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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遂平妖传；讲史小说；“说话”；神怪小说
摘要：《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义”的历史框架下，填充了大量灵怪片段，使小说主题显得模糊不清。这种组合“妖术”、“灵怪”等短篇“小说”话本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讲史”框架性质，使《三遂平妖传》成为早期讲史小说向其它类型小说转变的过渡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自《水浒传》之后，神怪类话本故事的组合，客观上对小说的“纯讲史”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并为神怪小说以及其它类型小说的最终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8)02—0061—04
一、《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创作框架的异同
在白话长篇小说的诞生历程中，宋元“说话”在题材来源和行文方式上的影响无疑是最大也最直接的。由“说话”门类的逐渐合流而产生了最终的白话长篇体裁，这一点也基本为论者所共识。学者们虽然对“累积型”一词属于类型概念还是方法论等尚有争论，但对有一点毫无异议，即“讲史”在时间上绵长的连续性以及“小说”对个体人物的重点塑造，都为讲述具备中心情节与核心人物的故事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说，“讲史”宏大的“兴废征战”框架与“小说”话本题材的诸多细节，使得脱离于官方正史的长篇文学创作成为可能。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批早期讲史小说来看，这种以历史大事件作为总体框架，以短篇故事作为具体情节的写作方法，应是通俗长篇小说文体结构形成过程中的自然选择。然而，在情节素材与故事框架的融合上，“小说”的传奇性又并非总与“讲史”的历史性丝丝入扣。在《水浒传》中，由于正史素材的相对缺乏和“朴刀”、“杆棒”类故事的丰盛，“小说”对“讲史”框架的这种填充痕迹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水浒传》文本的前后矛盾和曾经的“腰斩”现象，都已经显露出在长篇讲史框架下具有传奇性的“小说”素材比例对故事主题性质的影响。而同样具有浓郁市井风格的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则是“小说”与“讲史”合流过程中更具过渡性质的重要例证。
在早期讲史小说当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素材和人物故事，并由此开启了较为典范的“历史演义”类型；《水浒传》则在有限的历史事件和零散的“小说”话本之间寻求统一，其完整长篇故事的最后形成，包含了更多复杂的元素。可见，在这种“小说”与“讲史”合流的过程中，早期讲史小说实际上已经为自己隐约开拓出了不同于以往单纯“讲史”的写作方向。从《水浒传》曾被归人“元明传来之讲史”，又被纳入“明清公案”，再到现在普遍认为是“英雄传奇”的这一历程，不难看出《水浒传》吸纳大量“朴刀”、“杆棒”、“公案”等“小说”类话本的这种创作手法本身蕴涵的多重类型因素。与之相似，《三遂平妖传》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分别在“讲史”与“神魔”两个不同部分被提到，王则起义亦被公认为取材于宋代真实的历史。但大多数的论者(尤其是在谈论跟四十回本关系的时候)都倾向于把《三遂平妖传》看作“神怪小说”而非历史类作品。尽管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二十回本很有可能源自同一个祖本，只是在二十回本情节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更严整的仙妖人三界框架。但从文本的题材组合与叙述重心来看，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和二十回本实际上是差异很大的两部小说。二十回本除了在文风、名物等方面更贴近“古本”以外，在上述的“讲史”与“小说”相糅合的结构方式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是以王则起义为叙述主线，以有关王则的“小说”素材为具体情节的，这是其基本写作方法。灵怪类故事之与“王则起事”的关系和“杆棒”、“朴刀”等故事之与“宋江起事”的关系，在结构安排方式上，其实质是相同的。如程毅中所说，“王则起义的历史事件，已经与妖术故事相结合，正如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实，已与杆棒、朴刀类的小说结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一样，都是在相对缺乏丰富的讲史素材的情况下，“小说”与“讲史”合流形成的早期长篇讲史小说。但迥异于《水浒传》的是，《三遂平妖传》自身并不成功的题材组合方式却引发了早期小说题材类型的变化。二书虽同样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但《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大多遵循着从单独游历到聚合起义的时空顺序，在整体框架上还可以较明显地看到宋江起义对连缀这些人物活动的作用；而《三遂平妖传》涉及到的人物与事件已经大大不同于前者，在《三遂平妖传》中，讲史框架与“小说”素材已几乎完全离散开来。
二、“小说”素材对《三遂平妖传》故事主题变化的影响
不少学者在论述分析《三遂平妖传》的思想意义及人物形象时，往往因为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行文简单和人物单薄而对其忽略不谈。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证，即二十回本中虽没有太多有机联系的情节，但却保留了从宋元话本到长篇讲史小说成形过程中一些难得的原始痕迹。就“小说”素材的采纳来看，片段性的故事组合是具体情节生成的必然现象。诚如前述，在长篇小说的诞生期，这种融具体情节于历史事件当中的结构方式，实际上也是早期长篇小说最易接受的。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事”的主线基础上结合“妖术故事”的营构方法，虽与《水浒传》并无二致，但其实际的题材组合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二十回本在内容上有所删削而叙述不全，这一点已为学界基本认可。且不论各版本之间的祖承关系究竟如何，单就内容看，“三遂”人物(指诸葛遂智、马遂、李遂)在第二十回文字中皆已成功协助朝廷剿灭了王则等人。将本回题名“贝州城碎剐众妖人，文招讨平妖传东京”与前面的回目顺序相对照，不难推测，故事到此应当结束了。尽管局部的叙述不全造成了人物“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的情况，但小说的整体脉络已经显现得较为明晰了。
从故事讲述方面来说，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以王则兵败被杀作为结束，前面的各色人等都是“圣姑姑”找来帮助王则起事的，也是为此设立的，小说叙述的重点应该是王则起兵的相关事件及其与官军的对抗过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小说中，王则迟至第十三回才出场，而他真正起兵与官军对抗的文字则集中在第十六至十八回，占全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诸葛遂智、马遂和李遂也都集中在第十九回一起登场，但在第二十回就剿灭“妖人”，应验了“破贝州”的偈语。可以这么说，“三遂平妖”这一主体情节的真正显现其实是在小说的最后五回。相对来说，第十三回之前大量具体的情节片段所描述和凸显的，重点恰恰是“妖”而非“平妖”。如果说《水浒传》在前七十回是以个人反抗作为上山聚合线索的话，那么《三遂平妖传》在前十三回则是以“妖术展示”为主要线索。不论是开头胡永儿的诞生，还是后面王则的出场，都是通过施 展神奇的“妖术”而牵引出来的。在段落性的情节组合当中，《三遂平妖传》对人物的描绘远不及对法术的津津乐道。以“圣姑姑”座下的四个“妖人”代表为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将小说前面的情节分为张鸾施术(图画显灵、焚画产女、山神庙赏双月等)、胡永儿施术(变钱粮、撒豆成兵、戏浮浪子弟、贝州卖泥烛)、左瘸师施术(买饼戏三人、入佛肚、授三人法术)和弹子和尚施术(摄善王钱、与杜七圣斗法、跌死李二)这样几个片断。整部小说当中，最生动有趣、富于活力的部分也集中在这些段落。在这些情节片断中，首先是胡永儿施术引出了卜吉、张鸾两个人物，然后是胡永儿帮助左瘸师传授吴三郎法术，之后又在贝州引王则拜见“圣姑姑”，并与王则成亲直至最终被擒。可以看出，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和情节描写胡永儿，胡永儿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角。而围绕着这个人物的相关细节，也就成为了小说事实上的叙述重心。在用大量篇幅对法术及施术者进行颇为欣赏性的集中渲染后，小说所欲表达和彰显的主题开始显得模糊起来。因此，当王则起兵事件的始末被草草一笔带过，并在实际上淡出小说的主要情节之后，“三遂平妖”的故事框架与其实质内容已经显露出歧义甚至抵牾的状态。
三、“讲史”与“小说”杂糅过程中《三遂平妖传》对讲史小说创作类型的开拓
从《三遂平妖传》前面十几回各自的篇首、赞词、惯用语以及前后故事的复述语气来看，上述的情节段落无疑都与宋元“说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点来说，“贝州王则”、“八角井”、“千圣姑”、“杜七圣”、“葫芦儿”等话本名目应当都是其故事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选取哪些内容、情节作为描述重心，势必会影响整个长篇小说主题的性质。单以话本这一类别而言，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性质近似的“妖术”、“灵怪”、“神仙”等话本故事，突出的虽是神怪异术，却与“朴刀”、“杆棒”等一样，都是发生在平凡市井当中而又超脱于市井生活之外的，富有极强的传奇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永儿、张鸾、左黜、弹子和尚、杜七圣等人，正是生活在市井中的另一类“传奇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身上为人最感兴趣者，不是其锄强扶弱的游侠经历，而是其玄幻虚无的神奇技能。
尽管《三遂平妖传》(以下皆指二十回本)中也包含着“农夫背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这类与《水浒传》相似的抗争思想，但历史上王则起义“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宗教性质，已经让这本小说的“讲史”色彩有所减弱。王则故事在宋代被归入“妖术”类，也足以证明民间“说话”对《三遂平妖传》性质的认定。因为《三遂平妖传》虽以历史事件作为主题，但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传奇性，加上作者在为其填充情节内容时重心发生了偏移，由此造成了小说主题思想的不明朗。如果说《水浒传》在梁山聚义之后还有赢童贯、败高俅和征辽征方腊等情节凸显其“讲史小说”主线的话，《三遂平妖传》在叙述故事时则几乎全然游离于王则起义这一历史主线之外，或者说，《三遂平妖传》在整体上突出的是对法术故事的盎然兴趣和打败“妖术”的艰难性。而众“妖人”最终的被剿灭，又表示出与“妖术”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并非是小说要展示的正面对象。小说主题及其叙述重点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早期讲史小说寓个体形象于宏大历史事件中的创作方法，客观上已经让小说实际要传达的题旨发生了改变。
如前所说，在早期长篇讲史小说的故事组合过程中，“讲史”以其在内容上极长的时间跨度防止了小说主体线索的散乱。因此，《水浒传》虽然在整体结构的统一性方面比《三国志通俗演义》略为逊色，学界对其七十回前后的真伪面貌也是众说纷纭，但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宋江起事到受招安这一主要线索，从而凸显了《水浒传》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在讲述完整故事方面的特点。与“宋江起事”是《水浒传》的主体框架一样，“王则起事”实际上也是《三遂平妖传》这篇长篇讲史小说的主体框架。但由于“讲史”内容的相对缺乏，便使得作为具体情节的“小说”片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主体框架的性质。正如《水浒传》中大量生动的个人英雄故事让此书成了英雄传奇的开山之作一样，神奇“妖术”的大量展现和小说本身缺乏历史材料的特点，也让讲述王则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三遂平妖传》成为了所谓神怪小说的发端。
当然，这种题材类型的分化并不清晰，宋元“说话”的综合影响，既促成了早期古白话长篇小说(亦即讲史小说)结构和题材的成型，也让讲史小说的框架模式向着其他题材类型继续延伸。《三遂平妖传》在以讲史小说的创作方式对宋元“说话”材料和历史事件进行组合的过程中，由于实际叙述重心的偏移，已经显露出非讲史类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方向。虽然这种趋势在《水浒传》当中也隐约有所透露，一如夏志清所说，《水浒传》本可“成为中国第一部非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最终还是因为其群体征战和招安的结局而未能脱出“讲史”的范围。而《三遂平妖传》在故事叙述中虽因对王则起义及其征战过程的淡化造成了作品主题的模糊与矛盾，却从内容和写作方式上对早期长篇讲史小说的成型及后来的题材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既为专注于描写神怪灵异题材的小说客观上开启了创作之门，更为冯梦龙及其后来者建立仙妖对立斗争的完整故事模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要：《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义”的历史框架下，填充了大量灵怪片段，使小说主题显得模糊不清。这种组合“妖术”、“灵怪”等短篇“小说”话本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讲史”框架性质，使《三遂平妖传》成为早期讲史小说向其它类型小说转变的过渡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自《水浒传》之后，神怪类话本故事的组合，客观上对小说的“纯讲史”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并为神怪小说以及其它类型小说的最终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8)02—0061—04
一、《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创作框架的异同
在白话长篇小说的诞生历程中，宋元“说话”在题材来源和行文方式上的影响无疑是最大也最直接的。由“说话”门类的逐渐合流而产生了最终的白话长篇体裁，这一点也基本为论者所共识。学者们虽然对“累积型”一词属于类型概念还是方法论等尚有争论，但对有一点毫无异议，即“讲史”在时间上绵长的连续性以及“小说”对个体人物的重点塑造，都为讲述具备中心情节与核心人物的故事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说，“讲史”宏大的“兴废征战”框架与“小说”话本题材的诸多细节，使得脱离于官方正史的长篇文学创作成为可能。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批早期讲史小说来看，这种以历史大事件作为总体框架，以短篇故事作为具体情节的写作方法，应是通俗长篇小说文体结构形成过程中的自然选择。然而，在情节素材与故事框架的融合上，“小说”的传奇性又并非总与“讲史”的历史性丝丝入扣。在《水浒传》中，由于正史素材的相对缺乏和“朴刀”、“杆棒”类故事的丰盛，“小说”对“讲史”框架的这种填充痕迹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水浒传》文本的前后矛盾和曾经的“腰斩”现象，都已经显露出在长篇讲史框架下具有传奇性的“小说”素材比例对故事主题性质的影响。而同样具有浓郁市井风格的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则是“小说”与“讲史”合流过程中更具过渡性质的重要例证。
在早期讲史小说当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素材和人物故事，并由此开启了较为典范的“历史演义”类型；《水浒传》则在有限的历史事件和零散的“小说”话本之间寻求统一，其完整长篇故事的最后形成，包含了更多复杂的元素。可见，在这种“小说”与“讲史”合流的过程中，早期讲史小说实际上已经为自己隐约开拓出了不同于以往单纯“讲史”的写作方向。从《水浒传》曾被归人“元明传来之讲史”，又被纳入“明清公案”，再到现在普遍认为是“英雄传奇”的这一历程，不难看出《水浒传》吸纳大量“朴刀”、“杆棒”、“公案”等“小说”类话本的这种创作手法本身蕴涵的多重类型因素。与之相似，《三遂平妖传》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分别在“讲史”与“神魔”两个不同部分被提到，王则起义亦被公认为取材于宋代真实的历史。但大多数的论者(尤其是在谈论跟四十回本关系的时候)都倾向于把《三遂平妖传》看作“神怪小说”而非历史类作品。尽管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二十回本很有可能源自同一个祖本，只是在二十回本情节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更严整的仙妖人三界框架。但从文本的题材组合与叙述重心来看，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和二十回本实际上是差异很大的两部小说。二十回本除了在文风、名物等方面更贴近“古本”以外，在上述的“讲史”与“小说”相糅合的结构方式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是以王则起义为叙述主线，以有关王则的“小说”素材为具体情节的，这是其基本写作方法。灵怪类故事之与“王则起事”的关系和“杆棒”、“朴刀”等故事之与“宋江起事”的关系，在结构安排方式上，其实质是相同的。如程毅中所说，“王则起义的历史事件，已经与妖术故事相结合，正如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实，已与杆棒、朴刀类的小说结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一样，都是在相对缺乏丰富的讲史素材的情况下，“小说”与“讲史”合流形成的早期长篇讲史小说。但迥异于《水浒传》的是，《三遂平妖传》自身并不成功的题材组合方式却引发了早期小说题材类型的变化。二书虽同样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但《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大多遵循着从单独游历到聚合起义的时空顺序，在整体框架上还可以较明显地看到宋江起义对连缀这些人物活动的作用；而《三遂平妖传》涉及到的人物与事件已经大大不同于前者，在《三遂平妖传》中，讲史框架与“小说”素材已几乎完全离散开来。
二、“小说”素材对《三遂平妖传》故事主题变化的影响
不少学者在论述分析《三遂平妖传》的思想意义及人物形象时，往往因为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行文简单和人物单薄而对其忽略不谈。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证，即二十回本中虽没有太多有机联系的情节，但却保留了从宋元话本到长篇讲史小说成形过程中一些难得的原始痕迹。就“小说”素材的采纳来看，片段性的故事组合是具体情节生成的必然现象。诚如前述，在长篇小说的诞生期，这种融具体情节于历史事件当中的结构方式，实际上也是早期长篇小说最易接受的。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事”的主线基础上结合“妖术故事”的营构方法，虽与《水浒传》并无二致，但其实际的题材组合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二十回本在内容上有所删削而叙述不全，这一点已为学界基本认可。且不论各版本之间的祖承关系究竟如何，单就内容看，“三遂”人物(指诸葛遂智、马遂、李遂)在第二十回文字中皆已成功协助朝廷剿灭了王则等人。将本回题名“贝州城碎剐众妖人，文招讨平妖传东京”与前面的回目顺序相对照，不难推测，故事到此应当结束了。尽管局部的叙述不全造成了人物“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的情况，但小说的整体脉络已经显现得较为明晰了。
从故事讲述方面来说，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以王则兵败被杀作为结束，前面的各色人等都是“圣姑姑”找来帮助王则起事的，也是为此设立的，小说叙述的重点应该是王则起兵的相关事件及其与官军的对抗过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小说中，王则迟至第十三回才出场，而他真正起兵与官军对抗的文字则集中在第十六至十八回，占全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诸葛遂智、马遂和李遂也都集中在第十九回一起登场，但在第二十回就剿灭“妖人”，应验了“破贝州”的偈语。可以这么说，“三遂平妖”这一主体情节的真正显现其实是在小说的最后五回。相对来说，第十三回之前大量具体的情节片段所描述和凸显的，重点恰恰是“妖”而非“平妖”。如果说《水浒传》在前七十回是以个人反抗作为上山聚合线索的话，那么《三遂平妖传》在前十三回则是以“妖术展示”为主要线索。不论是开头胡永儿的诞生，还是后面王则的出场，都是通过施 展神奇的“妖术”而牵引出来的。在段落性的情节组合当中，《三遂平妖传》对人物的描绘远不及对法术的津津乐道。以“圣姑姑”座下的四个“妖人”代表为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将小说前面的情节分为张鸾施术(图画显灵、焚画产女、山神庙赏双月等)、胡永儿施术(变钱粮、撒豆成兵、戏浮浪子弟、贝州卖泥烛)、左瘸师施术(买饼戏三人、入佛肚、授三人法术)和弹子和尚施术(摄善王钱、与杜七圣斗法、跌死李二)这样几个片断。整部小说当中，最生动有趣、富于活力的部分也集中在这些段落。在这些情节片断中，首先是胡永儿施术引出了卜吉、张鸾两个人物，然后是胡永儿帮助左瘸师传授吴三郎法术，之后又在贝州引王则拜见“圣姑姑”，并与王则成亲直至最终被擒。可以看出，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和情节描写胡永儿，胡永儿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角。而围绕着这个人物的相关细节，也就成为了小说事实上的叙述重心。在用大量篇幅对法术及施术者进行颇为欣赏性的集中渲染后，小说所欲表达和彰显的主题开始显得模糊起来。因此，当王则起兵事件的始末被草草一笔带过，并在实际上淡出小说的主要情节之后，“三遂平妖”的故事框架与其实质内容已经显露出歧义甚至抵牾的状态。
三、“讲史”与“小说”杂糅过程中《三遂平妖传》对讲史小说创作类型的开拓
从《三遂平妖传》前面十几回各自的篇首、赞词、惯用语以及前后故事的复述语气来看，上述的情节段落无疑都与宋元“说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点来说，“贝州王则”、“八角井”、“千圣姑”、“杜七圣”、“葫芦儿”等话本名目应当都是其故事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选取哪些内容、情节作为描述重心，势必会影响整个长篇小说主题的性质。单以话本这一类别而言，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性质近似的“妖术”、“灵怪”、“神仙”等话本故事，突出的虽是神怪异术，却与“朴刀”、“杆棒”等一样，都是发生在平凡市井当中而又超脱于市井生活之外的，富有极强的传奇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永儿、张鸾、左黜、弹子和尚、杜七圣等人，正是生活在市井中的另一类“传奇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身上为人最感兴趣者，不是其锄强扶弱的游侠经历，而是其玄幻虚无的神奇技能。
尽管《三遂平妖传》(以下皆指二十回本)中也包含着“农夫背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这类与《水浒传》相似的抗争思想，但历史上王则起义“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宗教性质，已经让这本小说的“讲史”色彩有所减弱。王则故事在宋代被归入“妖术”类，也足以证明民间“说话”对《三遂平妖传》性质的认定。因为《三遂平妖传》虽以历史事件作为主题，但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传奇性，加上作者在为其填充情节内容时重心发生了偏移，由此造成了小说主题思想的不明朗。如果说《水浒传》在梁山聚义之后还有赢童贯、败高俅和征辽征方腊等情节凸显其“讲史小说”主线的话，《三遂平妖传》在叙述故事时则几乎全然游离于王则起义这一历史主线之外，或者说，《三遂平妖传》在整体上突出的是对法术故事的盎然兴趣和打败“妖术”的艰难性。而众“妖人”最终的被剿灭，又表示出与“妖术”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并非是小说要展示的正面对象。小说主题及其叙述重点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早期讲史小说寓个体形象于宏大历史事件中的创作方法，客观上已经让小说实际要传达的题旨发生了改变。
如前所说，在早期长篇讲史小说的故事组合过程中，“讲史”以其在内容上极长的时间跨度防止了小说主体线索的散乱。因此，《水浒传》虽然在整体结构的统一性方面比《三国志通俗演义》略为逊色，学界对其七十回前后的真伪面貌也是众说纷纭，但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宋江起事到受招安这一主要线索，从而凸显了《水浒传》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在讲述完整故事方面的特点。与“宋江起事”是《水浒传》的主体框架一样，“王则起事”实际上也是《三遂平妖传》这篇长篇讲史小说的主体框架。但由于“讲史”内容的相对缺乏，便使得作为具体情节的“小说”片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主体框架的性质。正如《水浒传》中大量生动的个人英雄故事让此书成了英雄传奇的开山之作一样，神奇“妖术”的大量展现和小说本身缺乏历史材料的特点，也让讲述王则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三遂平妖传》成为了所谓神怪小说的发端。
当然，这种题材类型的分化并不清晰，宋元“说话”的综合影响，既促成了早期古白话长篇小说(亦即讲史小说)结构和题材的成型，也让讲史小说的框架模式向着其他题材类型继续延伸。《三遂平妖传》在以讲史小说的创作方式对宋元“说话”材料和历史事件进行组合的过程中，由于实际叙述重心的偏移，已经显露出非讲史类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方向。虽然这种趋势在《水浒传》当中也隐约有所透露，一如夏志清所说，《水浒传》本可“成为中国第一部非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最终还是因为其群体征战和招安的结局而未能脱出“讲史”的范围。而《三遂平妖传》在故事叙述中虽因对王则起义及其征战过程的淡化造成了作品主题的模糊与矛盾，却从内容和写作方式上对早期长篇讲史小说的成型及后来的题材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既为专注于描写神怪灵异题材的小说客观上开启了创作之门，更为冯梦龙及其后来者建立仙妖对立斗争的完整故事模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