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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29日，吴宓（1894—1978）主动作函西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院长张永青，请西南师院代运其书来校，并“决以大部分捐赠与西南师院”。1956年1月4日，吴宓作函李秋媛，请她代西南师范学院由吴宓前妻陈心一处取六箱书运往重庆北碚。2月11日，吴宓收陈心一函，得知五箱书已于2月3日启运。3月26至28日，书从北京抵渝，吴宓从学校总务处将寄书分次领回。在此期间，吴宓曾多次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孙述万商讨捐书事宜，最终定由馆员方继、傅启群负责西文编目，侯文正负责点收，并加盖“吴宓藏书”印章。
吴宓在3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决将宓心爱及名贵之书一律捐与图书馆，无复留恋。惟留极少数新人文主义之书。盖宓生世不过数年，安有读书之暇？若其得暇，且当编撰《新旧因缘》与《吴宓年谱》耳。”由此处可管窥吴宓于此时主动捐书的原因，一方面，吴宓自选择入蜀、偏居于重庆郊区的北碚县，态度倾向于厌世、悲观，对身外之物不再留恋；另一方面，吴宓自认为不久于人世，将珍贵藏书捐予图书馆并加以题跋，可襄助学生成长，符合他一生教书育人之信念。
自接到书起，吴宓就开始一边整理书籍，一边逐批将藏书交予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些书绝大部分为西文图书，在《吴宓日记》中可见的捐赠记载包括：《安德诺全集》（“昔宓在美国各地搜集多年，乃得此一部”，4月4日捐赠）、《甲寅周刊》第一卷及《德国文学史》（8月4日捐赠）、整套《学衡》杂志（8月10日捐赠）、《法国文学史》（8月23日捐赠）。这些书部分为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游学欧洲这两个时段集中访求所得，部分在他任职各个大学期间陆续得到。
在将藏书捐予图书馆前，吴宓亲自为每本书都撰写了题跋。题跋均用中文，毛笔书写，包括题名汉译、作者简介（汉译名、生卒年，若作序者、编注者等负盛名，亦作介绍）、内容提要、参阅书目（如参阅《学衡》某期，《大公报·文艺副刊》某期）、版本（初版何时，重印何时）等，亦在某些珍爱之书上写及个人经历。
吴宓捐赠书中，有其求学或教书期间的课本、参考书，有其办《学衡》、《大公报·文艺副刊》时的原始资料，有友人赠书（包括梅光迪、汤用彤、顾泰来、吴可读等人）等。题跋更可佐证赠书之重要性，譬如，Hugh Walker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史》（剑桥大学1913年重印版），吴宓题跋：“1921年8月8日，宓由美国归抵上海，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结婚。婚后偕至杭州，住西湖上半月，仅携此一书，于游览之余展读。以其为宓蜜月生活之纪念，故心爱此书弥甚。”
1956年2月20日，吴宓曾得知其好友、《学衡》创始人之一柳诒徵去世，“不胜伤痛”。而到了4月下旬，长期患病的第二任妻子邹兰芳从城中归来后病情加重，且吴宓并未重视（后“甚深痛疚”），很快在4月25日早晨去世，而弥留之际吴宓也未在其旁。妻子故后，吴宓不只悔恨，而且心境越发悲凉，“宓覆重裘，如冬令，安卧犹怯寒。念兰坟新筑，多日霖雨，恐以冲坏。彼中人如何胜此孤苦与湿寒耶？”
吴宓所捐赠的书籍中，有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London： Methuen，1905）一册，吴宓撰写的题跋为：“幼时读《新民丛报》即知吉朋之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久后乃读其原著。此本具有Bury教授之评注，而每条删繁节要，卷帙缩小。宓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所购……宓置此书，亦仅零星翻阅，直至1954年，宓已满六十岁，将此书首尾彻读一过。只就此一书，而论吾死无憾矣。1956年春尽日吴宓识。”
1956年5月5日为立夏，“春尽日”当在此前一日或数日。吴宓在5月1日—5月11日间未写日记，而从此条题跋即可旁证吴宓当时沉痛之心情。“吾死无憾矣”、“春尽日”二处俱隐隐有一语双关意，尤为动人。
因而，吴宓每日重读房内的数箱故纸，既是他消磨孤苦时光的唯一途径，也令他每每反思其半生经历，日记中多现喟叹之语。日记中可见的记录有：读《福禄特尔小说集》（5月14日）、《约翰生博士生平》及《春琴抄》（5月15日）感念邹兰芳之病殁殓葬，读《爱丽儿：雪莱传奇》（5月22日）回忆对毛彦文之愧。
同时，孤独无依的吴宓整理书籍愈加勤奋，几乎每日编书，偶尔工作至深夜。6月9日，已送交五百五十册。8月30日，已送交七百四十七册。至9月14日，吴宓捐赠藏书已达八百六十三册，“现存者，虽宓所极爱重之书，亦无所顾惜，一体捐赠……故近两月，不啻恒在回味过去之生活，再接昔年之人与事，体验当时之思想与感情”。
9月14日后，吴宓日记中不再有捐赠书之记录，所读之西文书均在“（历史）系中”，或从图书馆借阅。由此可以推测，吴宓确已将绝大部分西文藏书捐赠于西南师范学院，册数至少为八百六十三册。
吴宓一生酷爱读书，而在就读哈佛大学时受梅光迪、陈寅恪和俞大维等人影响，开始购书、藏书。曾计划“到京之薪资（按：后改赴国立东南大学），五十元捐作办报经费，至少以五十元购书……以期学业有进无止；其余奉亲赡家”。“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吴宓的五箱藏书，是他三十年积累的心血。但从1955年底突然起意至1956年秋捐赠完毕，不过短短大半年时间，竟散尽半生所求。由日记看，吴宓仍好读书，而从他撰写题跋之细致程度来看也绝非不爱藏书。只不过此时的吴宓，挚友相继离散，与至爱（毛彦文）分隔海外，与原配妻儿关系冷漠，与第二任妻子仅为生活伴侣，已在一步步地走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孤独之死。吴宓晚年避世、出世、厌世甚至于求死的态度，由他果决捐书事可见一斑。
在捐书之后，吴宓1956年11月5日的日记曾录：“查得现共存有《吴宓诗集》八十七部，《吴白屋先生遗书》十八部（又零册六、七册），景昌极《道德哲学新论》二十四部，徐思园《Nature
吴宓在3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决将宓心爱及名贵之书一律捐与图书馆，无复留恋。惟留极少数新人文主义之书。盖宓生世不过数年，安有读书之暇？若其得暇，且当编撰《新旧因缘》与《吴宓年谱》耳。”由此处可管窥吴宓于此时主动捐书的原因，一方面，吴宓自选择入蜀、偏居于重庆郊区的北碚县，态度倾向于厌世、悲观，对身外之物不再留恋；另一方面，吴宓自认为不久于人世，将珍贵藏书捐予图书馆并加以题跋，可襄助学生成长，符合他一生教书育人之信念。
自接到书起，吴宓就开始一边整理书籍，一边逐批将藏书交予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些书绝大部分为西文图书，在《吴宓日记》中可见的捐赠记载包括：《安德诺全集》（“昔宓在美国各地搜集多年，乃得此一部”，4月4日捐赠）、《甲寅周刊》第一卷及《德国文学史》（8月4日捐赠）、整套《学衡》杂志（8月10日捐赠）、《法国文学史》（8月23日捐赠）。这些书部分为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游学欧洲这两个时段集中访求所得，部分在他任职各个大学期间陆续得到。
在将藏书捐予图书馆前，吴宓亲自为每本书都撰写了题跋。题跋均用中文，毛笔书写，包括题名汉译、作者简介（汉译名、生卒年，若作序者、编注者等负盛名，亦作介绍）、内容提要、参阅书目（如参阅《学衡》某期，《大公报·文艺副刊》某期）、版本（初版何时，重印何时）等，亦在某些珍爱之书上写及个人经历。
吴宓捐赠书中，有其求学或教书期间的课本、参考书，有其办《学衡》、《大公报·文艺副刊》时的原始资料，有友人赠书（包括梅光迪、汤用彤、顾泰来、吴可读等人）等。题跋更可佐证赠书之重要性，譬如，Hugh Walker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史》（剑桥大学1913年重印版），吴宓题跋：“1921年8月8日，宓由美国归抵上海，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结婚。婚后偕至杭州，住西湖上半月，仅携此一书，于游览之余展读。以其为宓蜜月生活之纪念，故心爱此书弥甚。”
1956年2月20日，吴宓曾得知其好友、《学衡》创始人之一柳诒徵去世，“不胜伤痛”。而到了4月下旬，长期患病的第二任妻子邹兰芳从城中归来后病情加重，且吴宓并未重视（后“甚深痛疚”），很快在4月25日早晨去世，而弥留之际吴宓也未在其旁。妻子故后，吴宓不只悔恨，而且心境越发悲凉，“宓覆重裘，如冬令，安卧犹怯寒。念兰坟新筑，多日霖雨，恐以冲坏。彼中人如何胜此孤苦与湿寒耶？”
吴宓所捐赠的书籍中，有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London： Methuen，1905）一册，吴宓撰写的题跋为：“幼时读《新民丛报》即知吉朋之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久后乃读其原著。此本具有Bury教授之评注，而每条删繁节要，卷帙缩小。宓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所购……宓置此书，亦仅零星翻阅，直至1954年，宓已满六十岁，将此书首尾彻读一过。只就此一书，而论吾死无憾矣。1956年春尽日吴宓识。”
1956年5月5日为立夏，“春尽日”当在此前一日或数日。吴宓在5月1日—5月11日间未写日记，而从此条题跋即可旁证吴宓当时沉痛之心情。“吾死无憾矣”、“春尽日”二处俱隐隐有一语双关意，尤为动人。
因而，吴宓每日重读房内的数箱故纸，既是他消磨孤苦时光的唯一途径，也令他每每反思其半生经历，日记中多现喟叹之语。日记中可见的记录有：读《福禄特尔小说集》（5月14日）、《约翰生博士生平》及《春琴抄》（5月15日）感念邹兰芳之病殁殓葬，读《爱丽儿：雪莱传奇》（5月22日）回忆对毛彦文之愧。
同时，孤独无依的吴宓整理书籍愈加勤奋，几乎每日编书，偶尔工作至深夜。6月9日，已送交五百五十册。8月30日，已送交七百四十七册。至9月14日，吴宓捐赠藏书已达八百六十三册，“现存者，虽宓所极爱重之书，亦无所顾惜，一体捐赠……故近两月，不啻恒在回味过去之生活，再接昔年之人与事，体验当时之思想与感情”。
9月14日后，吴宓日记中不再有捐赠书之记录，所读之西文书均在“（历史）系中”，或从图书馆借阅。由此可以推测，吴宓确已将绝大部分西文藏书捐赠于西南师范学院，册数至少为八百六十三册。
吴宓一生酷爱读书，而在就读哈佛大学时受梅光迪、陈寅恪和俞大维等人影响，开始购书、藏书。曾计划“到京之薪资（按：后改赴国立东南大学），五十元捐作办报经费，至少以五十元购书……以期学业有进无止；其余奉亲赡家”。“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吴宓的五箱藏书，是他三十年积累的心血。但从1955年底突然起意至1956年秋捐赠完毕，不过短短大半年时间，竟散尽半生所求。由日记看，吴宓仍好读书，而从他撰写题跋之细致程度来看也绝非不爱藏书。只不过此时的吴宓，挚友相继离散，与至爱（毛彦文）分隔海外，与原配妻儿关系冷漠，与第二任妻子仅为生活伴侣，已在一步步地走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孤独之死。吴宓晚年避世、出世、厌世甚至于求死的态度，由他果决捐书事可见一斑。
在捐书之后，吴宓1956年11月5日的日记曾录：“查得现共存有《吴宓诗集》八十七部，《吴白屋先生遗书》十八部（又零册六、七册），景昌极《道德哲学新论》二十四部，徐思园《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