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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萌发于欧洲并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范式，为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双赢，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启迪。生态现代化需要全方位的环境治理与改革，就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来看，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是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生态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为了实现绿色发展，黑龙江省应当以生态现代化为参考，从省情出发，牢固树立“保护式开发”的理念，加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规划和顶层设计，创新管理手段，通过设立“黑土地银行”等方式保护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产业布局，利用黑龙江省的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和农业大机械化的优势，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第三产业，使产业布局逐渐适应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城市和农村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环境素养，从而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现代化；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4-0070-04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可见，国家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么，如何取得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萌发于欧洲并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最早出现生态现代化理论并得到逐渐发展。后来，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拓展到了整个欧洲以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理论。大部分的研究都认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由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在1985年提出的。事实上，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对现代化探讨的理论而存在的。
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世界各国的竞争加剧，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东西方国家都得到了强烈共鸣，现代化理论也日趋成型。但伴随着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经济发展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以及现代性，思想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了大讨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开始逐渐被后现代化理论所挑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热衷于对各国发展中的新问题做不同学科的探讨。其中，对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环境衰退和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思考促发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生态环境的衰退为生态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态现代化理论首先被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官员和产业领袖们所认同，然后经由跨国公司加以推广，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约翰·S·朱迪克（JohnS.Dryzek）在1997年发表力作《地球政治学》的第八章“工业社会及超越：生态现代化问题”中，把“生态现代化”看作全球政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虽然无法估计我们目前向生态现代化的目标走了多远，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现代化对于造纸业、汽车制造、化学工业等行业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的核心内容是承认经济与环境的“正和”关系。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影响较大且形成了独立的理论观点的主要有四个：
第一，以马丁·简尼克（MartinJanike）为代表的预防策略论。简尼克以预防策略来衡量生态现代化，以补救策略来说明非生态现代化。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关键之处在于通过技术创新、社会变革等手段使生产、消费等环节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第二，以阿瑟·莫尔（AtherJ.Mol）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在莫尔看来，现代化不应当被全盘否定，经济与环境可以实现共赢的局面。他认为，生态现代理论有四个特征：一是科学技术并非导致环境衰退而是有助于实现生态改良；二是市场主体可以作为改善环境的利益方而存在；三是环境的改善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作用；四是公众在环境变革中应当有条件成为正向的支持力量[1]。第三，以哈杰为代表的综合性新政策论。哈杰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造成的，只有彻底改变这些结构才能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第四，弱化与强化论。克里斯托弗将生态现代化分为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两种，弱生态现代化是以技术统治主义（technocratic）为核心的概念，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解决环境衰退，强生态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和谐共生关系，更加关注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经济和环境的“正和”关系，即环境保护不会妨碍经济发展，应用经济手段也能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技术及国家、市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整合了包括资本、人口、信息等在内的更多的因素。由于其具有维护经济发展又提倡环境保护的双重维度，迎合了政府、企业、环保团体等多方心理，传播速度非常快。最早在一些欧洲国家成功地指导了环境和经济发展实践，通过调整能源价格、征收“生态税”、推广替代能源等手段逐渐理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传入，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的双赢之路
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中国政府长期的基本国策之一。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政府在1979年就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在1983年明确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再次确立了环境保护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1995年，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议题再次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2]。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提到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注重环境保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更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加强环境治理。 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推动全方位的环境治理与改革，使之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部分。环境治理规范了市场秩序，从侧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尤为关注，莫尔和卡特等人都曾撰写论文指出中国正在发生与生态现代化比较一致的一些环境改革：政治领导人对于环境危机有着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举措、市场信息反映出自然资源的完全价格和环境外部性、环保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日益增加等等。我国学者也比较关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何传启等人将中国现代化实践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为探索期，1978—1998年为修正期，1998年以后为生态现代化起步期。研究人员通过对生态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化分析，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各项指标均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3]。
第二，生态现代化理论促进了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些国内学者从微观角度开展了生态现代化研究。陈烈、李单燕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指出广州市已经具备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4]；陈涛在对安徽南部地区农村发展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现阶段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5]；马国栋以中国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对生态现代化的中国化进行了反思[6]；洪大用等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出发，从环境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生态现代化对中国环保实践的借鉴意义[2]。
第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讨引起了各方对经济与环境共赢之路的关注，逐渐消除着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然矛盾的固有观念，这也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客观基础之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理论界的批判和挑战。中国政府注重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顶层策略，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7]。因此，在中国持续推进生态现代化进程，尚需实践和反省。
四、生态现代化理论对黑龙江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双赢树立了新模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自然生态环境、产业布局、居民的环境素养等因素决定了黑龙江省的发展需要走生态现代化这条路，这不仅是国家的“绿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树立“保护式开发”的理念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2016—2010年）和第十二个（2011—2015年）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树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设置了一些重要考核指标，逐渐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中来。这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许多西方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已经使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打破常规地提出“保护式开发”理念，其要义在于“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首先，要有系统的观念，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持污染治理、污染监督、污染防止并举；其次，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在“污染者付费”“三同时”等制度的基础上，创新环境治理制度。比如为黑龙江省宝贵的黑土地建立“黑土银行”，就是将黑土地的独特价值纳入到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当中，设立黑土保护基金，以资金补助的方式刺激有机农业的发展[8]。
（二）协调产业布局
中国目前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很大比重，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产业布局不利于西方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的实现。而黑龙江省不但有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历史，大庆、七台河等城市还是以石油、煤矿等资源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资源型城市，这样的产业布局显然更加不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黑龙江省发展生态现代化的优势：首先，黑龙江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态条件有利于发展有机农业，能够充分发挥“寒地黑土”的优势，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有机农业相结合，走出一条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具有巨大附加值的生态农业之路；其次，发展生态工业，有利于对重工业、化工产业集中布局和集中监督管理，提高环境监督标准，促进清洁能源的生产；最后，黑龙江省独特的冰雪气候和夏季避暑胜地等优势，有利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以此带动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的重新调整。
（三）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
笔者在2013年曾就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状况做过专门的量化研究，研究通过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历年数据，分析了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状况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水平。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整体环境关心水平较低，这与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区及居住地类型等因素有关，尤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有直接关系。模型显示，地区及居住地类型成为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也就是说，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直接影响了居民的环境意识，居住环境越好的城市居民，其环境意识越强[9]。因此，结合生态现代化研究，我们发现，狭义的生态现代化主要关注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广义的生态现代化实际上还包括生活领域的问题，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更有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比如社会结构的转型、居民环境素养的提升等等。科学编制全省城乡环境治理总体规划，切实做好城市和乡村的绿化、净化工作，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定点倾倒、循环利用等工作的实施，因地制宜地发展液化气、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农村薪柴使用，杜绝秸秆焚烧，深入推进全省居民环境素养的提升，这些措施都能够从根本上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生产领域的生态现代化相得益彰，共同为全省的生态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荷] 阿瑟·莫尔，[美] 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 .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洪大用，马国栋.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陈烈，李单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J] .经济地理，2004，（1）.
[5]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对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 .现代经济探讨，2008，（7）.
[6]马国栋.反思生态现代化制度建设——以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J] .理论与现代化，2009，（6）.
[7]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12，（9）.
[8]章轲. 从数字看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国合会建议设“土壤银行”[EB/OL] .第一财经，2015-11-11.
[9]张斐男.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状况研究[J]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2013，（2）.
〔责任编辑：曲万涛〕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现代化；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4-0070-04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可见，国家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么，如何取得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萌发于欧洲并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最早出现生态现代化理论并得到逐渐发展。后来，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拓展到了整个欧洲以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理论。大部分的研究都认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由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在1985年提出的。事实上，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对现代化探讨的理论而存在的。
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世界各国的竞争加剧，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东西方国家都得到了强烈共鸣，现代化理论也日趋成型。但伴随着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经济发展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以及现代性，思想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了大讨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开始逐渐被后现代化理论所挑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热衷于对各国发展中的新问题做不同学科的探讨。其中，对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环境衰退和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思考促发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生态环境的衰退为生态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态现代化理论首先被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官员和产业领袖们所认同，然后经由跨国公司加以推广，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约翰·S·朱迪克（JohnS.Dryzek）在1997年发表力作《地球政治学》的第八章“工业社会及超越：生态现代化问题”中，把“生态现代化”看作全球政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虽然无法估计我们目前向生态现代化的目标走了多远，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现代化对于造纸业、汽车制造、化学工业等行业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的核心内容是承认经济与环境的“正和”关系。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影响较大且形成了独立的理论观点的主要有四个：
第一，以马丁·简尼克（MartinJanike）为代表的预防策略论。简尼克以预防策略来衡量生态现代化，以补救策略来说明非生态现代化。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关键之处在于通过技术创新、社会变革等手段使生产、消费等环节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第二，以阿瑟·莫尔（AtherJ.Mol）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在莫尔看来，现代化不应当被全盘否定，经济与环境可以实现共赢的局面。他认为，生态现代理论有四个特征：一是科学技术并非导致环境衰退而是有助于实现生态改良；二是市场主体可以作为改善环境的利益方而存在；三是环境的改善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作用；四是公众在环境变革中应当有条件成为正向的支持力量[1]。第三，以哈杰为代表的综合性新政策论。哈杰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造成的，只有彻底改变这些结构才能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第四，弱化与强化论。克里斯托弗将生态现代化分为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两种，弱生态现代化是以技术统治主义（technocratic）为核心的概念，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解决环境衰退，强生态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和谐共生关系，更加关注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经济和环境的“正和”关系，即环境保护不会妨碍经济发展，应用经济手段也能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技术及国家、市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整合了包括资本、人口、信息等在内的更多的因素。由于其具有维护经济发展又提倡环境保护的双重维度，迎合了政府、企业、环保团体等多方心理，传播速度非常快。最早在一些欧洲国家成功地指导了环境和经济发展实践，通过调整能源价格、征收“生态税”、推广替代能源等手段逐渐理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传入，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的双赢之路
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中国政府长期的基本国策之一。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政府在1979年就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在1983年明确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再次确立了环境保护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1995年，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议题再次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2]。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提到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注重环境保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更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加强环境治理。 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推动全方位的环境治理与改革，使之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部分。环境治理规范了市场秩序，从侧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尤为关注，莫尔和卡特等人都曾撰写论文指出中国正在发生与生态现代化比较一致的一些环境改革：政治领导人对于环境危机有着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举措、市场信息反映出自然资源的完全价格和环境外部性、环保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日益增加等等。我国学者也比较关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何传启等人将中国现代化实践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为探索期，1978—1998年为修正期，1998年以后为生态现代化起步期。研究人员通过对生态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化分析，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各项指标均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3]。
第二，生态现代化理论促进了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些国内学者从微观角度开展了生态现代化研究。陈烈、李单燕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指出广州市已经具备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4]；陈涛在对安徽南部地区农村发展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现阶段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5]；马国栋以中国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对生态现代化的中国化进行了反思[6]；洪大用等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出发，从环境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生态现代化对中国环保实践的借鉴意义[2]。
第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讨引起了各方对经济与环境共赢之路的关注，逐渐消除着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然矛盾的固有观念，这也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客观基础之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理论界的批判和挑战。中国政府注重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顶层策略，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7]。因此，在中国持续推进生态现代化进程，尚需实践和反省。
四、生态现代化理论对黑龙江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双赢树立了新模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自然生态环境、产业布局、居民的环境素养等因素决定了黑龙江省的发展需要走生态现代化这条路，这不仅是国家的“绿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树立“保护式开发”的理念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2016—2010年）和第十二个（2011—2015年）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树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设置了一些重要考核指标，逐渐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中来。这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许多西方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已经使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打破常规地提出“保护式开发”理念，其要义在于“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首先，要有系统的观念，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持污染治理、污染监督、污染防止并举；其次，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在“污染者付费”“三同时”等制度的基础上，创新环境治理制度。比如为黑龙江省宝贵的黑土地建立“黑土银行”，就是将黑土地的独特价值纳入到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当中，设立黑土保护基金，以资金补助的方式刺激有机农业的发展[8]。
（二）协调产业布局
中国目前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很大比重，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产业布局不利于西方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的实现。而黑龙江省不但有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历史，大庆、七台河等城市还是以石油、煤矿等资源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资源型城市，这样的产业布局显然更加不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黑龙江省发展生态现代化的优势：首先，黑龙江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态条件有利于发展有机农业，能够充分发挥“寒地黑土”的优势，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有机农业相结合，走出一条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具有巨大附加值的生态农业之路；其次，发展生态工业，有利于对重工业、化工产业集中布局和集中监督管理，提高环境监督标准，促进清洁能源的生产；最后，黑龙江省独特的冰雪气候和夏季避暑胜地等优势，有利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以此带动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的重新调整。
（三）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
笔者在2013年曾就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状况做过专门的量化研究，研究通过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历年数据，分析了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状况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水平。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整体环境关心水平较低，这与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区及居住地类型等因素有关，尤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有直接关系。模型显示，地区及居住地类型成为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也就是说，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直接影响了居民的环境意识，居住环境越好的城市居民，其环境意识越强[9]。因此，结合生态现代化研究，我们发现，狭义的生态现代化主要关注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广义的生态现代化实际上还包括生活领域的问题，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更有利于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比如社会结构的转型、居民环境素养的提升等等。科学编制全省城乡环境治理总体规划，切实做好城市和乡村的绿化、净化工作，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定点倾倒、循环利用等工作的实施，因地制宜地发展液化气、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农村薪柴使用，杜绝秸秆焚烧，深入推进全省居民环境素养的提升，这些措施都能够从根本上加强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生产领域的生态现代化相得益彰，共同为全省的生态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荷] 阿瑟·莫尔，[美] 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 .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洪大用，马国栋.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陈烈，李单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J] .经济地理，2004，（1）.
[5]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对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 .现代经济探讨，2008，（7）.
[6]马国栋.反思生态现代化制度建设——以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J] .理论与现代化，2009，（6）.
[7]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12，（9）.
[8]章轲. 从数字看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国合会建议设“土壤银行”[EB/OL] .第一财经，2015-11-11.
[9]张斐男.黑龙江省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状况研究[J]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2013，（2）.
〔责任编辑：曲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