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种姓歧视由来已久。改变种姓歧视，这个国家一直在努力。
　　1950年，印度新宪法规定取消种姓。但半个世纪过去了，种姓、阶级和性别的压迫，让印度达利特种姓人仍沉溺其中。虽然也有少数的达利特人试图挣脱束缚，成为社会精英，但多数达利特人特别是女性仍在自我催眠，用现世的苦难惩罚前世的罪孽，不能自拔。
　　
　　这些挤在茅棚里，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一出生就遭受歧视的达利特女性，终生保持沉默，连走路都避着人，甚至带着扫帚边走边扫掉自己的脚印，以免自己的不洁污染他人。她们没有自由，没有自尊，像橡皮人一样，放弃选择，甘愿边缘化。
　　1960年代肇始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同样经历了半个世纪。从动荡不安到和平年代，当一切落停，以为两性战争结束了。实质上，对女性的歧视和束缚只是被物质和文化裹挟了而已。
　　
　　就如当下某些影视文学作品，充斥着雄性激素偶像，营造着完美无瑕的男性模板，以帮助和要求女性回归“自身”。遗憾的是，经历了媒体的顺从塑造、社会的集体暗示、雄性的模板改造，不少女性开始主动物化自我，回到客体地位，一直退到生殖物种。
　　当我们用“平静”的目光“观看”这组照片，我们或许已经对痛感习以为常，我们或许正在接近波伏瓦最害怕的事情：所有的女性都认为她们应该努力扮演女性的角色，她们已经默认了被占有，而不是寻求自由。
　　逃离吗？逃离是王八蛋。在新的地方，曾经熟悉的都会重来。逃离只会激发下一次逃离。
　　
　　社会聚焦，呼吁正义，也不过是围观的另一个借口。教育、制度、工作，或许是理性的一步，但仍不是最好的突破口。
　　最好方式只有回到问题本身。必须打破依赖外在力量来推动的惯性，转而提高其内在的自我认识与察觉。根除歧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受歧视者从自己内心突破歧视。
　　圣雄甘地说：“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
　　
　　2016年12月8日，22岁的Taramalik与她25岁的丈夫Surajmalik。她的两个孩子都是达利特人—在种姓制度中最低等的存在，她们分别在4岁和7岁的时候就已经与他人结婚。Taramalik来自印度比哈尔邦，和其他达利特人一样，她因为包办婚姻而跨越边境来到尼泊尔。尽管种姓制度起源于印度，但现在已经蔓延到整个南亚地区，影响着数百万达利特人的生活。
　　01.2017年2月9日，41岁的Darshani在哈里亚纳邦的家中祈祷。“我身上的金饰都是靠自己买来的，这所房子也归我所有。”在遭受了酗酒的丈夫持续两年的虐待后，Darshani离开了她祖辈的村庄。她得到了一笔贷款，依靠务农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抚养两个孩子。
　　02.2016年12月4日，11岁的Pavitra在她们家的私人种植园里。她生来就有先天性缺陷，然而并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她的姐姐Sonaja是种植园里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妇女之一，现在是一名教师。和许多家庭一样，Pavitra的家庭在斯里兰卡茶田和橡胶厂做包身工谋生。起初，印度达利特人不被当地认可，也无法享受到政府福利。他们试图在自己可以耕种的地方建造小花园或牛棚，但这一举措也被当地政府阻止了。
　　
　　03.2016年12月7日，16岁的Rubymalik抱着她的孩子，她的家位于尼泊尔东部的城市。在她14岁刚结婚的时候，她随家人从印度边境偷渡到尼泊尔，在这个过程中她失去了家人。“其他社区的人禁止我们进入他们的家里，也不允许我们和他们坐在同一张凳子上。我们同样是人类，流着一样的鲜红血液，但为什么高等的种姓却统治了一切？”
　　04.2016年12月16日，一名达利特妇女在稻田里劳作。其中一名妇女说：“一个月里，我们只参与几天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只能在一旁，坐着，候着。我们没有工作来维持家庭的开支，请给我工作的机会吧，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完成的。”这些妇女务农八小时的酬劳是180卢比，大约2.65美元。
　　05.2016年12月8日，Ashamalik，21岁。“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种姓决定了我是为养猪而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工作，但我并不介意。我唯一的梦想就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家园、孩子们能有一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