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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风光好，中华文物多。
愿君勤访古，足迹遍山河。
这首诗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写给我的老师徐震伯的。我在1962年高中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徐震伯师傅早已去世了，他就是我的主教师傅之一。由于我学习的文物鉴定以书画为主，所以在业余活动当中，所接触的多是书画爱好者。在这些书画爱好者中，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制定的文物政策是先公家，后个人，先本市，后外埠，个人这块，具体来讲只限首长、专家、学者，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文物商店就设立了“内柜”，将公家——也就是各大博物馆、研究单位不入选的书画等各类文物，放置在“内柜”(单独设置的厅室)供首长、专家、学者挑选。有关这方面，我在《往事丹青》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因此，我也因这层关系，和很多首长、专家、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如毛主席身边的田家英、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是我们内柜的常客。在日常的交往中，我和他们逐渐加深了认识，也加深了感情。
文章开头的诗，是我的老师徐震伯在1962年北京市文物商店在护国寺大西口设立悦雅堂分店时，特意请邓拓书记题写“悦雅堂”匾额时给他作的一首诗，并书写成条幅，送给他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位市委书记给一名私方人员(我文物店是公私合营性质，从业人员多是资本家、业主)，那是件多有面子的事儿啊。
今年喜逢祖国60华诞，奉《文物天地》杂志之约，让我讲讲新中国书画收藏方面的趣闻逸事，那我就说说我交往当中所接触的，而由接触逐渐成为朋友的几位老革命、老收藏家，说说他们是如何勤访古，足迹遍山河的吧。
不打不相识的邓永清
头一位，就是原南京航空专科学校校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邓永清。他出生在1920年，1938年即参加革命，转战华东，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古代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古玩市场、北京的琉璃厂都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说起这位部长大人，我俩还是“打”出来的交情。
那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1962年，我才20岁，也就是在邓拓书记题匾的地处新街口的悦雅堂上班，那时我就发现这位邓大人经常来我店浏览书画。有一次，他从画架上选看一幅巨幅山水中堂，落款是“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犟、王原祁)之一的王鉴，定价是40元。当初给这张画定价时我在场。和这张画一起收购进来的一批书画，大都很好，唯独这张画几位师傅拿不定主意，就定了个似真似假的价。当时我接待这位邓大人，他拿着这张画左看右看，几乎折腾了一下午，临走时他对我讲：“小陈，你替我把这张画单独存放一下，明天我如果买这张画，我会来。”说完就走了。他走后，我就向徐师傅说，这位老邓他懂画儿，他能这么认真看，是不是再研究研究。徐师傅见我说得有几分道理，就说，西单门市也有一张类似的王鉴，这张如果是真的，西单那张也真。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到故宫去一趟，拿给徐先生看一看，看他怎么说。
徐先生即徐邦达先生，在故宫主管书画鉴定，号称徐半尺，尤其对四王那是十拿九稳，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样，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赶到故宫，见了徐邦达先生，说明来意，只见徐先生将巨幅中堂一打开，扫了一眼，“真的，代表作，故宫要了，定价了没有?”徐先生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还没来得及从惊喜中反应过来，就必须回答他的问题，我灵机一动： “没有。”我撒了个谎。面对专家、长者，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又面临这么大的买卖，撒了谎，有些心慌，但怎么说不是为个人，还好，还好。我又反问：“徐先生，故宫多少钱可收?”“800元。定完价就送来吧。”徐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了我。我高兴地卷起画来就往回跑，回去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830元送故宫。”
说了这半天才是一上午的事儿。事儿刚定，我向徐震伯师傅提出，如果邓副部长下午来怎么办，他先定的呀。我那时真是从心里为难。徐师傅看我这样子，连忙说，没关系，我来向他解释，先公后私嘛。
说到这儿，我得解释一下，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文革”前吧，一般的明清画，大都几十元、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即使大家都知道的郑板桥，百八十元就是大幅的了，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张王鉴近千元，您想想吧，对一个书画爱好者，那是什么分量。
怕什么来什么，说话之间中午过后，只见邓大人推门而入，一见他进来，我的心里直跳，是，先公后私，那你为什么不先给故宫送去?老邓不会这么问吗?我正这么想着，老邓直奔我而来： “小陈，你把那张王鉴拿出来，我再看看。”
“是这样，老邓同志，”徐师傅一脸堆笑地马上接过来， “今天上午，故宫来人看到这幅画儿，决定收购了。”徐师傅两手合起来唏嘘着回答。 老邓一听这话，脸上的表情太复杂了，开始一愣，紧接着是气愤，懊悔，还是自责，说不清楚。因为故宫收购了，这就为王鉴这张画的真假作了最好的说明。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不是和小陈讲好了，留到今天下午吗?”
“老邓同志，真是对不起，是这样，我们店规定的原则是先公家后个人，真对不起，对不起。”徐师傅还是两手合十在胸前，满脸堆笑地应付着。
“什么先公后私，真是的，那也有个先来后到吧，一点道理都都讲，一点都不讲，我再也不登你们这个门了!”邓部长身材高大，长了一张陈老莲画的人物的长脸，这一生气，脸变得更长了，说话之间推门扬长而去。
搞收藏的玩家讲究吃仙丹、买漏，这既是眼力的较量，也是一种特有的乐趣，邓大人的心境可想而知。
事隔两年，我学徒期满，随师傅们到上海采购。一天早上，我和师傅到上海古玩市场看看有什么好的书画，正巧碰见邓大人提着菜篮也来古玩市场闲逛。我看到他后，老远向他打招呼：“邓部长，您好，好久没见您了。”“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到上海采购，到北京后请您到我们店去，又有很多新进的东西，您去看看。”
在这次不期而遇之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晃十年过去了，邓大人在以后的时光里，真的又到我们店来了，不但来了，还约我到他家玩。我去了，邓大人非常客气，拿出他爱喝的特曲，弄几个炸花生米之类的小菜边喝边欣赏他的收藏，这样一来，我们还真的成了好朋友，忘年交。您看，这不是打出来的朋友吗，真是不打不成交。 在交往中，我悉数看了他所有的收藏，光郑板桥就有二十几张之多，什么黄慎早年工笔人物相马图，华由的人物轴，李鲜花鸟，高凤翰、董其昌、王铎等人应有尽有，什么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更不在话下。这些近代名家不在他的收藏主旋律之中，有一两张即可，收藏水平之高，令人不可小视。有时我们一边看画，一边闲聊时，邓大人的老伴江恒真就笑着说： “什么好东 西，每月只给我留下30元生活费，有点钱全买了这些破烂了，有什么用!”我有时就安慰她说，别这么说，这都是好东西，这些早年买的都涨了好多钱，没事儿。她还是似信非信。
在邓大人收藏的书画中，有一本八大早年花卉册，此册又引出一段插曲。
有一天，邓大人又请我到他家，看了几件东西后，他拿出一本册页来，让我看是不是八大山人(清代画家朱耷)画的。我看了此册，落款是“个山”。我细看之后，老实告诉他，这是八大早期的作品。其中有一开题诗曰： “三十年来处七家，酒旗风里一枝斜。断桥荒藓无人问，颜色于今似杏花”。书法还在欧、黄之间，并有董其昌味道，但用笔已见八大雏形，类似这样的作品，反倒很难模仿造假。我当时就向邓大人讲：我认为是件难得的资料，不会假。为了进一步肯定下来，我建议拿到故宫，请教刘九庵先生。刘先生是1981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书画鉴定提高班的班长。邓大人同意了。我拿到故宫，刘先生看过后，对我讲：“这是件难得的资料，能不能借我看几天?”我说这是邓永清先生的收藏品，没问题，我替他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在《艺苑掇英》出版的八大专刊上，整册的八大山人的花卉册出版了，并且配上了刘九庵先生的论文。出版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天邓大人打电话问我说：陈岩，我的八大花卉册出版了，怎么也得给我一本画册呀。我这才知道出版之事，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人家老邓那么信任我，反而出了这样的事。还好，正巧有一天炎黄艺术馆的活动上，众多画家、鉴定家云集一堂，邓永清先生和刘九庵先生也在。我就把二位老先生请到一处，让刘先生自己把此事向邓先生讲清楚。最后，不但没有产生任何不愉快，他们二位反而因此事成了好朋友，邓先生请刘先生到他家把所藏书画全部过目。
1993年4月，正当书画古玩市价飞涨之际，邓永清先生将所藏书画全部捐献给家乡徐州的博物馆，并请刘九庵先生为所捐书画图册作序。刘九庵先生在序文结尾时写道： “永清先生收藏的这些古代书画精品充分体现了他对古代书画鉴赏的精慎和个人审美情趣的高尚，显示了他的艺术修养的高水平、高档次。当我知悉永清先生毅然把自己倾几十年心力收藏的佳作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家乡博物馆收藏时，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他的收藏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爱好和情趣，更主要是出于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珍视，永清先生的义举，福被当代，荫及后人，其心可鉴。”
邓永清先生自己说：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了革命，一是保存了这批祖国的文化遗产。”
1993年lO月20日，我去看故宫举办的书画展，正巧遇到邓大人。邓大人当场送给我他捐赠徐州博物馆的100多件书画的图册，并签上名款。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
陈英和他的“积翠园”
“本报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联合主办，中国美术馆、北京军区后勤部、福建积翠园艺术馆承办的‘来自人民，还于人民——陈英、金岚夫妇捐赠福建积翠园古今书画藏品展’将于1997年9月5日至15日在美术馆展出。
陈英同志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他和夫人金岚同志将长期精心收藏的600余件古今书画珍品，连同国家颁发的174万元奖金悉数捐献给福建家乡人民。陈英、金岚同志的高风亮节，体现了共产党人正确的世界观、忘我的人生观和高尚的价值观。
为了宣传陈英夫妇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事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特别举办了这次高规格、高水准的‘陈英、金岚夫妇捐赠福建积翠园古今书画藏品展’。”
这是刊登在1997年9月3日的《福建文化报》上的消息。
从1962年学徒开始，我就对陈英同志很熟悉。他经常来琉璃厂，长得很白净，衣着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一看就是温文尔雅之士。师傅们给我介绍，他是北京军区的首长，由于有心脏病，经常出入于书画店，以看画治病，看画养病。后来，我观察他的嘴唇是紫的，我相信他的心脏病不轻。看画治病，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有点新鲜。
说实在的，虽然我和这些首长们接触得多，但较深入的交往并不多。只记得我学了几年鉴定后，那还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吧，夏天，我从宝古斋出来走在街上，陈英同志从西面走来，老远就喊：小陈，小陈，你停停。我说：您有什么事?他随手就把手里拿着的一张徐悲鸿画的马当街打开，好像是4尺整纸的吧。我心里好笑，怎么这么急呀?随口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这样，荣宝斋拿给他这张马，260块钱，你看真假，能不能要?我一看，绝对是件好东西。陈英同志一边卷画，一边千谢万谢地离去了。
后来，“文革”当中陈英没有什么。“文革”后期也就是批黑画前后，老画家们被批被斗被关，后来能活动了，陈英也就和这些老画家交往多了。南来的，北往的，大都知道北京有个陈英，知道陈英家里有个“积翠园”，独门独院，十分安静，那里有好吃好喝，更有好纸好墨，温暖如家。当时书画家们整天挨批挨斗，不要说卖画，就是想画画也不敢公开画。可是到了“积翠园”，看到那么多好纸旧墨，陈英同志又那么和蔼可亲，谁不手痒啊。唐《孙过庭书谱》曰“五乖五合”， “五乖”先不管他，“五台”一日神怡务闲，二日感惠徇知，三日时和气润，四日纸墨相发，五日偶然欲书。这“五合”到了“积翠园”就全部对上号了，尤其是“感惠徇知”和“纸墨相发”更是正中之的。陈英的纸墨都是购自庆云堂的旧纸旧墨，所以，启功先生在这里留下了身影，刘海粟在这里留下了身影，吴作人、萧淑芳夫妇留下了身影，程十发、唐云、谢稚柳、黄永玉、李苦禅、郑乃珧、董寿平、朱屺瞻、关山月等等大师都留下了大幅大幅的作品。当时圈内的人都有所耳闻，大家都说，陈英夫妇真有见地，不但用画养好了身体，还不失时机地成了真正的收藏家。李可染这位山水宗师在批黑画的时候被诬为“专画穷山恶水，把祖国红彤彤的大好山河画得一片漆黑”。有一次李可染被请到“积翠园”，陈英和他一起欣赏他收藏的书画时深有感触地说： “这每一幅画都是画家辛勤劳动的成果，每幅都凝聚了画家的心血和智慧呀。”这看似平常却贴心的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李可染深受创伤的艺术之心，即刻激起了他被长期压抑的创作欲望，当即想给陈英画一幅山水画。但画什么呢?如果再画那些以积墨法画的黑山水，岂不又成了死不悔改的黑画家了。陈英一边鼓励他一边出主意说： “您老就画井冈山，画红军，那些人还能把您怎么样。”李可染觉得有道理，回家后欣然命笔，于是一幅气势雄、神韵非凡的“井冈山”诞生了，图上巍巍井冈，横空出世。有趣的是，当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 北京时，挂在陈英家墙上的几十幅书画都被震落在地，唯独这一幅井冈山仍然悬挂在墙上。李可染知道这一情形后，特意从家跑来，饱蘸墨汁，大笔一挥，在画上书写了四个道劲有力的大字：“岿然不动”，成为一段有趣的佳话。
就是在这么个静谧的院落，在人人煮鹤焚琴、斯文扫地的“文革”时期，一直到80年代初期，这里产生的大师作品竟达450多幅。每幅作品都饱含了书画家对陈英的感激之情，这位老革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处温暖的能够遮风避雨的场所。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到了80年代中期，书画的行市飞涨，陈英在书画界的地位、名声无人不知。这时如雨后舂笋似的拍卖行出现在社会上，一件书画作品已上升到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陈英的收藏成了众矢之的，家门口车马云集，人来人往。
也就是在这非常之时，陈英、金岚犬妇做出了惊人的非常之举，像开头介绍的那样，他们把这450多幅近现代书画和全家节衣缩食用工资买下的古代书画140多幅，连同奖金174万元全部捐献给他的老家——福建省积翠园艺术馆，用陈英、金岚夫妇的一句话： “把来自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说得平常，却情真意切。
这个“积翠园”小院我也去过。那是在80年代，书画价格已开始上升。有一天，陈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到了那里以后才知，他前些日子回老家一趟，看到杨墩老家的孩子们还在祖宗祠堂里读书，交通又十分不便，令他心里万分不安。
陈英同志1920年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徐墩乡杨墩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父亲长年患病，小妹妹被迫送人，母亲替人打短工，硬是让陈英读到高中。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陈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如今看到家乡这样的情形，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小陈，你看，这些画值多少钱?那些画能够盖个小学校的，这张行不行?”
我一看，正是20多年前他在街上拦住我，让我看荣宝斋卖给他的那张徐悲鸿的马。我笑着说： “哈哈，当时荣宝斋卖给你时才200多块钱，现在这一张画就足够盖一所小学校了。”唉，时间真快呀……
自打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陈英同志了。读书人田家英
观其所藏，知其所养。
馀事之师，百年怀想。
这是在1991年5月，田家英逝世25周年之际，赵朴初先生看了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以后题写的。
田家英，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自幼家境贫寒，13岁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在中药店当学徒，从此坚持自学。在进步人士影响下，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工作。1948年起，田家英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一干就是18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出现于毛主席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但这是田家英提出的，毛主席曾亲口向周围的代表们讲过。
田家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像老朋友一样。
我和田家英的交往，正是从我在北京市文物商店学徒期间开始的。他是一位很谦虚、平易近人的人。我在《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述了有一次他来西单门市，知道了我们几个年轻人正在所谓“首长内柜”过团组织生活后，就告诉楼下的师傅不要打搅我们，转身离去，边走边说：下回再来，下回再来。
一次我拿给他一副包世臣的对子，请他看后，他告诉我：小陈，这副对联不真，下回我拿副来你看看。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我一个小青年算得了什么。没想到，过几天他真的拿来了，让我比对。
我有一次问他： “田秘书，听说你在药店当学徒时，就和一位名教授在报纸为一个学术问题展开了辩论，结果那位名教授败了，是真的吗?那教授还夸你是神童。”在他身边的陈秉忱老先生马上说：“是真的，是真的。”田家英笑哈哈地说： “不说我是神童他怎么下台哟。”
田家英的书斋名为“小莽苍苍斋”。 “莽苍苍斋”原是戊戌变法遇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斋号。变法失败后，他完全可以出走，但他拒绝了，就义时年方33岁，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田家英取“小莽苍苍斋”之名，含义不言自明。
他的明清学者墨迹收藏的起因，是他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反复阅读了20年代一位叫萧一山的人撰写的《清代通史》，他非常敬佩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清代通史》。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限制，此书有很多不足之处，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被采用，给这部著作带来很大缺憾。因此，自50年代开始，田家英立志要以现有墨迹为根据建立比较完善的清代学者史。齐燕铭为他镌刻的“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印”的印章，就完全道明了他的收藏宗旨。
从此，他就像燕子含泥一样，一件件，一幅幅，用自己的工资、稿酬收集、整理这些清代学者们的墨迹，如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傅山、八大山人朱耷、既是当权者又是一代理学名儒的魏裔介、李光地、汤斌、陆陇其、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孙奇逢、李顒、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被他一一收到。清朝初期，与汉学对立的是宋明理学，以方苞发端，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亦是田家英收藏的重点。
除此之外，还有朱彝尊、钱维城、龚自珍、纪昀、张之洞、端方、伊秉绶、郑笪、黄易，特别是戊戌变法六君子的墨迹，田家英都准备收齐。
就是这样，从50年代初到1966年上半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莽苍苍斋”的“百货”已具规模：以年代计，从明末到民初，约300年；以人物计，有学者、官吏、金石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等共约500位；以数量计，包括中堂、条幅、楹联、横幅、册页、手卷、扇面、书简、铭文、印章等约1500件。在这些翰墨中，既有钱沣的40米手书长卷，也有1尺长的高凤翰左手字横。
正当田家英准备着手撰写“清史”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不但他的“清史”被毁灭了，连同他自己也“驾鹤西游”了。
在50年代有一段不短的时期，毛主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田家英叫去，交办工作以后就淡古论今，上下五千年，从政治到生活，从文学到文人典故，每次都有新的话题。有一次毛主席和田家英谈得十分畅快，对他戏言：待他死后，墓碑上什么也不要留，主席将送他5个字：“读书人之墓”。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是一位朋友在田家英逝世前两个月镌刻在印章边款上送给他的。
开头提到的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结束后，按田家英生前的意愿，展品全部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
我1965年11月出差到杭州文物商店采购文物，在文物商店碰到了田家英，陈伯达、康生、胡绳等人。当时田家英看到我后，用很浓重的四川话问我：“小陈，你到杭州来作啥子嘛?”我说： “我来采购。”那时我还年轻，傻里傻气地也问田家英： “您们来干什么?”我这一问，几个人同时哄堂大笑。还是田家英说： “我们也是来采购的嘛。”
那年，杭州下了六十年没下过的大雪。
后来在“文革”期间，我从大字报、小字报上知道了，1965年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有名的“十一月杭州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怪不得下了那么大的雪。
自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田家英，不可能了。
2009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华诞，人生一甲子都要庆贺，何况我们的祖国呢? 在庆祝祖国生日的时候，我想到了邓永清，想到了陈英，想到了田家英，想到了更多更多……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英烈之士，才有了我们的共和国，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情操，才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大地风光好，中华文物多。
愿君勤访古，足迹遍山河。
这首诗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写给我的老师徐震伯的。我在1962年高中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徐震伯师傅早已去世了，他就是我的主教师傅之一。由于我学习的文物鉴定以书画为主，所以在业余活动当中，所接触的多是书画爱好者。在这些书画爱好者中，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制定的文物政策是先公家，后个人，先本市，后外埠，个人这块，具体来讲只限首长、专家、学者，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文物商店就设立了“内柜”，将公家——也就是各大博物馆、研究单位不入选的书画等各类文物，放置在“内柜”(单独设置的厅室)供首长、专家、学者挑选。有关这方面，我在《往事丹青》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因此，我也因这层关系，和很多首长、专家、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如毛主席身边的田家英、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是我们内柜的常客。在日常的交往中，我和他们逐渐加深了认识，也加深了感情。
文章开头的诗，是我的老师徐震伯在1962年北京市文物商店在护国寺大西口设立悦雅堂分店时，特意请邓拓书记题写“悦雅堂”匾额时给他作的一首诗，并书写成条幅，送给他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位市委书记给一名私方人员(我文物店是公私合营性质，从业人员多是资本家、业主)，那是件多有面子的事儿啊。
今年喜逢祖国60华诞，奉《文物天地》杂志之约，让我讲讲新中国书画收藏方面的趣闻逸事，那我就说说我交往当中所接触的，而由接触逐渐成为朋友的几位老革命、老收藏家，说说他们是如何勤访古，足迹遍山河的吧。
不打不相识的邓永清
头一位，就是原南京航空专科学校校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邓永清。他出生在1920年，1938年即参加革命，转战华东，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古代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古玩市场、北京的琉璃厂都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说起这位部长大人，我俩还是“打”出来的交情。
那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1962年，我才20岁，也就是在邓拓书记题匾的地处新街口的悦雅堂上班，那时我就发现这位邓大人经常来我店浏览书画。有一次，他从画架上选看一幅巨幅山水中堂，落款是“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犟、王原祁)之一的王鉴，定价是40元。当初给这张画定价时我在场。和这张画一起收购进来的一批书画，大都很好，唯独这张画几位师傅拿不定主意，就定了个似真似假的价。当时我接待这位邓大人，他拿着这张画左看右看，几乎折腾了一下午，临走时他对我讲：“小陈，你替我把这张画单独存放一下，明天我如果买这张画，我会来。”说完就走了。他走后，我就向徐师傅说，这位老邓他懂画儿，他能这么认真看，是不是再研究研究。徐师傅见我说得有几分道理，就说，西单门市也有一张类似的王鉴，这张如果是真的，西单那张也真。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到故宫去一趟，拿给徐先生看一看，看他怎么说。
徐先生即徐邦达先生，在故宫主管书画鉴定，号称徐半尺，尤其对四王那是十拿九稳，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样，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赶到故宫，见了徐邦达先生，说明来意，只见徐先生将巨幅中堂一打开，扫了一眼，“真的，代表作，故宫要了，定价了没有?”徐先生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还没来得及从惊喜中反应过来，就必须回答他的问题，我灵机一动： “没有。”我撒了个谎。面对专家、长者，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又面临这么大的买卖，撒了谎，有些心慌，但怎么说不是为个人，还好，还好。我又反问：“徐先生，故宫多少钱可收?”“800元。定完价就送来吧。”徐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了我。我高兴地卷起画来就往回跑，回去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830元送故宫。”
说了这半天才是一上午的事儿。事儿刚定，我向徐震伯师傅提出，如果邓副部长下午来怎么办，他先定的呀。我那时真是从心里为难。徐师傅看我这样子，连忙说，没关系，我来向他解释，先公后私嘛。
说到这儿，我得解释一下，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文革”前吧，一般的明清画，大都几十元、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即使大家都知道的郑板桥，百八十元就是大幅的了，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张王鉴近千元，您想想吧，对一个书画爱好者，那是什么分量。
怕什么来什么，说话之间中午过后，只见邓大人推门而入，一见他进来，我的心里直跳，是，先公后私，那你为什么不先给故宫送去?老邓不会这么问吗?我正这么想着，老邓直奔我而来： “小陈，你把那张王鉴拿出来，我再看看。”
“是这样，老邓同志，”徐师傅一脸堆笑地马上接过来， “今天上午，故宫来人看到这幅画儿，决定收购了。”徐师傅两手合起来唏嘘着回答。 老邓一听这话，脸上的表情太复杂了，开始一愣，紧接着是气愤，懊悔，还是自责，说不清楚。因为故宫收购了，这就为王鉴这张画的真假作了最好的说明。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不是和小陈讲好了，留到今天下午吗?”
“老邓同志，真是对不起，是这样，我们店规定的原则是先公家后个人，真对不起，对不起。”徐师傅还是两手合十在胸前，满脸堆笑地应付着。
“什么先公后私，真是的，那也有个先来后到吧，一点道理都都讲，一点都不讲，我再也不登你们这个门了!”邓部长身材高大，长了一张陈老莲画的人物的长脸，这一生气，脸变得更长了，说话之间推门扬长而去。
搞收藏的玩家讲究吃仙丹、买漏，这既是眼力的较量，也是一种特有的乐趣，邓大人的心境可想而知。
事隔两年，我学徒期满，随师傅们到上海采购。一天早上，我和师傅到上海古玩市场看看有什么好的书画，正巧碰见邓大人提着菜篮也来古玩市场闲逛。我看到他后，老远向他打招呼：“邓部长，您好，好久没见您了。”“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到上海采购，到北京后请您到我们店去，又有很多新进的东西，您去看看。”
在这次不期而遇之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晃十年过去了，邓大人在以后的时光里，真的又到我们店来了，不但来了，还约我到他家玩。我去了，邓大人非常客气，拿出他爱喝的特曲，弄几个炸花生米之类的小菜边喝边欣赏他的收藏，这样一来，我们还真的成了好朋友，忘年交。您看，这不是打出来的朋友吗，真是不打不成交。 在交往中，我悉数看了他所有的收藏，光郑板桥就有二十几张之多，什么黄慎早年工笔人物相马图，华由的人物轴，李鲜花鸟，高凤翰、董其昌、王铎等人应有尽有，什么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更不在话下。这些近代名家不在他的收藏主旋律之中，有一两张即可，收藏水平之高，令人不可小视。有时我们一边看画，一边闲聊时，邓大人的老伴江恒真就笑着说： “什么好东 西，每月只给我留下30元生活费，有点钱全买了这些破烂了，有什么用!”我有时就安慰她说，别这么说，这都是好东西，这些早年买的都涨了好多钱，没事儿。她还是似信非信。
在邓大人收藏的书画中，有一本八大早年花卉册，此册又引出一段插曲。
有一天，邓大人又请我到他家，看了几件东西后，他拿出一本册页来，让我看是不是八大山人(清代画家朱耷)画的。我看了此册，落款是“个山”。我细看之后，老实告诉他，这是八大早期的作品。其中有一开题诗曰： “三十年来处七家，酒旗风里一枝斜。断桥荒藓无人问，颜色于今似杏花”。书法还在欧、黄之间，并有董其昌味道，但用笔已见八大雏形，类似这样的作品，反倒很难模仿造假。我当时就向邓大人讲：我认为是件难得的资料，不会假。为了进一步肯定下来，我建议拿到故宫，请教刘九庵先生。刘先生是1981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书画鉴定提高班的班长。邓大人同意了。我拿到故宫，刘先生看过后，对我讲：“这是件难得的资料，能不能借我看几天?”我说这是邓永清先生的收藏品，没问题，我替他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在《艺苑掇英》出版的八大专刊上，整册的八大山人的花卉册出版了，并且配上了刘九庵先生的论文。出版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天邓大人打电话问我说：陈岩，我的八大花卉册出版了，怎么也得给我一本画册呀。我这才知道出版之事，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人家老邓那么信任我，反而出了这样的事。还好，正巧有一天炎黄艺术馆的活动上，众多画家、鉴定家云集一堂，邓永清先生和刘九庵先生也在。我就把二位老先生请到一处，让刘先生自己把此事向邓先生讲清楚。最后，不但没有产生任何不愉快，他们二位反而因此事成了好朋友，邓先生请刘先生到他家把所藏书画全部过目。
1993年4月，正当书画古玩市价飞涨之际，邓永清先生将所藏书画全部捐献给家乡徐州的博物馆，并请刘九庵先生为所捐书画图册作序。刘九庵先生在序文结尾时写道： “永清先生收藏的这些古代书画精品充分体现了他对古代书画鉴赏的精慎和个人审美情趣的高尚，显示了他的艺术修养的高水平、高档次。当我知悉永清先生毅然把自己倾几十年心力收藏的佳作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家乡博物馆收藏时，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他的收藏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爱好和情趣，更主要是出于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珍视，永清先生的义举，福被当代，荫及后人，其心可鉴。”
邓永清先生自己说：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了革命，一是保存了这批祖国的文化遗产。”
1993年lO月20日，我去看故宫举办的书画展，正巧遇到邓大人。邓大人当场送给我他捐赠徐州博物馆的100多件书画的图册，并签上名款。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
陈英和他的“积翠园”
“本报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联合主办，中国美术馆、北京军区后勤部、福建积翠园艺术馆承办的‘来自人民，还于人民——陈英、金岚夫妇捐赠福建积翠园古今书画藏品展’将于1997年9月5日至15日在美术馆展出。
陈英同志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他和夫人金岚同志将长期精心收藏的600余件古今书画珍品，连同国家颁发的174万元奖金悉数捐献给福建家乡人民。陈英、金岚同志的高风亮节，体现了共产党人正确的世界观、忘我的人生观和高尚的价值观。
为了宣传陈英夫妇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事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特别举办了这次高规格、高水准的‘陈英、金岚夫妇捐赠福建积翠园古今书画藏品展’。”
这是刊登在1997年9月3日的《福建文化报》上的消息。
从1962年学徒开始，我就对陈英同志很熟悉。他经常来琉璃厂，长得很白净，衣着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一看就是温文尔雅之士。师傅们给我介绍，他是北京军区的首长，由于有心脏病，经常出入于书画店，以看画治病，看画养病。后来，我观察他的嘴唇是紫的，我相信他的心脏病不轻。看画治病，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有点新鲜。
说实在的，虽然我和这些首长们接触得多，但较深入的交往并不多。只记得我学了几年鉴定后，那还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吧，夏天，我从宝古斋出来走在街上，陈英同志从西面走来，老远就喊：小陈，小陈，你停停。我说：您有什么事?他随手就把手里拿着的一张徐悲鸿画的马当街打开，好像是4尺整纸的吧。我心里好笑，怎么这么急呀?随口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这样，荣宝斋拿给他这张马，260块钱，你看真假，能不能要?我一看，绝对是件好东西。陈英同志一边卷画，一边千谢万谢地离去了。
后来，“文革”当中陈英没有什么。“文革”后期也就是批黑画前后，老画家们被批被斗被关，后来能活动了，陈英也就和这些老画家交往多了。南来的，北往的，大都知道北京有个陈英，知道陈英家里有个“积翠园”，独门独院，十分安静，那里有好吃好喝，更有好纸好墨，温暖如家。当时书画家们整天挨批挨斗，不要说卖画，就是想画画也不敢公开画。可是到了“积翠园”，看到那么多好纸旧墨，陈英同志又那么和蔼可亲，谁不手痒啊。唐《孙过庭书谱》曰“五乖五合”， “五乖”先不管他，“五台”一日神怡务闲，二日感惠徇知，三日时和气润，四日纸墨相发，五日偶然欲书。这“五合”到了“积翠园”就全部对上号了，尤其是“感惠徇知”和“纸墨相发”更是正中之的。陈英的纸墨都是购自庆云堂的旧纸旧墨，所以，启功先生在这里留下了身影，刘海粟在这里留下了身影，吴作人、萧淑芳夫妇留下了身影，程十发、唐云、谢稚柳、黄永玉、李苦禅、郑乃珧、董寿平、朱屺瞻、关山月等等大师都留下了大幅大幅的作品。当时圈内的人都有所耳闻，大家都说，陈英夫妇真有见地，不但用画养好了身体，还不失时机地成了真正的收藏家。李可染这位山水宗师在批黑画的时候被诬为“专画穷山恶水，把祖国红彤彤的大好山河画得一片漆黑”。有一次李可染被请到“积翠园”，陈英和他一起欣赏他收藏的书画时深有感触地说： “这每一幅画都是画家辛勤劳动的成果，每幅都凝聚了画家的心血和智慧呀。”这看似平常却贴心的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李可染深受创伤的艺术之心，即刻激起了他被长期压抑的创作欲望，当即想给陈英画一幅山水画。但画什么呢?如果再画那些以积墨法画的黑山水，岂不又成了死不悔改的黑画家了。陈英一边鼓励他一边出主意说： “您老就画井冈山，画红军，那些人还能把您怎么样。”李可染觉得有道理，回家后欣然命笔，于是一幅气势雄、神韵非凡的“井冈山”诞生了，图上巍巍井冈，横空出世。有趣的是，当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 北京时，挂在陈英家墙上的几十幅书画都被震落在地，唯独这一幅井冈山仍然悬挂在墙上。李可染知道这一情形后，特意从家跑来，饱蘸墨汁，大笔一挥，在画上书写了四个道劲有力的大字：“岿然不动”，成为一段有趣的佳话。
就是在这么个静谧的院落，在人人煮鹤焚琴、斯文扫地的“文革”时期，一直到80年代初期，这里产生的大师作品竟达450多幅。每幅作品都饱含了书画家对陈英的感激之情，这位老革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处温暖的能够遮风避雨的场所。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到了80年代中期，书画的行市飞涨，陈英在书画界的地位、名声无人不知。这时如雨后舂笋似的拍卖行出现在社会上，一件书画作品已上升到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陈英的收藏成了众矢之的，家门口车马云集，人来人往。
也就是在这非常之时，陈英、金岚犬妇做出了惊人的非常之举，像开头介绍的那样，他们把这450多幅近现代书画和全家节衣缩食用工资买下的古代书画140多幅，连同奖金174万元全部捐献给他的老家——福建省积翠园艺术馆，用陈英、金岚夫妇的一句话： “把来自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说得平常，却情真意切。
这个“积翠园”小院我也去过。那是在80年代，书画价格已开始上升。有一天，陈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到了那里以后才知，他前些日子回老家一趟，看到杨墩老家的孩子们还在祖宗祠堂里读书，交通又十分不便，令他心里万分不安。
陈英同志1920年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徐墩乡杨墩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父亲长年患病，小妹妹被迫送人，母亲替人打短工，硬是让陈英读到高中。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陈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如今看到家乡这样的情形，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小陈，你看，这些画值多少钱?那些画能够盖个小学校的，这张行不行?”
我一看，正是20多年前他在街上拦住我，让我看荣宝斋卖给他的那张徐悲鸿的马。我笑着说： “哈哈，当时荣宝斋卖给你时才200多块钱，现在这一张画就足够盖一所小学校了。”唉，时间真快呀……
自打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陈英同志了。读书人田家英
观其所藏，知其所养。
馀事之师，百年怀想。
这是在1991年5月，田家英逝世25周年之际，赵朴初先生看了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以后题写的。
田家英，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自幼家境贫寒，13岁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在中药店当学徒，从此坚持自学。在进步人士影响下，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工作。1948年起，田家英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一干就是18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出现于毛主席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但这是田家英提出的，毛主席曾亲口向周围的代表们讲过。
田家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像老朋友一样。
我和田家英的交往，正是从我在北京市文物商店学徒期间开始的。他是一位很谦虚、平易近人的人。我在《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述了有一次他来西单门市，知道了我们几个年轻人正在所谓“首长内柜”过团组织生活后，就告诉楼下的师傅不要打搅我们，转身离去，边走边说：下回再来，下回再来。
一次我拿给他一副包世臣的对子，请他看后，他告诉我：小陈，这副对联不真，下回我拿副来你看看。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我一个小青年算得了什么。没想到，过几天他真的拿来了，让我比对。
我有一次问他： “田秘书，听说你在药店当学徒时，就和一位名教授在报纸为一个学术问题展开了辩论，结果那位名教授败了，是真的吗?那教授还夸你是神童。”在他身边的陈秉忱老先生马上说：“是真的，是真的。”田家英笑哈哈地说： “不说我是神童他怎么下台哟。”
田家英的书斋名为“小莽苍苍斋”。 “莽苍苍斋”原是戊戌变法遇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斋号。变法失败后，他完全可以出走，但他拒绝了，就义时年方33岁，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田家英取“小莽苍苍斋”之名，含义不言自明。
他的明清学者墨迹收藏的起因，是他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反复阅读了20年代一位叫萧一山的人撰写的《清代通史》，他非常敬佩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清代通史》。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限制，此书有很多不足之处，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被采用，给这部著作带来很大缺憾。因此，自50年代开始，田家英立志要以现有墨迹为根据建立比较完善的清代学者史。齐燕铭为他镌刻的“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印”的印章，就完全道明了他的收藏宗旨。
从此，他就像燕子含泥一样，一件件，一幅幅，用自己的工资、稿酬收集、整理这些清代学者们的墨迹，如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傅山、八大山人朱耷、既是当权者又是一代理学名儒的魏裔介、李光地、汤斌、陆陇其、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孙奇逢、李顒、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被他一一收到。清朝初期，与汉学对立的是宋明理学，以方苞发端，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亦是田家英收藏的重点。
除此之外，还有朱彝尊、钱维城、龚自珍、纪昀、张之洞、端方、伊秉绶、郑笪、黄易，特别是戊戌变法六君子的墨迹，田家英都准备收齐。
就是这样，从50年代初到1966年上半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莽苍苍斋”的“百货”已具规模：以年代计，从明末到民初，约300年；以人物计，有学者、官吏、金石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等共约500位；以数量计，包括中堂、条幅、楹联、横幅、册页、手卷、扇面、书简、铭文、印章等约1500件。在这些翰墨中，既有钱沣的40米手书长卷，也有1尺长的高凤翰左手字横。
正当田家英准备着手撰写“清史”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不但他的“清史”被毁灭了，连同他自己也“驾鹤西游”了。
在50年代有一段不短的时期，毛主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田家英叫去，交办工作以后就淡古论今，上下五千年，从政治到生活，从文学到文人典故，每次都有新的话题。有一次毛主席和田家英谈得十分畅快，对他戏言：待他死后，墓碑上什么也不要留，主席将送他5个字：“读书人之墓”。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是一位朋友在田家英逝世前两个月镌刻在印章边款上送给他的。
开头提到的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结束后，按田家英生前的意愿，展品全部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
我1965年11月出差到杭州文物商店采购文物，在文物商店碰到了田家英，陈伯达、康生、胡绳等人。当时田家英看到我后，用很浓重的四川话问我：“小陈，你到杭州来作啥子嘛?”我说： “我来采购。”那时我还年轻，傻里傻气地也问田家英： “您们来干什么?”我这一问，几个人同时哄堂大笑。还是田家英说： “我们也是来采购的嘛。”
那年，杭州下了六十年没下过的大雪。
后来在“文革”期间，我从大字报、小字报上知道了，1965年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有名的“十一月杭州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怪不得下了那么大的雪。
自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田家英，不可能了。
2009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华诞，人生一甲子都要庆贺，何况我们的祖国呢? 在庆祝祖国生日的时候，我想到了邓永清，想到了陈英，想到了田家英，想到了更多更多……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英烈之士，才有了我们的共和国，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情操，才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