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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迷信第一次遭到全面否定，数千年来形成的迷信传统受到新派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而此时，迷信依旧大行其道，以各地军阀、旧式文人为代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诞却又似曾相识的社会乱象。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
民国时代，许多军阀政要信奉迷信，他们在政治、军事生活中遇到重大事件或将做出重大决定时，经常借助测风水、测八字、卜卦等活动。
四川军阀刘湘不仅自己迷信占卜、扶乩、风水，还聘请算命先生刘从云“以神治军”。刘湘拜刘从云为军师，以至于当时重庆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当朝军师刘从云”的谚语。刘从云还组建了一支近2万人的“神军”。
更荒唐的是山东军阀张宗昌。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张宗昌得知悟善社（民国初年出现的秘密结社）练得有法术，可以避刀枪，就找来法师柴诩真，拜其为大法师，连夜画出了几万道符，发给士兵佩戴在身上。
阎锡山也不例外，他深信阴阳否泰之术。1930年，他联合冯玉祥反蒋，找了几个算命术士推算了几天，结论是中华民国十九年9月9日9时为黄道吉日，此时“登基”谓之长治久安。于是，阎锡山抵达北平，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然而9月18日，阎冯联军便大败。
阎锡山还最忌讳地名。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第二战区党政要员来到陕北洛川，因为洛川谐音“落川”，而阎锡山的字是“伯川”，于是就转移到宜川。
与以上众人不同，蒋介石不信“国产”鬼神，而信《圣经》。1930年中原大战，差一点被冯玉祥的士兵捉住。他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
新文化运动与灵学会：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
康有为非常迷信，主要表现在迷信死生有命、迷信神仙扶乩和迷信风水。他年轻时，有一天经过华德里，忽飞砖掠面而过，若再近一寸就会打中脑袋而死，他经常以这件事证明死生有命。相信天命必然要相信鬼神，晚年迷信更笃，他和在上海的一些遗老，以集云轩作为扶乩之所，凡有疑难就请济颠神（济公）指示。1917年将行复辟，他和沈曾植等扶乩叩示复辟能否成功？“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
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迷信拥护者“挺身而出”。1917年，上海灵学会成立。这个以研究“灵学”为名的团体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创立者都是社会名流、文化人。杨璿是江苏无锡市立学校的校长，陆费逵乃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比较复杂，他早年参与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人组建过“少年进德会”，创办上海文明书局，任总经理。丁福保则是著名目录学家，让后人记住的是他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他们打着现代“学会”的旗号，创办现代杂志——《灵学丛志》，将一个原本的私人癖好引入公共空间，以“拯救社会道德”的名义加以鼓吹，提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他们为鬼魂照相、摄影，一时间被很多人信服。
上海灵学会的一些人拉大总统黎元洪题字，请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助阵，1918年2月还在上海《时报》登出广告，宣传“灵学”。而这一广告恰与《新青年》提倡“新青年之新道德”的广告出现于同一版面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挑衅，戏仿陈独秀昭示新文化运动主旨的名文《吾人最后之觉悟》标题的语式，说“灵学”可“予世人以最后之觉悟”。这种明显地分庭抗礼，终于让新文化人无法容忍了。
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灵学会的出现，使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找到了集中批判的对象。
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成了最集中讨伐“灵学”的擂台。这一期上有陈独秀《有鬼质疑论》、陈大齐《辟“灵学”》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批评“灵学”的随感。陈独秀说，中国素有言鬼神的传统；处于科学时代，大讲鬼神、“灵魂”不可取；“摄鬼影以示人”，即为鬼魂拍照，并展示于杂志之上，为鬼魂存在说张目。这等于是把私人领域的精神爱好推广到公共空间。心理学家陈大齐则把灵学派的扶乩弄鬼之事上升到“愚民”以致国家存亡的高度。
胡适反对迷信，说的很直白且猖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鲁迅曾质问，中国人信仰万物皆有灵性，崇拜有形的万物，如果有人说这种崇拜与信仰是迷信的、荒诞的，那么，对于无形的神灵、单一的神，你如何能确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被志士们称之为迷信的，鲁迅却认为是民族内在性的精神方式，是中国发育壮大、创造性的始基。而无视这种内在性的志士，粗听了些科学，就说“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动辄还会把对外吃败仗、国家蒙辱的罪过，加在迷信的乡曲小民身上。
鲁迅称这种内心无信仰、唯功利是尚的志士为“伪士”。于是，鲁迅疾呼：“伪士当去，迷信（信仰）可存，今日之急也。”
鲁迅的观点，至今看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
民国时代，许多军阀政要信奉迷信，他们在政治、军事生活中遇到重大事件或将做出重大决定时，经常借助测风水、测八字、卜卦等活动。
四川军阀刘湘不仅自己迷信占卜、扶乩、风水，还聘请算命先生刘从云“以神治军”。刘湘拜刘从云为军师，以至于当时重庆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当朝军师刘从云”的谚语。刘从云还组建了一支近2万人的“神军”。
更荒唐的是山东军阀张宗昌。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张宗昌得知悟善社（民国初年出现的秘密结社）练得有法术，可以避刀枪，就找来法师柴诩真，拜其为大法师，连夜画出了几万道符，发给士兵佩戴在身上。
阎锡山也不例外，他深信阴阳否泰之术。1930年，他联合冯玉祥反蒋，找了几个算命术士推算了几天，结论是中华民国十九年9月9日9时为黄道吉日，此时“登基”谓之长治久安。于是，阎锡山抵达北平，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然而9月18日，阎冯联军便大败。
阎锡山还最忌讳地名。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第二战区党政要员来到陕北洛川，因为洛川谐音“落川”，而阎锡山的字是“伯川”，于是就转移到宜川。
与以上众人不同，蒋介石不信“国产”鬼神，而信《圣经》。1930年中原大战，差一点被冯玉祥的士兵捉住。他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
新文化运动与灵学会：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
康有为非常迷信，主要表现在迷信死生有命、迷信神仙扶乩和迷信风水。他年轻时，有一天经过华德里，忽飞砖掠面而过，若再近一寸就会打中脑袋而死，他经常以这件事证明死生有命。相信天命必然要相信鬼神，晚年迷信更笃，他和在上海的一些遗老，以集云轩作为扶乩之所，凡有疑难就请济颠神（济公）指示。1917年将行复辟，他和沈曾植等扶乩叩示复辟能否成功？“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
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迷信拥护者“挺身而出”。1917年，上海灵学会成立。这个以研究“灵学”为名的团体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创立者都是社会名流、文化人。杨璿是江苏无锡市立学校的校长，陆费逵乃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比较复杂，他早年参与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人组建过“少年进德会”，创办上海文明书局，任总经理。丁福保则是著名目录学家，让后人记住的是他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他们打着现代“学会”的旗号，创办现代杂志——《灵学丛志》，将一个原本的私人癖好引入公共空间，以“拯救社会道德”的名义加以鼓吹，提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他们为鬼魂照相、摄影，一时间被很多人信服。
上海灵学会的一些人拉大总统黎元洪题字，请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助阵，1918年2月还在上海《时报》登出广告，宣传“灵学”。而这一广告恰与《新青年》提倡“新青年之新道德”的广告出现于同一版面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挑衅，戏仿陈独秀昭示新文化运动主旨的名文《吾人最后之觉悟》标题的语式，说“灵学”可“予世人以最后之觉悟”。这种明显地分庭抗礼，终于让新文化人无法容忍了。
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灵学会的出现，使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找到了集中批判的对象。
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成了最集中讨伐“灵学”的擂台。这一期上有陈独秀《有鬼质疑论》、陈大齐《辟“灵学”》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批评“灵学”的随感。陈独秀说，中国素有言鬼神的传统；处于科学时代，大讲鬼神、“灵魂”不可取；“摄鬼影以示人”，即为鬼魂拍照，并展示于杂志之上，为鬼魂存在说张目。这等于是把私人领域的精神爱好推广到公共空间。心理学家陈大齐则把灵学派的扶乩弄鬼之事上升到“愚民”以致国家存亡的高度。
胡适反对迷信，说的很直白且猖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鲁迅曾质问，中国人信仰万物皆有灵性，崇拜有形的万物，如果有人说这种崇拜与信仰是迷信的、荒诞的，那么，对于无形的神灵、单一的神，你如何能确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被志士们称之为迷信的，鲁迅却认为是民族内在性的精神方式，是中国发育壮大、创造性的始基。而无视这种内在性的志士，粗听了些科学，就说“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动辄还会把对外吃败仗、国家蒙辱的罪过，加在迷信的乡曲小民身上。
鲁迅称这种内心无信仰、唯功利是尚的志士为“伪士”。于是，鲁迅疾呼：“伪士当去，迷信（信仰）可存，今日之急也。”
鲁迅的观点，至今看来，仍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