管控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他认为大国为了在两极体系下获得更高的权力地位，容易因小国牵连而陷入冲突或战争，这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若冲突陷入了僵局，则停止对抗将成为两大国的共同选择;二是若此时大国因小国再次陷入双输对抗的风险依旧显著，则通过结盟向小国表达无意因其继续对抗的决心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将成为两大国的均衡选择。[19]
（四）全球治理革新与中国的角色。过去一年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国际社会早期合作抗疫的缺位、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以及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单边主义行为，促使中国学界进一步反思全球治理革新和中国的作为。杨原和张宇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疫情的负面影响使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目前，多边治理机制存在三个明显的短板，即机制改革进程滞后、大国竞争加剧机制的分裂趋势、疫情进一步暴露机制短板。[20]张云也指出了全球多边治理存在的问题，认为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了这些问题，导致全球治理正呈现出区域转向的发展态势，即不同类型的区域组织和集团逐渐形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治理结构，与既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兼容并存。他指出，这种二元并存的治理结构可望对中国和世界形成共赢局面，该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将中国的国家能力与国家利益嵌入其整体框架和区域层次，体现人类命運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智慧方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可借此推动自身的国家治理以及国内国际治理的良性互动，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21]王栋和曹德军也强调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双赢局面。他们以“带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阿里巴巴等为案例，阐述了冷战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与贡献，认为原有的全球化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益暴露出其缺陷，而中国作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重塑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再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中国与外界的互动既实现了对其自身的变革，又重塑了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秩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