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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对于河南人胡葆森、施一公来说，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已经取得香港永久居住权的胡葆森，信守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回到郑州开始二次创业。而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施一公下定决心，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到祖国开展科研工作。两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河南人，在此后的二十余年虽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是都怀着建设祖国、回报家乡的赤子之心，最终都做出了共同的选择。
胡葆森：明日河南必如今日中国
2015年全国两会上，某记者曾坦言：“我在18楼的电梯里上上下下，只为在电梯里偶遇胡葆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在此次两会上提出“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机制传承中华建筑文明”“推动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的转变”“财税户籍改革加PPP模式助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建议，分量颇足，让守候他的记者倍感欣喜。
这是胡葆森第八次参加全国两会。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让他早已成为代表河南形象的一张名片。
23年前的胡葆森没有这么多光环，也没有这样的底气。彼时的他，刚刚辞去公职，在香港创建了一家港资独资公司，想要在香港大干一番。但是经历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他内心却按捺不住地涌动着澎湃的波涛。回河南还是不回？他站在香江岸边，回望大陆，天际阴霾，冷风轻拂。
已经在香港立住脚跟的他，如果选择回河南，就意味着要在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上重新开掘；如果不回，那自己仍可以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安安稳稳地做个“港商”。可是他内心总有个声音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大陆就不能像香港一样繁荣？为什么濮阳老家的父老乡亲就不能顿顿大鱼、大肉、白面馍馍？自己不该做点什么吗？
经济报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士大夫情怀逼迫着他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路。最终，胡葆森拿着炒楼盘投资赚到的一千多万元，回到郑州，成立了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后十年，他带着在香港地产界浸润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建业集团始终坚守郑州这一个城市，将净资产做到了十个亿，成为河南省内房地产开发商中的翘楚，销售额连续多年高居全省同行业第一名。在考虑企业扩张战略时，他思虑再三，最终提出省域化发展战略，聚焦一个省份，以全省地域为拓展目标，逐步、分级向下延伸至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市县，努力形成覆盖1个省会城市、17个地级城市、108个县级城市和500个中心镇的布局，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的发展路子。在此过程中 “建业模式”终于形成。即使2008年成功在香港上市，建业集团始终在河南坚持，胡葆森则将这一战略思路称为“建业人的长征”。
很多人质疑胡葆森的战略思路，认为他做企业不够大胆、太过保守。2014年在郑州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为东道主企业家代表的胡葆森在会上向众人道出他的真实想法：“建业在10年前就具备了到一线城市开发的能力，但之所以没有出河南，就是想用自己的实践，去完成这样一个探索：看能不能在把根扎在河南、业务也不出河南的基础上，完成一个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嬗变，看能不能在中原城市化进程中完成建业提出的两个追求的高度统一。根植中原，造福河南，是我们企业的愿景。我们就是要在河南大地上，做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至少是在房地产领域。”
“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这是胡葆森给自己以及自己的企业提出的定位。他早已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房地产老板进行资本积累，他有更大的“野心”，就是把河南变得更好——纵使做不到“建国之大业”，但至少要做到“建省之大业”。而他也早已承担起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除了在公益领域的付出，建业集团还办了许多幼儿园和社区书院，最为人所知的则是对河南足球的扶持。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启幕，足协要求各地成立足球俱乐部。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张世英写信给省内几个大企业，请他们赞助河南足球，结果应者寥寥。有一家企业甚至表示，如果运动员的腿两边能够一边挂一根火腿肠，他们就愿意赞助。此时，江苏一家要到郑州参加交易会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动了冠名河南足球的心思，但他们提出的要求是球队名称前面必须加上“江苏”二字，并把球队从河南带回江苏。听说此事后，胡葆森坐不住了：“太丢俺们河南人的脸了！”尽管此时建业还只是成立刚刚两年的一家小企业，但他毅然决定参与竞标。最终与河南省足协合作组建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在工商局正式注册，建业足球正式树旗。
一路走来，困难的确不少。建业每年投入足球的支出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反对声音最强烈的时候，集团高层只有胡葆森一个人愿意搞足球，剩下的人全不同意。为支持球队发展，他累计自掏腰包1亿多元，他不想把自己做足球的意愿强加给其他股东。极度失望的时候，胡葆森也想过将球队卖掉。但是每次看到有这么多球迷一直在支持的时候，他还是舍不得。在他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件事是，有次他去新郑开会，几百名河南球迷赶来迎接，有人甚至冲着他高喊：“胡总，来新郑开发吧，房子我们包了！”从那时起，他才逐渐认识到足球对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也成为他坚持足球的一大动力。就在这样艰难地行走中，胡葆森坚持了21年，成为国内开发商中唯一做足球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人。
而另一件他一直坚持的事是改善外界对河南人的认识。2011年“两会”期间，胡葆森主持了崔永元策划的《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的启动仪式，和柳传志、俞敏洪等企业家共同参加了仪式。胡葆森说，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意识到有河南人的存在。“大家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上有丑化河南人的一种歪风邪气，那时候把河南人作为一个谈资、笑料。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样一个区域的人，走到其他地方不被人家尊重，这本身就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想站在企业这个本位上，通过自己的探索和个人行为，一点点去改善国人特别是企业界对河南群体的认识。比较高兴的是，我在很多圈子里，都被接纳了，包括房地产界、企业界。” 拼搏二十余载，胡葆森的心和企业始终扎根河南。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因为他对河南充满信心，“明日河南之与中国，必同今日中国之河南”；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是因为家乡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中国地产界有个王石就够了，河南需要100个胡葆森”。
施一公：我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
2014年对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2014年3月31日，他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为表彰他在细胞领域的成绩。他是自1979年设立35年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三个月之后，另一个重磅消息在国内的生物科学领域炸开了锅。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施一公课题研究组的一项成果——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研究。这项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成为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施一公用轻松的、充满底气的声音说：“这次不是杂志选择我们，是我们选择了《自然》。”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这种病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现代人寿命的增长，患病人数将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就知道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是其致病蛋白，但几十年来，却从未有人看清它到底长成什么样。施一公研究小组的工作就是让人类首次看到了这个蛋白质的真实形状、组成和几乎所有的二级结构。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施一公这样评价这项研究成果，而在2015年1月末，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的“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这项成果也同样入选。而在另一份“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中，施一公成为“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人。
这不会是这个年轻的河南籍科学家的科研顶峰。在今年两会接受采访时他告诉河南的一位记者：“今年我会有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出来，到时候给家乡父老报喜。”
施一公从未避讳过自己的河南人身份。施一公说，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这个生于郑州、长在驻马店的院士、教授，在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河南。他总记得在驻马店上小学时，老师对他说：“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他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施一公的名字虽然简单，却极为特别。“一公”二字是他父母取的，“一心为公”的意思。取得了无数耀眼成绩的他，在近50年的人生旅程中最不能忘记的事是父亲的去世，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7年9月21日那天，他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他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
当时年轻气盛的施一公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父亲？！但是后来他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父亲一样的悲剧。他要做的是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自此，这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孩子，纵使出国读书、生活了18年，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最初的愿望。
清华大学毕业后，施一公做过很多工作，但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从事什么事业。直到28岁，他才坚定了做研究的人生方向。在2014年11月27日“吴杨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我的科研动力”演讲时坦陈，“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
2008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毅然回国工作。“不解”是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他的实验室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生活上就更不必说了，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还拥有1英亩的花园。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震动。2010年初，《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施一公的回国进行了专门报道，探求原因。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并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曾经表达过自己回国执教的三个目标，一是和清华大学同道一起建设一个世界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二是全力促成海外高端人才回国工作；三是影响和鼓励一批青年学生立大志、敢担当、有作为。
“人才”两个字是他人生目标的关键词，他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中国出现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让更多的科学家回来建设祖国。几年过去了，施一公先后把近百名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
“我每次给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个做出巨大贡献的河南籍科学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
在上世纪80年代，胡葆森出国时发现，穿的西装稍微差一点，外国人就知道是大陆来的。后来等他有钱了，买了新的西装，人家就以为他是台湾人、香港人。在他经历了整个世界对国人的看法之后，他心里更觉得中国一定要富强，不富强，到哪儿都低人一等。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在享受着国外优越条件的时候，总会想，老家的人都在做什么，自己这样能让他们感到骄傲吗……胡葆森和施一公心里头放不下对家乡的牵挂，肩头上卸不掉“强加”给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宁可不要香港永久居住权和美国国籍，也要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河南人做出的共同选择。
胡葆森：明日河南必如今日中国
2015年全国两会上，某记者曾坦言：“我在18楼的电梯里上上下下，只为在电梯里偶遇胡葆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在此次两会上提出“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机制传承中华建筑文明”“推动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的转变”“财税户籍改革加PPP模式助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建议，分量颇足，让守候他的记者倍感欣喜。
这是胡葆森第八次参加全国两会。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让他早已成为代表河南形象的一张名片。
23年前的胡葆森没有这么多光环，也没有这样的底气。彼时的他，刚刚辞去公职，在香港创建了一家港资独资公司，想要在香港大干一番。但是经历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他内心却按捺不住地涌动着澎湃的波涛。回河南还是不回？他站在香江岸边，回望大陆，天际阴霾，冷风轻拂。
已经在香港立住脚跟的他，如果选择回河南，就意味着要在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上重新开掘；如果不回，那自己仍可以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安安稳稳地做个“港商”。可是他内心总有个声音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大陆就不能像香港一样繁荣？为什么濮阳老家的父老乡亲就不能顿顿大鱼、大肉、白面馍馍？自己不该做点什么吗？
经济报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士大夫情怀逼迫着他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路。最终，胡葆森拿着炒楼盘投资赚到的一千多万元，回到郑州，成立了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后十年，他带着在香港地产界浸润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建业集团始终坚守郑州这一个城市，将净资产做到了十个亿，成为河南省内房地产开发商中的翘楚，销售额连续多年高居全省同行业第一名。在考虑企业扩张战略时，他思虑再三，最终提出省域化发展战略，聚焦一个省份，以全省地域为拓展目标，逐步、分级向下延伸至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市县，努力形成覆盖1个省会城市、17个地级城市、108个县级城市和500个中心镇的布局，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的发展路子。在此过程中 “建业模式”终于形成。即使2008年成功在香港上市，建业集团始终在河南坚持，胡葆森则将这一战略思路称为“建业人的长征”。
很多人质疑胡葆森的战略思路，认为他做企业不够大胆、太过保守。2014年在郑州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为东道主企业家代表的胡葆森在会上向众人道出他的真实想法：“建业在10年前就具备了到一线城市开发的能力，但之所以没有出河南，就是想用自己的实践，去完成这样一个探索：看能不能在把根扎在河南、业务也不出河南的基础上，完成一个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嬗变，看能不能在中原城市化进程中完成建业提出的两个追求的高度统一。根植中原，造福河南，是我们企业的愿景。我们就是要在河南大地上，做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至少是在房地产领域。”
“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这是胡葆森给自己以及自己的企业提出的定位。他早已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房地产老板进行资本积累，他有更大的“野心”，就是把河南变得更好——纵使做不到“建国之大业”，但至少要做到“建省之大业”。而他也早已承担起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除了在公益领域的付出，建业集团还办了许多幼儿园和社区书院，最为人所知的则是对河南足球的扶持。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启幕，足协要求各地成立足球俱乐部。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张世英写信给省内几个大企业，请他们赞助河南足球，结果应者寥寥。有一家企业甚至表示，如果运动员的腿两边能够一边挂一根火腿肠，他们就愿意赞助。此时，江苏一家要到郑州参加交易会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动了冠名河南足球的心思，但他们提出的要求是球队名称前面必须加上“江苏”二字，并把球队从河南带回江苏。听说此事后，胡葆森坐不住了：“太丢俺们河南人的脸了！”尽管此时建业还只是成立刚刚两年的一家小企业，但他毅然决定参与竞标。最终与河南省足协合作组建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在工商局正式注册，建业足球正式树旗。
一路走来，困难的确不少。建业每年投入足球的支出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反对声音最强烈的时候，集团高层只有胡葆森一个人愿意搞足球，剩下的人全不同意。为支持球队发展，他累计自掏腰包1亿多元，他不想把自己做足球的意愿强加给其他股东。极度失望的时候，胡葆森也想过将球队卖掉。但是每次看到有这么多球迷一直在支持的时候，他还是舍不得。在他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件事是，有次他去新郑开会，几百名河南球迷赶来迎接，有人甚至冲着他高喊：“胡总，来新郑开发吧，房子我们包了！”从那时起，他才逐渐认识到足球对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也成为他坚持足球的一大动力。就在这样艰难地行走中，胡葆森坚持了21年，成为国内开发商中唯一做足球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人。
而另一件他一直坚持的事是改善外界对河南人的认识。2011年“两会”期间，胡葆森主持了崔永元策划的《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的启动仪式，和柳传志、俞敏洪等企业家共同参加了仪式。胡葆森说，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意识到有河南人的存在。“大家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上有丑化河南人的一种歪风邪气，那时候把河南人作为一个谈资、笑料。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样一个区域的人，走到其他地方不被人家尊重，这本身就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想站在企业这个本位上，通过自己的探索和个人行为，一点点去改善国人特别是企业界对河南群体的认识。比较高兴的是，我在很多圈子里，都被接纳了，包括房地产界、企业界。” 拼搏二十余载，胡葆森的心和企业始终扎根河南。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因为他对河南充满信心，“明日河南之与中国，必同今日中国之河南”；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是因为家乡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中国地产界有个王石就够了，河南需要100个胡葆森”。
施一公：我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
2014年对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2014年3月31日，他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为表彰他在细胞领域的成绩。他是自1979年设立35年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三个月之后，另一个重磅消息在国内的生物科学领域炸开了锅。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施一公课题研究组的一项成果——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研究。这项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成为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施一公用轻松的、充满底气的声音说：“这次不是杂志选择我们，是我们选择了《自然》。”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这种病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现代人寿命的增长，患病人数将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就知道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是其致病蛋白，但几十年来，却从未有人看清它到底长成什么样。施一公研究小组的工作就是让人类首次看到了这个蛋白质的真实形状、组成和几乎所有的二级结构。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施一公这样评价这项研究成果，而在2015年1月末，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的“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这项成果也同样入选。而在另一份“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中，施一公成为“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人。
这不会是这个年轻的河南籍科学家的科研顶峰。在今年两会接受采访时他告诉河南的一位记者：“今年我会有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出来，到时候给家乡父老报喜。”
施一公从未避讳过自己的河南人身份。施一公说，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这个生于郑州、长在驻马店的院士、教授，在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河南。他总记得在驻马店上小学时，老师对他说：“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他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施一公的名字虽然简单，却极为特别。“一公”二字是他父母取的，“一心为公”的意思。取得了无数耀眼成绩的他，在近50年的人生旅程中最不能忘记的事是父亲的去世，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7年9月21日那天，他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他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
当时年轻气盛的施一公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父亲？！但是后来他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父亲一样的悲剧。他要做的是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自此，这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孩子，纵使出国读书、生活了18年，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最初的愿望。
清华大学毕业后，施一公做过很多工作，但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从事什么事业。直到28岁，他才坚定了做研究的人生方向。在2014年11月27日“吴杨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我的科研动力”演讲时坦陈，“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
2008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毅然回国工作。“不解”是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他的实验室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生活上就更不必说了，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还拥有1英亩的花园。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震动。2010年初，《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施一公的回国进行了专门报道，探求原因。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并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曾经表达过自己回国执教的三个目标，一是和清华大学同道一起建设一个世界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二是全力促成海外高端人才回国工作；三是影响和鼓励一批青年学生立大志、敢担当、有作为。
“人才”两个字是他人生目标的关键词，他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中国出现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让更多的科学家回来建设祖国。几年过去了，施一公先后把近百名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
“我每次给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个做出巨大贡献的河南籍科学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
在上世纪80年代，胡葆森出国时发现，穿的西装稍微差一点，外国人就知道是大陆来的。后来等他有钱了，买了新的西装，人家就以为他是台湾人、香港人。在他经历了整个世界对国人的看法之后，他心里更觉得中国一定要富强，不富强，到哪儿都低人一等。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在享受着国外优越条件的时候，总会想，老家的人都在做什么，自己这样能让他们感到骄傲吗……胡葆森和施一公心里头放不下对家乡的牵挂，肩头上卸不掉“强加”给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宁可不要香港永久居住权和美国国籍，也要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河南人做出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