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宣告未来党和国家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虽然“社会建设”曾长期担当党的社会工作主轴，但从早期治理实践能看出党的社会治理具有独特价值，并一直为党的国家治理进程提供丰富的丰富经验。本文即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治理实践探索。
　　关键词：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成为了接下来一个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主要视野和切入点。在国家治理被集中推出示人之前，我国治理进程尤其经历了一段目的逐渐不断明晰、焦点逐步集中的社会治理发育阶段。这一阶段以十六大时“社会管理”提出为明确起点，以十八大是明确指出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为其育成标志。但是事实上，在十六大之前的“社会建设”为基调的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前和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和局部执政时期，执政党桑社会治理就在有意识的展开和发展中。
　　今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样貌，有着建党初期的实践痕迹和经验积累。本文就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对于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
　　一、对社会治理概念和国家治理视野的分析
　　国家治理是我国政治实践现代化的概念产物，也是新时期政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体现在国家治理既具有理论的内在一般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土性。
　　在汲取和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素材之后，国家治理的形成过程明显经历了：1.中西概念并立阶段；2.中西概念部分融合节段；概念理论化和中国化完成阶段。具体来说，就是1.社会建设理论对治理理论的引入阶段；2.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阶段；3.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阶段。
　　社会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范畴，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主题并列。针对社会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同时期，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是总体来说，社会建设主要是对作为对象的社会进行建设和发展，营建良好的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功能，注重公众性、公用性、公益性等方面。
　　治理则是西方理论。“治理”首先被运用到对于非洲国家的治理灾难上，由此产生了西方学界对治理现实的关注。如今，“治理”主要被解释为与“统治”相区别，是社会大众与公共部门协力进行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而非由国家单方面以强制力为后盾对社会进行“统治”。所以，治理是多元化表达、协作式参与的以“公意”为合法性的公共管理活动。治理的理论潮流也是随着西方“地方治理革命”的诞生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应对的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善治”的目标。
　　社会建设和治理理论的糅合，逐渐形成了在我国政治和行政范围内治理化的初始成果和具体边界，即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在提出之后，就被单列在社会建设内容之外。在历经十多年后，社会管理逐渐演变为社会治理。这两个流变过程明确了社会治理有别于“建设”，且与“统治”、“管制”有本质的差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中，社会治理作为重要组成，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等共同构建了国家治理。所以，“在国家治理视野下”，意味着要将社会治理置于一个有机的、整体性、以国家为范畴的治理系统内。很自然引入“结构一功能”分析，社会治理作为组成结构，需要承担的是治理系统需要其发挥的功能。在当前，就是社会安定和繁荣功能。同时，在社会治理内在小气候里，社会治理需要注重多元化、合作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平衡。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早期实践探索
　　此处“早期”的确指阶段指的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以党中央为准）三个局部执政阶段：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由于西柏坡时期以1948年战略反攻为始，历经一年即新中国建立，党的军事意义和功能是这一时期的重中之重，社会治理不是这一时期的重点。所以，本文主要考察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以瑞金为首都，从1030年10月开始，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为止。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政权并进行执政的时期。虽然是局部执政，但是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的治理局面。彼时社会治理问题主要分为三类：土匪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和妇女权益问题。
　　中央苏区长期受土匪滋扰，严重影响到新生争权的安全和生存。中国共产党在剿匪治匪的过程中，发现需要分为多方面看待土匪问题：大量土匪，来自于国家社会失治失序背景下被剥削产生的破产农民，具有可挽救性；只有部分土匪和城市里的流氓分子，属于危及社会安定有序和广大群众生命利益的反动分子，甘受豪绅和军阀驱驰，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所以，在处理土匪问题时，需要在政治立场不动摇的前提下，区别对待，对于能够争取的对象需要争取，对于死硬的反动分子，则要坚决打击予以肃清。
　　中央苏区常年湿热气候，蚊虫疫病丛生。由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卫生医疗问题突出，成为危害根据地社会安全和广大军民生命的重要威胁。为此，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需要对卫生医疗工作进行系统性安排，从部队和政府两条线出发设置医疗机构，配齐医疗单位定期安排疫苗接种工作，通过暂行防疫条例使卫生医疗工作得以规范化和法律化，加大宣传攻势培养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和习惯养成。
　　中央苏区所处的区域性社會长期封闭闭塞，封建思想遗毒甚深。新生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将解放妇女视为反对封建礼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妇女、重视妇女权益的工作中，婚姻自由是完成妇女解除封建依附关系、恢复平等自由的关键性工作。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一夫一妻制、禁止童养媳、严禁买卖婚姻等工作，切實有效的促成婚姻自由意识在当地社会的生长。
　　延安时期历时13年，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执政最长的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为以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党的执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中央苏区一样，这一时期的革命政权仍然主要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社会治理体现出浓厚的农村基层治理色彩。延安时期因为执政历时更久、革命政权生长更牢固，党的社会治理工作覆盖更加宽广、纵深更加深入。社会治理在政治参与机制（如“三三制”）逐步完善的前提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人民常态化的参政议政，促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流程更趋均等化。具体的社会治理，分为土匪处置、妇女解放、医疗卫生、救灾安置、禁烟禁毒等方面。党领导的社会治理呈现出体系化的趋势。
　　三、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早期实践分析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早期实践的描述，可以看到在丰富经验之上折射出的四点特征：基于正确认识的多元化治理对策、构建规范化的系统性治理手段、善于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治理环节、不断生长完善的全覆盖治理体系。
　　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实践体现出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大气候下自成一体的小气候特征。社会治理的生长逻辑也会促使它最终走向体系化，并与其他领域的治理链接起来，共同构建和创造作为整体的国家治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