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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分水岭式的划时代意义，梁启超即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而这种“唤醒”，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锥心之痛，甲午战败，谭嗣同当时写有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而这种痛楚在一百年后也未有所消减，在甲午战争百年祭的1994年，年迈的冰心先生想写一部甲午战争的大书，但最终没有写成，据友人目睹，“可是，她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不是因为老，因为病，而是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落笔，纸上唯有落下的热泪”（王炳根《冰心泪湿〈甲午战争〉手稿》）。一页的痛史，好似黄海的怒涛，百年以来流淌的不是海水，而是滔滔泪水。
痛定思痛之后，笔者看到了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的两件文书，从这两件文书也许能窥见一些端倪，并给人以某种启发。
一件是封书信，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线战败，海军提督丁汝昌退守威海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收到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祐亨的一封劝降书，节录如下：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足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也？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伊东的这封书信，尽管是劝降，言辞还算恳切，也可以说正击中了晚清王朝的痼疾所在，“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劝诫道“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对中国必须通过变法图强以求国家生存提出了忠告。书信里面同时对中国科举取士“考试必由文艺”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接到这封信不久，丁汝昌自杀殉国，他于伊东书信的反映无从知晓。战争仍在继续，再看中国军队对当时形势所持态度，很是耐人寻味，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子弟在陆上抗击日军，下面我们看他在本年岁末写给日本军队的这篇檄文。
为击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唯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时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吴大澂这篇檄文写出来的时候，北洋水师早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此时率领湘军出征，国家已经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可这篇檄文还这般牛气，夸耀自己是什么“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还警告日本军队“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以诸葛亮自居，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稳操胜券的得意模样。
吴大澂的湘军，后来是跟日本人交战了，只是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甲午和约签订，天朝大国一去不返，日本正式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再回头读读吴大澂写给日本军队的这封耀武扬威的书信，在感受到一种莫大讽刺的时候，也慨叹阿Ｑ精神在中国从来没有消失过。
日本其实遭遇过和中国类似的甲午战争，那是美国人柏利1853年黑船扣关，结束了日本的闭关锁国，日本知耻后勇，开始了“明治维新”大张旗鼓的政治改革运动，揭开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伊东的那封书信，也是日本通过变法走向强盛的实际反映。反观中国，诚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个板凳都会引发鲜血”，在日本那封诚恳的书信面前，中国对它的反应却是一篇色厉内荏、嚣张轻狂的檄文，其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抱残守缺自娱自乐的穷开心心理，这种心理，也许正是导致百年前谭嗣同洒泪、百年后冰心痛哭的真正原因所在。
痛定思痛之后，笔者看到了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的两件文书，从这两件文书也许能窥见一些端倪，并给人以某种启发。
一件是封书信，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线战败，海军提督丁汝昌退守威海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收到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祐亨的一封劝降书，节录如下：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足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也？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伊东的这封书信，尽管是劝降，言辞还算恳切，也可以说正击中了晚清王朝的痼疾所在，“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劝诫道“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对中国必须通过变法图强以求国家生存提出了忠告。书信里面同时对中国科举取士“考试必由文艺”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接到这封信不久，丁汝昌自杀殉国，他于伊东书信的反映无从知晓。战争仍在继续，再看中国军队对当时形势所持态度，很是耐人寻味，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子弟在陆上抗击日军，下面我们看他在本年岁末写给日本军队的这篇檄文。
为击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唯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时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吴大澂这篇檄文写出来的时候，北洋水师早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此时率领湘军出征，国家已经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可这篇檄文还这般牛气，夸耀自己是什么“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还警告日本军队“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以诸葛亮自居，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稳操胜券的得意模样。
吴大澂的湘军，后来是跟日本人交战了，只是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甲午和约签订，天朝大国一去不返，日本正式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再回头读读吴大澂写给日本军队的这封耀武扬威的书信，在感受到一种莫大讽刺的时候，也慨叹阿Ｑ精神在中国从来没有消失过。
日本其实遭遇过和中国类似的甲午战争，那是美国人柏利1853年黑船扣关，结束了日本的闭关锁国，日本知耻后勇，开始了“明治维新”大张旗鼓的政治改革运动，揭开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伊东的那封书信，也是日本通过变法走向强盛的实际反映。反观中国，诚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个板凳都会引发鲜血”，在日本那封诚恳的书信面前，中国对它的反应却是一篇色厉内荏、嚣张轻狂的檄文，其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抱残守缺自娱自乐的穷开心心理，这种心理，也许正是导致百年前谭嗣同洒泪、百年后冰心痛哭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