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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BQ=《北京青年》周刊 S=司马媛
Q:把作品承载于旅行箱中是什么意图?
S:没什么意图,我只是觉得这样最方便。不过我之前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旅行者,我喜欢在旅行中记录一些。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过,你这么问起来,可能潜意识里会有这种联系。
Q: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女性题材感兴趣?
S:我之前给一个女性主义杂志拍摄视觉专栏,但是拍摄了三期,这本杂志被叫停。我拍的不是她们本人的故事,而是泛指的女性精神世界的内容,这是女性中共同存在的。
Q:为什么喜欢拍摄自己?
S:我的创作动机来自于自恋的东西,我对自己一直很好奇。
Q:来参观的人男女比例如何?
S:目前回答问题的人有35个。男性和女性比较均衡,男性稍多一些。
Q:他们的回答与你的预期符合吗?
S:对于一些露骨的问题,如跟快感、性有关的问题,我预想到观众会回答的比较含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司马媛的工作室是由一个五彩斑斓的行李箱和11个手工折页书构成。这11本手工书分别是10本关于女人的影像寓言和一本关于自己的自拍集。每个周末,观众可以提前和司马媛预约。她会拖着她的旅行箱来到观众面前。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她的工作室。
海杰说:司马媛的移动工作室是对工作室的反抗。她的旅行箱洋溢着女性所释放的浪漫气息。
司马媛说: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这个计划叫“工作室开放计划”,她这种形式是“完全的开放”。
司马媛曾就读于设计管理专业的艺术策展方向,她本人也曾有过做策展人的经历。为自己的摄影作品自助策展,这让她感到更有趣,也更有挑战。毕竟,没有人比她更加了解自己。
开幕的展览发生在一家咖啡馆里。
司马媛把自己的作品从旅行箱中取出展放在桌面上,观众可随意观看手工折页书。司马媛会发给观众事先制作的序号卡,预约的观众先到先得,序号卡是司马媛叫号的凭证。被叫到号的观众可以和她在一个隐蔽的座位上会面。这就像是一次面试,司马媛称它为相亲式展览。
会面的第一件事是观众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序号,然后从面前的很多问题中抽取三个问题,并作出回答,这种轻松的方式会化解紧张和尴尬。这些问题是司马媛在拍摄过程中想到的一些问题,她甚至曾想把问被拍摄者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触及到“痛楚”、“性别”、“沉重”、“轻盈”、“快感”、“高潮”、“自由”与“限制”、“性”、“死亡”、“恋物”、“仪式感”、“爱”与“怕”、“女性”、“女性主义”、“隐秘的”、“不可见的”、“时间”、“孕育”、“沉默”、“语言”等话题。
如司马媛所料,观众的回答天马行空。这其中有很多偶然的碰撞,当观众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会滔滔不绝,司马媛会成为一个倾听者,她把和每一个观众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当然,也有观众反馈抽到的问题太过抽象,以至于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回答,比如“讲几个生命中女性的故事”等问题。观众也可以向司马媛提问。这些对话,也许会成为司马媛未来展览中的元素。
在《第二性》的展览中,作者與观众互动的过程已经占了展览的1/2。司马媛在她的展览序言中说道:“通常,创作者需要花较长时间、消耗较多的体能,才得以把自己内心角落中的某种风景呈现在相纸或画布上,使得这种暗物质般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转化成可以被他人感知的‘作品’。但往往,在传统意义的展览中,观众平均花5秒钟就能看完一幅作品。这也就意味着,观众与作者在‘作品’这个神奇而隐秘的交流媒介中,很可能并没有尽兴,从而不能获得高潮。这个过程有点失衡。”她所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作者和观众的界限,于是她设计了一套较为繁琐但并不令人讨厌的观展方法,来帮助观众在较长的观看时间里逐渐获得更大的愉悦度(也可能相反),并和作者进行更彻底的交流(不交流也挺好的)。
BQ=《北京青年》周刊 S=司马媛
Q:把作品承载于旅行箱中是什么意图?
S:没什么意图,我只是觉得这样最方便。不过我之前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旅行者,我喜欢在旅行中记录一些。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过,你这么问起来,可能潜意识里会有这种联系。
Q: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女性题材感兴趣?
S:我之前给一个女性主义杂志拍摄视觉专栏,但是拍摄了三期,这本杂志被叫停。我拍的不是她们本人的故事,而是泛指的女性精神世界的内容,这是女性中共同存在的。
Q:为什么喜欢拍摄自己?
S:我的创作动机来自于自恋的东西,我对自己一直很好奇。
Q:来参观的人男女比例如何?
S:目前回答问题的人有35个。男性和女性比较均衡,男性稍多一些。
Q:他们的回答与你的预期符合吗?
S:对于一些露骨的问题,如跟快感、性有关的问题,我预想到观众会回答的比较含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司马媛的工作室是由一个五彩斑斓的行李箱和11个手工折页书构成。这11本手工书分别是10本关于女人的影像寓言和一本关于自己的自拍集。每个周末,观众可以提前和司马媛预约。她会拖着她的旅行箱来到观众面前。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她的工作室。
海杰说:司马媛的移动工作室是对工作室的反抗。她的旅行箱洋溢着女性所释放的浪漫气息。
司马媛说: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这个计划叫“工作室开放计划”,她这种形式是“完全的开放”。
司马媛曾就读于设计管理专业的艺术策展方向,她本人也曾有过做策展人的经历。为自己的摄影作品自助策展,这让她感到更有趣,也更有挑战。毕竟,没有人比她更加了解自己。
开幕的展览发生在一家咖啡馆里。
司马媛把自己的作品从旅行箱中取出展放在桌面上,观众可随意观看手工折页书。司马媛会发给观众事先制作的序号卡,预约的观众先到先得,序号卡是司马媛叫号的凭证。被叫到号的观众可以和她在一个隐蔽的座位上会面。这就像是一次面试,司马媛称它为相亲式展览。
会面的第一件事是观众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序号,然后从面前的很多问题中抽取三个问题,并作出回答,这种轻松的方式会化解紧张和尴尬。这些问题是司马媛在拍摄过程中想到的一些问题,她甚至曾想把问被拍摄者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触及到“痛楚”、“性别”、“沉重”、“轻盈”、“快感”、“高潮”、“自由”与“限制”、“性”、“死亡”、“恋物”、“仪式感”、“爱”与“怕”、“女性”、“女性主义”、“隐秘的”、“不可见的”、“时间”、“孕育”、“沉默”、“语言”等话题。
如司马媛所料,观众的回答天马行空。这其中有很多偶然的碰撞,当观众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会滔滔不绝,司马媛会成为一个倾听者,她把和每一个观众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当然,也有观众反馈抽到的问题太过抽象,以至于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回答,比如“讲几个生命中女性的故事”等问题。观众也可以向司马媛提问。这些对话,也许会成为司马媛未来展览中的元素。
在《第二性》的展览中,作者與观众互动的过程已经占了展览的1/2。司马媛在她的展览序言中说道:“通常,创作者需要花较长时间、消耗较多的体能,才得以把自己内心角落中的某种风景呈现在相纸或画布上,使得这种暗物质般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转化成可以被他人感知的‘作品’。但往往,在传统意义的展览中,观众平均花5秒钟就能看完一幅作品。这也就意味着,观众与作者在‘作品’这个神奇而隐秘的交流媒介中,很可能并没有尽兴,从而不能获得高潮。这个过程有点失衡。”她所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作者和观众的界限,于是她设计了一套较为繁琐但并不令人讨厌的观展方法,来帮助观众在较长的观看时间里逐渐获得更大的愉悦度(也可能相反),并和作者进行更彻底的交流(不交流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