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时期就此结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人的吃、穿、住都成了问题。就在全美国惶惶不知所措的气氛笼罩下，查尔斯的《大富翁》游戏可谓别具一格，它让玩游戏的重新凭借想象而富有，给大萧条平添了某种虚无主义的魅力。

无能为力的个体

　　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部分有韧性的美国人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乐观。
　　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勤劳致富准则失去了效果。不管勤奋的、懒惰的，一概倒霉。绝望笼罩着美国，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
　　在大萧条发生的第一年冬天，数据显示，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美国一些酒店的服务生面对客人讲的第一句话不是“欢迎光临”，而是问“您是来休息的，还是来跳楼的？”社会学家们想方设法缓和人们的压力，埃米尔·迪尔凯姆过去创造的“利他主义自杀者”这个术语派上了用场，但事与愿违，只好草草收场。
　　以“不允许任何人挨饿”为原则，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5月颁布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援署（FERA）。其后的一个月里，400万户家庭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救济。到1934年3月，800万户家庭前来领取救济，达到了最高峰。 　　直接救济确实是必要的应急措施。但由于美国幅员辽阔，救济需求庞大，直接救济避免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着野草根、蒲公英，避免不了肯塔基州的人吃着紫罗兰叶，也避免不了城里部分人去争夺被扔出来的腐烂水果和蔬菜。更救济不了远离城市的人。
　　比如农民。他们挣扎在旧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困境中里，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心灵已然荒芜，一度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
　　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在其名著《愤怒的葡萄》里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樱桃熟了，一毛五一磅。糟糕，这样的价格，连采摘的工钱都不够。黑樱桃和红樱桃，又大又甜，让鸟儿把每一颗都吃掉了一半，黄蜂又嗡嗡地钻到鸟儿啄成的洞里去。果核落到地下，跟那粘在核上的破碎的黑果皮一起干掉。
　　面对诱人的丰收，农场主却只能默认农产品的滞销，只能让成熟的水果烂在地里，肥猪埋在土里，橘子浇上煤油烧掉，羊杀掉再扔到峡谷里。

　　事实上，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完全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人勒紧裤腰带又苦熬了七八年后，二战爆发，全世界把目光聚焦到反对法西斯上面，而战争对于各种物质的超常规需求，才使美国逐步走出大萧条的阴霾。
　　作为罗斯福前任的胡佛，反倒是替罗斯福背锅。在胡佛担任总统的四年里，美国已经开始实施以工代赈。联邦政府开建了37000英里的公路、亚利桑那州胡佛水坝等。不幸的是，大萧条打碎了美国人的美国梦，美国人却不公平地指责胡佛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甚至忘记了胡佛曾在10多年前成功地救济欧洲1.5亿人。
　　如果把胡佛称为悲情英雄，也许并不为过，谁让罗斯福一直都是好运呢。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命运亦如一叶扁舟，无论总统还是平民，都是如此。失意的胡佛在卸任时，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
　　拥有远大抱负的罗斯福不仅推行了新政，也着手研究了一项事关长远的政策—“救济、减少和预防未来失业”。作为具体体现，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颁布，这个“使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保障”的法案，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到1940年6月，这一法案为2800多万工人提供了失业保障，约有200万以上65岁退休的老人得到相关的补助。
　　在罗斯福看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将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没有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就失去了意义。要贯彻美国“以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政府必须坚强到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确保自由的存在。显然，这与《大富翁》所推崇的“垄断财富，碾压对手”的价值观恰恰相反。
　　要确保避免收入鸿沟过大，必须降低门槛，扶持新产业，让社会财富能够进行不断重新分配。这也可以解释自罗斯福之后，为什么美国政府更加坚定地反垄断。1945年，美国铝业公司被强制拆散。1984年，电信老大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