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如果选定从事这门科学的研究，并想有所收获，那就要一辈子读书，终身不停地写作。任何史学研究的成果，都是坚持读书与写作的成效的物的体现。只有坚持读书，勤于写作，才有可能摘取所期望的成果。
我于1954年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从此开始了历史专业学习，也即开始了历史专业书籍阅读。从1954至2014年的一个“花甲”岁月里，我从未间断过读书，也从未间歇过写作，始终以读书来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以写作来彰显读书的效果。步入暮年，回首人生，不敢说自己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什么成就，但是聊可自慰的是： 由于有毅力，能持之以恒，且不急不躁，绝不放弃，于是终有收获。可以说，我的所有收获，都是由于坚持才取得的。回首生命历程，谈谈作为历史专业教师的一生，怎样坚持读书与写作，并使读书与写作的成效不停地逐步提高，或许对从事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年轻人，有所借鉴。
史学研究与读书
第一，读书要有选择。
书海、书海，书海真的比现实世界的海洋还广袤。浩瀚的太平洋终有边，马里亚纳海沟也有底，而古今中外，仅政治理论和有关史学方面的著作来说，多得难以统计。此外，还有众多的刊物、报纸，以及网络上的相关文章、信息。可是，人生苦短，五六十年的有效读书年月，真是弹指一挥间。从事史学研究的人的一生，需要读而实际上能够读的书，与这方面的书的客观拥有量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样，要想使一生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有所积累、有点成果，就应当尽可能用好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力争事半功倍。因此，有选择地读书，有些想读的书甚至必须忍痛地“割爱”，就非常重要。
作为历史专业学习、专业研究的读书，也即通常所说的“治学”，要选择那些围绕自己的专业，自己想研究的问题的那些书来读。选读的书的内容，应当力求有相对的系统性。对于学人来说，读书是点点滴滴、逐步地积累知识的过程，有系统性的知识才有助于集腋成裘。
我上大学时，读的是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的是通史，不分专门史。所以，我当时读的基本上是有关通史类著作，包括中国的和国外出版、已译成中文的通史类著作。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专业方向更明确一些。所以，那三年，除了读两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之外，还读了能在上海师院图书馆找到的，有关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当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多，还能看得过来。1961年到196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班读书。那三年，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我系统地、反复地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里的重要文章。其中的有些文章，还反复地读过。
现在回想， 从1954年进大学读书， 到1964年研究班毕业的十年，相当于现在拿博士学位的时间，实际上是打基础。这十年我所读的书，在政治理论、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学科、尤其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系统。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非常有益。我至今都特别怀念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影秋校长和教过我的老师们。因为他们对我的基本要求就是认真地读书，逐字逐句地读书。1963年，“小四清”已经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师生基本上都到河北省农村参加“小四清”。当时国际政治系领导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来这里三年不容易，留下读书吧；“四清”运动回原单位去参加。
我围绕着这样的系统去读书，随着研究面的逐渐具体和深入，知识的系统也逐步清晰、延伸。譬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围绕着苏联历史，研究过斯大林问题、布哈林问题、赫鲁晓夫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苏联文化艺术问题，等等。后来，又比较集中地研究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的苏联历史。这样，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内容而拓展、延伸的。我研究过的这一个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个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不是隔得很远，相互看不到边，而是彼此衔接的。这些知识点可以串联成某种系统，其基本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践行这一理论的74年历史。这个系统可以称做我曾经涉足过的，或者称做我多少做过研究的领域。由于所读的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有系统的，因此拥有的知识，基本上也是系统的。
读书为什么要有系统？因为知识都是有相互关联性的。特别是历史，往往原因是结果的原因，结果又成为原因的结果。因此，读书顺着知识链去延伸，既符合知识的客观实在性，又符合人们掌握知识的深化规律。而且，就人的记忆和思维来说，相互有关联性的知识更便于记忆，有助相互启发、激活思维。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和对问题的思考，都有某种天然的逻辑追问。系统地读书，使掌握的知识形成系统，就能在读书与思维的逻辑追问之间，形成某种良性互动。
譬如，我在研究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问题时，看到有关的档案资料证实，1929-1933年之间，确实饿死上千万人。对于集体化运动中大规模饿死人的事，苏联一向是封煞档案，封锁消息。“文革”前，欧美学者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凡涉及集体化饿死人的说法，都被认做是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农业集体化的污蔑。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证明，大规模饿死人是历史事实。既然是历史事实，自然要追问？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搞？然后要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工农联盟以及改造农民阶级是怎么说、怎么做的？然后才能明白斯大林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为了避开市场关系，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之后就要努力搞清楚， “义务交售制”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为什么提出“贡税论”？进而又会追问： “贡税论”不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吗？为什么1926年，斯大林也曾批判过这种理论，而1929年斯大林又拿这种理论来批判布哈林，在苏联贯彻这种理论？从中又要思考，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否也是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历程上难以绕过去的一道坎？再有，中国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不也是避开市场，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取农副产品吗？这一连串问题，就是一个接一个，连着产生的。前一个问题尚没有获得使自己觉得满意的回答，新的问题又连着出现了。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那就得再去找书、读书。这样，读书就自然而然地有系统了。读书的系统性，很多时候并不是主观上去刻意追求，而是由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以及人思维的逻辑追问而自然地出现的。 当然，除了围绕着知识点读书之外，其他的书也应当读一些。不过那些书并不用心去读，而是随手看，随便翻的。
第二，读书要不急不躁，持之以恒。
从事史学研究，要把读书当做如同吃饭、睡觉那样，既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可贪多硬塞。人每天都要吃饭，但是吃多了反而有害。人每天都要睡觉，但是睡多了同样有害。读书也是如此。如果有志于史学研究，那末就要把读书当做是生命的内容，生活的需要，细水长流。
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读书是不断积累知识，逐渐开阔思路，思维慢慢缜密，思考趋向成熟的渐进过程。因此，读书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读书必须持之以恒，我想毋需多说，因为谁都知道，知识只能是一点一滴地积累的。我想强调的是，读书还特别需要静下心来，不急不躁。读书不仅要在字面上懂得所读的书的内容，更要理解所读的书的深层意思，活跃思维，启发创造意识，逐步提高读书的效果。
读书的不同效果，体现出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力。要想不断提高读书的效果，关键是要逐步增强理解力。我觉得，人的智商是先天的，但是理解力是后天的。因为理解力是后天的，所以能够通过人的主观的不断努力去逐步增强。理解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在学人的治学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实在，而且非常明显。逐步增强理解力，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就像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提高爆发力那样重要。知识的积累虽然不是增强理解力的唯一途径，但是知识的丰富肯定与理解力的强弱成正比。由于知识的积累是逐步的，所以理解力的增强也只能是逐步的。如果说知识的积累还可以做某种有形的统计的话，那么理解力的增强只能是一种心灵感悟，或者叫做“开窍”。
譬如，为了研究农民阶级解放问题，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内战》、 《法德农民问题》、 《论合作社》等书。不同时间，带着不同的问题去读，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心得、体会。而能够带着不同的问题，读过之后又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得，是因为视野在逐步开阔，思路在不断拓宽，思考的问题在日益深化。这些因素的综合表现就是理解力的增强。
其实，这方面的道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 问题在于一生都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确实并不容易。这里需要毅力、意志力，有时候还要经得起各种外来因素的冲击，就像佛家所说的，要有“定力”。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能在不顺意的时候始终坚持，才有望摘取成果。
第三，读书要边读，边思考。
读书当然是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和基本目的。但是，读书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之既能激发思想火花，又能引导思考步步深入。这是对读书的更高的期望和要求，甚至可以称做是某种读书的境界。从事史学研究的学人，应当努力，甚至可以说是应当刻意追求，使读书达到、进入这样的境界。达到、进入这样的读书境界，既不难、也不容易，关键在于读书一定要边读、边思考。因为思考不仅能使读书更加专注、思维活跃，更重要的是思考会使在读书的过程中，接连地涌现出问题意识，并形成某种见解。当有了某种见解的时候，且不管这种见解是多么粗糙、简单，甚至幼稚，但是只耍抓住这种见解，努力继续挖掘、思考、完备，就能摘到思想之花所结出的果实，也即读书的果实。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力求能够生出问题意识，并且能够对于生出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说读书达到这种境界，读书可以说也入门了。
第四，读书要分层次。
即使是经过选择的、需要读的书，实际读的时候，也要根据研究的目标和期望的知识系统，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区别地读。
总体上说，读书最好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书是逐字逐句地读，这是精读。第二层次的书是浏览，就是泛读。第三层次的书是有目的地读，或者说是到书里面去找想要的东西，包括寻找资料，查考工具书，等等。
为了打好基础和提高理论水平，提升思维缜密度，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不仅要逐字逐句地读，还要准确地搞清楚原意，并有所体会。这是要精读的。
另一种读书是浏览，泛读。泛讀是为了不断拓宽知识面，逐步充实、完善知识体系。这样，泛读的书，面要相对宽泛，读书的速度要比较快。
再一种读书就是目的明确，即为某些具体的目的而读书。譬如，寻找某些方面的资料；找某些方面的理论依据等等。读这类书，速度要快，注意力却要高度集中，防止“漏”掉。读这类书，有时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是意外收获，容易忘记，所以应当用文字记好。
将所要读的书，分为三个层次，也是根据自己的要求，相对而言。同是马克思的著作， 《哥达纲领批判》需要从头至尾，反复研读；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需要细读的只是第七节。当然，读书也并没有绝对的方法。所谓讲究方法，也只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持之以恒， 日积月累，使读书能进入神妙、自我陶醉的境界。
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一，从事史学研究，并且想有所收获，一定要永不停息地勤于写作。
首先，因为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把历史问题真正搞明白，从而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相对完整的知识点。
写作是用文字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是把自己对某个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可以说，写作的诉求之一是作者希望通过文字的形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期的社会学术效应。这样，写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者的某种自我价值表现和追求。为了使主观的预期和客观的实际效果尽可能地吻合，必须在主观上把自己研究的历史问题真正理清楚、想明白，尽可能地挖深、挖透。
一般地说，开始写作的时候，总是头脑中对某个历史问题有了一定的想法，而且对问题有了某种看法，也即有了属于自己的某种见解。在读书和思考的过程中，一旦头脑中产生了问题，而且也有了一些看法，形成了一些想法，才会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可是，当真要将头脑中的想法、看法，写成文字的时候，往往又会感到难以下笔。而且很多时候，即使开始写了，写着、写着，会觉得越写越乱，甚至写不下去。为什么写作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主观上并没有将问题真正搞明白、理清楚。或者是自以为已经想明白了，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不深、不透。要想把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见解写成文字，那就必须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历史事件与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主次，了解清楚。使用的资料必须查找、核对准确。特别是时间、地点、事情的原委、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这一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等等，都要尽可能地搞清楚，并且尽可能地予以历史的、客观的、准确的评述。在此基础上，还要把自己的见解，也即立论，凝练成简洁的文字。于是，就要再读书、再思考，修正、完善见解。所以，写作的过程，其实是深入地研究，反复地辨识，全面地理解历史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苦的，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只有经历写作的实际过程，作者才会从内心品味到“搜索枯肠”的含义、意景。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全过程，才可能把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见解，完整地、清晰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只有通过写作方能完成，别无他途。 当完成关于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文稿的时候，也是实现了认识、理解力的一次升华。完成了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文稿，可以说也就相对完整地，比较牢固地掌握了这个知识点。而已经掌握的知识点，往往又能转化为进行新问题研究的启蒙点。认识和理解力的提高，又能成为继续读书、思考的新起点。一个个历史问题的研究，一篇篇研究文稿的写作，就可能这样不息地延伸下去；综合研究能力也得以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其次，只有通过不断地写，即不断地磨练，才能使写成的文稿，也即学术文章，逐步达到思路清晰、结构完整、论证合理、逻辑严密。特别是写辩论性的，带有学术争鸣性的，以及说理性的文稿，更要立论稳妥，经得起时光的流洗；驳论不温不火，避免“矫枉过正”；论证严密，不留逻辑缺陷；使用的资料确凿、典型；说理清楚，层次分明。这是历史学对以文字形式表达史学研究成果的文稿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衡量史学研究文稿质量的标尺。
这样的文稿，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作，才可能逐步达到.因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见解，写成文稿，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见解，也即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东西，转化成文字，定格为实在物。只有将研究成果、见解定格为实在物，才可以反复观看、字斟句酌，仔细琢磨、往返推敲，进行多次修改，直至自己满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自己以衡量史学研究文章质量这杆标尺，去衡量文稿，努力提高文稿质量的自我认识过程。史学研究成果、见解，如果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也即通常所说的“腹稿”，当然可以反复思考，也可以修正。不過，思想观念层面的反复思考、修正，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记忆。且不说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而且记忆必然会有遗忘、遗漏。因此，“腹稿”即使反复思考，一再修正，也不可能有自己满意的时候；距史学研究文稿的质量要求，永远遥远。
写成一篇史学研究文稿，还要有明确、科学的立论，这是史学研究文稿的灵魂。有了明确、科学的立论，文稿就可以围绕立论，依次展开阐述：这个（些）立论是怎样产生、形成的；形成这个（些）立论的依据是什么；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阐明这个（些）立论的科学性和实在性；阐明这个（些）立论的学术价值，等等。把这些阐述清楚，文稿自然会出现清晰的思路，当然也就会形成某种体系。
“立论的一半是想出来的”，是说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不断地梳理、归纳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形成见解，再上升而为立论。立论的另一半是写出来的，是说立论只有通过写，才能最终使之臻于至善；至少能够自圆其说，为文稿构筑坚实的基础。如果疏于写作，即使在读书、 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个（些）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个（些）见解终归是粗糙的、有片面性的， 只能停留在“毛坯”的层面。
不断地写作也是提高文字表达水平的唯一途径。
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有所不同。口头表达要求口语化，而文字表达更多的是追求语法规范、表述准确、言词精练、文字流畅，而且尽可能完美一些， 能吸引人， 使人愿意读、爱读。
史学研究文章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可以虚构故事情节，设置种种悬念， 穿插一些合理想象，使用夸张的语言。史学研究文章，阐述必须依据确凿的史实， 一板一眼，切忌穿凿附会，主观引伸；概括和使用的概念，都要准确；语言尽可能地平实，避免堆砌华丽的词藻，更不要说夸张了。总之，史学研究文章的文字表达，应当附合历史科学的学术性的特殊要求，遵循“自然就是美”的原则，不尚雕琢。因此，史学研究文章的文字表达，既要清新、有文采，又必须严肃、平实。当把文稿草成之后，作者不仅要反复看，还应当朗读，边读、边听、边修改。这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的相当有效的做法，而往往被忽略，甚至不想做、不愿做。
应当说明的是，史学研究文章的表达技巧，当然也是相对而言。要想掌握史学研究文章的特具的表达技巧，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作，反反复复地磨练，才有望逐步提高。
再次，勤于写作是更加专注地读书，步步深入地进行史学研究的永恒推进器。
写作不仅会激发强烈的读书欲，而且能自然地引导研究愈加深入。在写作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种种原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包括史实的考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继续找书、读书，而继续找书、读书，就是深入研究。因此，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写作就能够使写作和读书形成良性的互动。史学研究如果简单地重复，会使人感到厌倦；只有螺旋式地前进，才会提升不断探究新领域的兴趣和勇气。当不间歇地写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习惯的时候，可以说就穿上了“红舞鞋”，史学研究差不多就成了终身的学术事业，永远的向往、追求。
第二，怎样写。
前文曾提到，通过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是史学研究者体现自我价值的某种学术诉求。但是，史学研究者在用心写作的时候，对于文稿能否在正式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应当持某种淡定的态度。我大概有1/3的文稿，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公开发表。对于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稿，我满足的是研究过程，欣慰的是研究能有结果；我当然希望研究成果能公开发表，但是也并不因为没能公开发表而悻悻，继续写作的热情也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以为，这对于坚持史学研究，逐渐写好史学研究文稿，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史学研究文稿究竟怎样撰写，途径是多条的，也无绝对的方法。一般地说，总是写那些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而又想探究答案的问题。我读中学时就喜欢写作文。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读书的过程中，曾经涌现过一些问题，至今还记得的如：黄巢起义为什么建立不起根据地？古代中国妇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为什么要缠足？据说东汉时赵飞燕由于缠足，跳舞时婷婷玉立的舞姿，倾倒宫廷，因此开中国妇女缠足之先河。我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因为女孩子三、四岁就缠足了，此时还不知道长大后是否善舞，赵飞燕幼年时其父母怎么会想起给她缠足呢？可见缠足绝对不是为了舞姿的婷婷玉立，由赵飞燕开始的。清军入关后，为要汉人剃发易服，实行“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为什么对汉人女子缠足却听之任之？围绕这些问题，曾经用心地找书、读书，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这些文稿虽然达不到公开发表的要求，但是我满足于为撰写这些文稿而进行的研究过程，也从中摸索到怎样撰写史学研究文稿的门径。以后撰写史学研究文稿，基本上是围绕着边读书、边思考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逐步延伸的。
撰写史学研究文稿，应当注意到，历史是一块神圣的精神化石。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的历史问题，应当以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思考的问题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思考问题的立意要尽可能追求高、新。在读书、思考过程中对于产生的问题，选择、确定是否应当继续扩展读书面，深入地研究下去，要以上述原则去衡量。经过这样考虑，研究这个（些）问题就会有相对的社会性和学术意义。历史学的课题，真是比海洋还广阔。选择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关注度的问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文稿，虽然是历史题材，也会有时代清新感，尽量避免陈腐气。
我于1954年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从此开始了历史专业学习，也即开始了历史专业书籍阅读。从1954至2014年的一个“花甲”岁月里，我从未间断过读书，也从未间歇过写作，始终以读书来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以写作来彰显读书的效果。步入暮年，回首人生，不敢说自己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什么成就，但是聊可自慰的是： 由于有毅力，能持之以恒，且不急不躁，绝不放弃，于是终有收获。可以说，我的所有收获，都是由于坚持才取得的。回首生命历程，谈谈作为历史专业教师的一生，怎样坚持读书与写作，并使读书与写作的成效不停地逐步提高，或许对从事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年轻人，有所借鉴。
史学研究与读书
第一，读书要有选择。
书海、书海，书海真的比现实世界的海洋还广袤。浩瀚的太平洋终有边，马里亚纳海沟也有底，而古今中外，仅政治理论和有关史学方面的著作来说，多得难以统计。此外，还有众多的刊物、报纸，以及网络上的相关文章、信息。可是，人生苦短，五六十年的有效读书年月，真是弹指一挥间。从事史学研究的人的一生，需要读而实际上能够读的书，与这方面的书的客观拥有量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样，要想使一生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有所积累、有点成果，就应当尽可能用好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力争事半功倍。因此，有选择地读书，有些想读的书甚至必须忍痛地“割爱”，就非常重要。
作为历史专业学习、专业研究的读书，也即通常所说的“治学”，要选择那些围绕自己的专业，自己想研究的问题的那些书来读。选读的书的内容，应当力求有相对的系统性。对于学人来说，读书是点点滴滴、逐步地积累知识的过程，有系统性的知识才有助于集腋成裘。
我上大学时，读的是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的是通史，不分专门史。所以，我当时读的基本上是有关通史类著作，包括中国的和国外出版、已译成中文的通史类著作。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专业方向更明确一些。所以，那三年，除了读两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之外，还读了能在上海师院图书馆找到的，有关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当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多，还能看得过来。1961年到196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班读书。那三年，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我系统地、反复地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里的重要文章。其中的有些文章，还反复地读过。
现在回想， 从1954年进大学读书， 到1964年研究班毕业的十年，相当于现在拿博士学位的时间，实际上是打基础。这十年我所读的书，在政治理论、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学科、尤其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系统。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非常有益。我至今都特别怀念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影秋校长和教过我的老师们。因为他们对我的基本要求就是认真地读书，逐字逐句地读书。1963年，“小四清”已经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师生基本上都到河北省农村参加“小四清”。当时国际政治系领导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来这里三年不容易，留下读书吧；“四清”运动回原单位去参加。
我围绕着这样的系统去读书，随着研究面的逐渐具体和深入，知识的系统也逐步清晰、延伸。譬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围绕着苏联历史，研究过斯大林问题、布哈林问题、赫鲁晓夫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苏联文化艺术问题，等等。后来，又比较集中地研究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的苏联历史。这样，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内容而拓展、延伸的。我研究过的这一个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个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不是隔得很远，相互看不到边，而是彼此衔接的。这些知识点可以串联成某种系统，其基本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践行这一理论的74年历史。这个系统可以称做我曾经涉足过的，或者称做我多少做过研究的领域。由于所读的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有系统的，因此拥有的知识，基本上也是系统的。
读书为什么要有系统？因为知识都是有相互关联性的。特别是历史，往往原因是结果的原因，结果又成为原因的结果。因此，读书顺着知识链去延伸，既符合知识的客观实在性，又符合人们掌握知识的深化规律。而且，就人的记忆和思维来说，相互有关联性的知识更便于记忆，有助相互启发、激活思维。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和对问题的思考，都有某种天然的逻辑追问。系统地读书，使掌握的知识形成系统，就能在读书与思维的逻辑追问之间，形成某种良性互动。
譬如，我在研究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问题时，看到有关的档案资料证实，1929-1933年之间，确实饿死上千万人。对于集体化运动中大规模饿死人的事，苏联一向是封煞档案，封锁消息。“文革”前，欧美学者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凡涉及集体化饿死人的说法，都被认做是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农业集体化的污蔑。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证明，大规模饿死人是历史事实。既然是历史事实，自然要追问？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搞？然后要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工农联盟以及改造农民阶级是怎么说、怎么做的？然后才能明白斯大林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为了避开市场关系，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之后就要努力搞清楚， “义务交售制”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为什么提出“贡税论”？进而又会追问： “贡税论”不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吗？为什么1926年，斯大林也曾批判过这种理论，而1929年斯大林又拿这种理论来批判布哈林，在苏联贯彻这种理论？从中又要思考，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否也是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历程上难以绕过去的一道坎？再有，中国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不也是避开市场，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取农副产品吗？这一连串问题，就是一个接一个，连着产生的。前一个问题尚没有获得使自己觉得满意的回答，新的问题又连着出现了。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那就得再去找书、读书。这样，读书就自然而然地有系统了。读书的系统性，很多时候并不是主观上去刻意追求，而是由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以及人思维的逻辑追问而自然地出现的。 当然，除了围绕着知识点读书之外，其他的书也应当读一些。不过那些书并不用心去读，而是随手看，随便翻的。
第二，读书要不急不躁，持之以恒。
从事史学研究，要把读书当做如同吃饭、睡觉那样，既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可贪多硬塞。人每天都要吃饭，但是吃多了反而有害。人每天都要睡觉，但是睡多了同样有害。读书也是如此。如果有志于史学研究，那末就要把读书当做是生命的内容，生活的需要，细水长流。
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读书是不断积累知识，逐渐开阔思路，思维慢慢缜密，思考趋向成熟的渐进过程。因此，读书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读书必须持之以恒，我想毋需多说，因为谁都知道，知识只能是一点一滴地积累的。我想强调的是，读书还特别需要静下心来，不急不躁。读书不仅要在字面上懂得所读的书的内容，更要理解所读的书的深层意思，活跃思维，启发创造意识，逐步提高读书的效果。
读书的不同效果，体现出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力。要想不断提高读书的效果，关键是要逐步增强理解力。我觉得，人的智商是先天的，但是理解力是后天的。因为理解力是后天的，所以能够通过人的主观的不断努力去逐步增强。理解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在学人的治学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实在，而且非常明显。逐步增强理解力，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就像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提高爆发力那样重要。知识的积累虽然不是增强理解力的唯一途径，但是知识的丰富肯定与理解力的强弱成正比。由于知识的积累是逐步的，所以理解力的增强也只能是逐步的。如果说知识的积累还可以做某种有形的统计的话，那么理解力的增强只能是一种心灵感悟，或者叫做“开窍”。
譬如，为了研究农民阶级解放问题，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内战》、 《法德农民问题》、 《论合作社》等书。不同时间，带着不同的问题去读，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心得、体会。而能够带着不同的问题，读过之后又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得，是因为视野在逐步开阔，思路在不断拓宽，思考的问题在日益深化。这些因素的综合表现就是理解力的增强。
其实，这方面的道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 问题在于一生都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确实并不容易。这里需要毅力、意志力，有时候还要经得起各种外来因素的冲击，就像佛家所说的，要有“定力”。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能在不顺意的时候始终坚持，才有望摘取成果。
第三，读书要边读，边思考。
读书当然是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和基本目的。但是，读书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之既能激发思想火花，又能引导思考步步深入。这是对读书的更高的期望和要求，甚至可以称做是某种读书的境界。从事史学研究的学人，应当努力，甚至可以说是应当刻意追求，使读书达到、进入这样的境界。达到、进入这样的读书境界，既不难、也不容易，关键在于读书一定要边读、边思考。因为思考不仅能使读书更加专注、思维活跃，更重要的是思考会使在读书的过程中，接连地涌现出问题意识，并形成某种见解。当有了某种见解的时候，且不管这种见解是多么粗糙、简单，甚至幼稚，但是只耍抓住这种见解，努力继续挖掘、思考、完备，就能摘到思想之花所结出的果实，也即读书的果实。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力求能够生出问题意识，并且能够对于生出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说读书达到这种境界，读书可以说也入门了。
第四，读书要分层次。
即使是经过选择的、需要读的书，实际读的时候，也要根据研究的目标和期望的知识系统，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区别地读。
总体上说，读书最好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书是逐字逐句地读，这是精读。第二层次的书是浏览，就是泛读。第三层次的书是有目的地读，或者说是到书里面去找想要的东西，包括寻找资料，查考工具书，等等。
为了打好基础和提高理论水平，提升思维缜密度，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不仅要逐字逐句地读，还要准确地搞清楚原意，并有所体会。这是要精读的。
另一种读书是浏览，泛读。泛讀是为了不断拓宽知识面，逐步充实、完善知识体系。这样，泛读的书，面要相对宽泛，读书的速度要比较快。
再一种读书就是目的明确，即为某些具体的目的而读书。譬如，寻找某些方面的资料；找某些方面的理论依据等等。读这类书，速度要快，注意力却要高度集中，防止“漏”掉。读这类书，有时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是意外收获，容易忘记，所以应当用文字记好。
将所要读的书，分为三个层次，也是根据自己的要求，相对而言。同是马克思的著作， 《哥达纲领批判》需要从头至尾，反复研读；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需要细读的只是第七节。当然，读书也并没有绝对的方法。所谓讲究方法，也只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持之以恒， 日积月累，使读书能进入神妙、自我陶醉的境界。
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一，从事史学研究，并且想有所收获，一定要永不停息地勤于写作。
首先，因为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把历史问题真正搞明白，从而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相对完整的知识点。
写作是用文字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是把自己对某个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可以说，写作的诉求之一是作者希望通过文字的形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期的社会学术效应。这样，写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者的某种自我价值表现和追求。为了使主观的预期和客观的实际效果尽可能地吻合，必须在主观上把自己研究的历史问题真正理清楚、想明白，尽可能地挖深、挖透。
一般地说，开始写作的时候，总是头脑中对某个历史问题有了一定的想法，而且对问题有了某种看法，也即有了属于自己的某种见解。在读书和思考的过程中，一旦头脑中产生了问题，而且也有了一些看法，形成了一些想法，才会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可是，当真要将头脑中的想法、看法，写成文字的时候，往往又会感到难以下笔。而且很多时候，即使开始写了，写着、写着，会觉得越写越乱，甚至写不下去。为什么写作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主观上并没有将问题真正搞明白、理清楚。或者是自以为已经想明白了，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不深、不透。要想把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见解写成文字，那就必须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历史事件与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主次，了解清楚。使用的资料必须查找、核对准确。特别是时间、地点、事情的原委、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这一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等等，都要尽可能地搞清楚，并且尽可能地予以历史的、客观的、准确的评述。在此基础上，还要把自己的见解，也即立论，凝练成简洁的文字。于是，就要再读书、再思考，修正、完善见解。所以，写作的过程，其实是深入地研究，反复地辨识，全面地理解历史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苦的，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只有经历写作的实际过程，作者才会从内心品味到“搜索枯肠”的含义、意景。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全过程，才可能把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见解，完整地、清晰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只有通过写作方能完成，别无他途。 当完成关于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文稿的时候，也是实现了认识、理解力的一次升华。完成了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文稿，可以说也就相对完整地，比较牢固地掌握了这个知识点。而已经掌握的知识点，往往又能转化为进行新问题研究的启蒙点。认识和理解力的提高，又能成为继续读书、思考的新起点。一个个历史问题的研究，一篇篇研究文稿的写作，就可能这样不息地延伸下去；综合研究能力也得以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其次，只有通过不断地写，即不断地磨练，才能使写成的文稿，也即学术文章，逐步达到思路清晰、结构完整、论证合理、逻辑严密。特别是写辩论性的，带有学术争鸣性的，以及说理性的文稿，更要立论稳妥，经得起时光的流洗；驳论不温不火，避免“矫枉过正”；论证严密，不留逻辑缺陷；使用的资料确凿、典型；说理清楚，层次分明。这是历史学对以文字形式表达史学研究成果的文稿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衡量史学研究文稿质量的标尺。
这样的文稿，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作，才可能逐步达到.因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见解，写成文稿，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见解，也即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东西，转化成文字，定格为实在物。只有将研究成果、见解定格为实在物，才可以反复观看、字斟句酌，仔细琢磨、往返推敲，进行多次修改，直至自己满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自己以衡量史学研究文章质量这杆标尺，去衡量文稿，努力提高文稿质量的自我认识过程。史学研究成果、见解，如果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也即通常所说的“腹稿”，当然可以反复思考，也可以修正。不過，思想观念层面的反复思考、修正，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记忆。且不说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而且记忆必然会有遗忘、遗漏。因此，“腹稿”即使反复思考，一再修正，也不可能有自己满意的时候；距史学研究文稿的质量要求，永远遥远。
写成一篇史学研究文稿，还要有明确、科学的立论，这是史学研究文稿的灵魂。有了明确、科学的立论，文稿就可以围绕立论，依次展开阐述：这个（些）立论是怎样产生、形成的；形成这个（些）立论的依据是什么；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阐明这个（些）立论的科学性和实在性；阐明这个（些）立论的学术价值，等等。把这些阐述清楚，文稿自然会出现清晰的思路，当然也就会形成某种体系。
“立论的一半是想出来的”，是说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不断地梳理、归纳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形成见解，再上升而为立论。立论的另一半是写出来的，是说立论只有通过写，才能最终使之臻于至善；至少能够自圆其说，为文稿构筑坚实的基础。如果疏于写作，即使在读书、 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个（些）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个（些）见解终归是粗糙的、有片面性的， 只能停留在“毛坯”的层面。
不断地写作也是提高文字表达水平的唯一途径。
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有所不同。口头表达要求口语化，而文字表达更多的是追求语法规范、表述准确、言词精练、文字流畅，而且尽可能完美一些， 能吸引人， 使人愿意读、爱读。
史学研究文章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可以虚构故事情节，设置种种悬念， 穿插一些合理想象，使用夸张的语言。史学研究文章，阐述必须依据确凿的史实， 一板一眼，切忌穿凿附会，主观引伸；概括和使用的概念，都要准确；语言尽可能地平实，避免堆砌华丽的词藻，更不要说夸张了。总之，史学研究文章的文字表达，应当附合历史科学的学术性的特殊要求，遵循“自然就是美”的原则，不尚雕琢。因此，史学研究文章的文字表达，既要清新、有文采，又必须严肃、平实。当把文稿草成之后，作者不仅要反复看，还应当朗读，边读、边听、边修改。这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的相当有效的做法，而往往被忽略，甚至不想做、不愿做。
应当说明的是，史学研究文章的表达技巧，当然也是相对而言。要想掌握史学研究文章的特具的表达技巧，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作，反反复复地磨练，才有望逐步提高。
再次，勤于写作是更加专注地读书，步步深入地进行史学研究的永恒推进器。
写作不仅会激发强烈的读书欲，而且能自然地引导研究愈加深入。在写作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种种原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包括史实的考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继续找书、读书，而继续找书、读书，就是深入研究。因此，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写作就能够使写作和读书形成良性的互动。史学研究如果简单地重复，会使人感到厌倦；只有螺旋式地前进，才会提升不断探究新领域的兴趣和勇气。当不间歇地写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习惯的时候，可以说就穿上了“红舞鞋”，史学研究差不多就成了终身的学术事业，永远的向往、追求。
第二，怎样写。
前文曾提到，通过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是史学研究者体现自我价值的某种学术诉求。但是，史学研究者在用心写作的时候，对于文稿能否在正式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应当持某种淡定的态度。我大概有1/3的文稿，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公开发表。对于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稿，我满足的是研究过程，欣慰的是研究能有结果；我当然希望研究成果能公开发表，但是也并不因为没能公开发表而悻悻，继续写作的热情也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以为，这对于坚持史学研究，逐渐写好史学研究文稿，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史学研究文稿究竟怎样撰写，途径是多条的，也无绝对的方法。一般地说，总是写那些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而又想探究答案的问题。我读中学时就喜欢写作文。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读书的过程中，曾经涌现过一些问题，至今还记得的如：黄巢起义为什么建立不起根据地？古代中国妇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为什么要缠足？据说东汉时赵飞燕由于缠足，跳舞时婷婷玉立的舞姿，倾倒宫廷，因此开中国妇女缠足之先河。我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因为女孩子三、四岁就缠足了，此时还不知道长大后是否善舞，赵飞燕幼年时其父母怎么会想起给她缠足呢？可见缠足绝对不是为了舞姿的婷婷玉立，由赵飞燕开始的。清军入关后，为要汉人剃发易服，实行“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为什么对汉人女子缠足却听之任之？围绕这些问题，曾经用心地找书、读书，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这些文稿虽然达不到公开发表的要求，但是我满足于为撰写这些文稿而进行的研究过程，也从中摸索到怎样撰写史学研究文稿的门径。以后撰写史学研究文稿，基本上是围绕着边读书、边思考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逐步延伸的。
撰写史学研究文稿，应当注意到，历史是一块神圣的精神化石。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的历史问题，应当以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思考的问题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思考问题的立意要尽可能追求高、新。在读书、思考过程中对于产生的问题，选择、确定是否应当继续扩展读书面，深入地研究下去，要以上述原则去衡量。经过这样考虑，研究这个（些）问题就会有相对的社会性和学术意义。历史学的课题，真是比海洋还广阔。选择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关注度的问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文稿，虽然是历史题材，也会有时代清新感，尽量避免陈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