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他们的生存状况、幸福感、社会融入等成为人们关注的内容。本研究采用《社会幸福感评定量表》对132名不同行业的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在总体社会幸福感及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等维度上，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务工人员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总体社会幸福感及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维度上，男性进城务工人员明显好于女性。社会幸福感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改进并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青年及生产行业务工人员的社会幸福感十分必要。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行业
一 、前言
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SWB）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質量以及自身生活环境、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1]。1967年Wanner Wilson发表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一文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幸福感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极大热情。Ryan Deci认为，幸福感就是体验最佳机能与经验，包含快乐与意义等重要内容[2]。相关研究发现，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对其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3][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进城务工人员数量逐年递增。据2011年的不完全统计，其人数达到2.46亿以上，已成为目前国家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现实生活中，由于文化程度、经验技能、户籍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尽管有着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移居城市或他乡，但环境或地域的改变不仅影响着个体原有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认知活动，而且对其社会支持、心理认同及幸福追求等造成冲击和袭扰。孟雁鹏等（2012）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偏低，而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是农民工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5]；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水平不高[6]；青年务工人员的心理认同、行为适应水平较低，对流入地社会缺乏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7]。以往针对幸福感与进城务工人员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等方面，鲜有涉及不同行业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比较研究[8][9]。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我们进行了针对性调查。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按方便取样原则，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大学城周边进城务工人员较集中的场所随机选取150名对象进行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132名调查对象（被试）的结果构成有效数据，有效率为88.0%。132人中，男性75名，女性57名，年龄范围在16～59岁，平均31.70±9.17岁；职业涉及制造、建筑、商业、餐饮、美发等多个领域。根据研究目的，并按照我国现行的行业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生产行业（含制造、建筑）和服务行业（含商业、餐饮、美发等）2类；年龄分为25岁及以下、26～35岁和36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具体分类及人数情况见表1。经X2检验，各人数分布均差异不显著。
2.研究材料
采用由美国Keyes编制、国内苗元江和王青华修订的社会幸福感评定问卷进行施测，该问卷分为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认同5个维度[10]，共20个条目，问卷总均分由各维度得分合并组成，分值越高代表个体的社会幸福感程度越高。经检验，修订后的问卷信度与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验学标准[11]。
3.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进行，主要方法有X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以及简单效应分析与Bonferroni检验等。
三、结果
1.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社会幸福感水平及性别情况
表2的结果表明，在总体状况上，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社会幸福感及各维度分值均在中值4分以上，且社会整合、社会和谐与社会认同的得分均超过5分，其结果与苗元江等（2009）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12]。
另外，在性别因素上，男性进城务工人员不论在总体社会幸福感还是各维度上，其得分均高于女性，其中，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贡献及社会实现上，二者分数差异均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2.不同行业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行业及年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我们以行业、年龄为自变量，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具体均值及标准差结果见表3。
表3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总体社会幸福感（F=4.075，p=0.046，η2=0.032）、社会和谐（F=4.208，p=0.042，η2=0.031）及社会认同（F=7.088，p=0.009，η2=0.053）上，不同行业务工人员之间差异显著，生产部门务工人员的得分明显低于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不同年龄务工人员之间除社会贡献维度，总体社会幸福感（F=7.540，p=0.001，η2=0.107）及其他各维度（社会和谐F=4.847，p=0.009，η2=0.071；社会实现F=7.375，p=0.001，η2=0.105；社会整合F=5.145，p=0.007，η2=0.076；社会认同F=4.947，p=0.009，η2=0.073）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Bonferroni检验发现，与36岁及以上的务工人员相比，25岁及以下的务工者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维度上的得分均明显偏低；同样，与26～35岁的进城务工人员相比，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实现及社会认同维度上，25岁及以下务工者的得分也明显不及。此外，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明显。
四、讨论
1.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作为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13]。Keyes指出，幸福的真正实现在于个人机能的实现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意义或价值，个体将根据社会标准评估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机能。作为幸福感中的重要内容，社会幸福感从社会层面考量着个体的幸福感，更多地关注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状况、适应程度及社会任务。按照Keyes的观点，社会幸福感包含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共五个方面[14]。社会和谐是个体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组织及现实世界的感知与关注；社会贡献是对个人社会价值与重要性的评价和信念；社会实现是对社会发展及发展潜力的信心和期望；社会整合是个体对所属的社会和集体的归属感；社会认同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积极态度与信任。长期以来，由于多年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居住，但要真正融入城市、融入当地却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张蕾等（2013）的调查发现，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依然存在着迷茫与困惑[15]，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幸福感水平[16]。本研究中，虽然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中等偏上，但在社会贡献和社会实现等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知不足，缺乏必要的信心；对社会发展和未来的期望不太高，不认为自己是未来社会（城市）发展的潜在受益者，城市主人翁的意识还有待提升。社会幸福感的改善与进城务工人员获得的社会支持、人们的态度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息息相关[17]，因此，努力从工作、生活等方面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急需、有效的各种社会支持和舒心的公共服务，真诚热情地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城市或流入地的环境、生活方式及生活节奏，树立起他们的城市新市民和主人翁意识，加速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步伐，应成为当前社会和各级政府优先解决的现实问题。 2.进城务工人员男女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本研究中，不论在总体社会幸福感还是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等维度上，男性进城务工人员的得分均高于女性，其中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贡献与社会实现等方面，二者达到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其结果与苗元江等（2009）的研究类似[18]。作为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内容，社会贡献、社会实现往往与人的认知、信念、期待等关系密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现实社会习俗的要求，男性往往较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更能勤劳努力、出人头地、事业有成、光耀门庭，等等，成为体现与衡量男性个人、家庭及社会价值高低或大小的标准。实际生活中，当一个人能正确、合理地認识和评价自身的作用与价值，对所处社会或时代的未来发展及美好生活怀有期望并充满自信时，其自身努力的方向会更明确、目标更容易达成。作为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男性只有在纷繁复杂与竞争多变的社会中展现出自身应有的自信和拼搏精神，踏实奋进、勇击浪头，方能为个人、家庭谋得一方天地，为社会、国家做出彰显自己价值的贡献。相应的，女性即便进城务工，其个人的重心依然在家庭内，更多的秉承“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相夫教子、甘做内助，注重对家庭、后代的投入。尽管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及发展潜力也表现出关心，但更多的是基于生活境遇是否能得到改变，较少地与个人社会价值与重要性的体现相联系，由此导致她们在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上较男性进城务工人员明显偏低。
3.不同行业与年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本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务工人员的社会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与生产部门相比，服务部门务工人员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等方面，均明显好于前者，差异显著。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进城务工人员因知识、经验、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从事建筑、装配、采掘、餐饮、美发等行业。一些行业（如建筑、采掘）由于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不高、薪酬偏低、生活简单枯燥，这些行业务工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较差，主观幸福感偏低[19]。相比而言，因工作性质的特点和要求，那些从事餐饮、美容美发、超市服务等工作的务工人员为了更好、更快地与他人沟通相处，做好自己的服务活动，其对社会和他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信任不可或缺，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组织及现实世界的感知与关注亦必不可少。只有这样，这些务工人员才能尽快地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接纳，融入城市与社会并谋得生存和发展。因此，行业的不同不仅影响着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的状况，还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幸福感的认知与感受。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进城务工人员之间的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其结果与张鹏等（2013）、张海波（2012）的研究相似。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5岁及以下的个体已成为务工人员中的新生力量。与老一代（父辈）务工人员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论在知识、理念、思想上还是在目的、态度、行为上，都有着极其不同的认知和表现，也有着不一样的苦恼、困惑与迷茫，他们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20][21][22]。研究表明，25岁及以下的青年进城务工者的社会幸福感总体状况明显不及26～35岁和36岁及以上者，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些青年务工人员自身的心理、生理特征及家庭、社会环境有关。作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其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谋生，更多的是开阔眼界、追寻时尚与潮流，想法、意愿也更多而广。这些人由于有着较父辈更高的文化程度与认知水平，往往更愿意接触与接纳新事物、新风尚，也更容易出现盲目自信、不切实际、相互攀比、不计后果等不良现象，心理成熟度较差；同时，过分张扬个性、注重自我，缺乏必要的责任心与承受力，稍不如意便频繁换岗、跳槽，引发人缘、人际关系的莫名波动与紧张；而“城市农村人（或外地人）”的尴尬身份或处境更增添了他们心理的苦闷与困惑[23]，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主观与社会幸福感偏低[24]。而年长的（尤其是老一辈）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目标相对简单明确（如赚钱养家），常年的外出务工生涯早已使他们历练出吃苦耐劳的能力与本领，珍惜工作的机会，知晓自己的务工对家庭、子女的意义和重要性，较少好高骛远与无端抱怨，心态更平和、更安定，对社会发展亦更期待、更关注，社会幸福感体验自然更强一些。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建设栋梁，正确引导和加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理想、人生观、责任担当等方面的教育，有效保障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应享有的权益与义务，提升他们的社会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与紧迫任务。（感谢李薇薇、蔡丽诗、梁陈晔同学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Keyes，C.L.M. Social well-being[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8（61）：121-140 .
[2][13]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2）：128-133.
[3]荆建华.关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以河南省421名农民工为例[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4）：57-61.
[4]徐晓波，滕 瀚.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老年人幸福感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16（3）：99-103.
[5]孟雁鹏，李祚山，谌旻明，等.重庆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2，25（2）：27-30.
[6][8][16][17][20]张海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基于江苏省南京市3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4（1）：21-28.
[7][15][21][23]张 蕾，王 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以杭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3（4）：23-28.
[9][12][18]苗元江，王青华.大学生社会幸福感调查研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4）：76-81.
[10][14]Lopez， Shane J.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行业
一 、前言
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SWB）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質量以及自身生活环境、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1]。1967年Wanner Wilson发表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一文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幸福感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极大热情。Ryan Deci认为，幸福感就是体验最佳机能与经验，包含快乐与意义等重要内容[2]。相关研究发现，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对其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3][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进城务工人员数量逐年递增。据2011年的不完全统计，其人数达到2.46亿以上，已成为目前国家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现实生活中，由于文化程度、经验技能、户籍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尽管有着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移居城市或他乡，但环境或地域的改变不仅影响着个体原有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认知活动，而且对其社会支持、心理认同及幸福追求等造成冲击和袭扰。孟雁鹏等（2012）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偏低，而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是农民工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5]；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水平不高[6]；青年务工人员的心理认同、行为适应水平较低，对流入地社会缺乏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7]。以往针对幸福感与进城务工人员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等方面，鲜有涉及不同行业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比较研究[8][9]。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我们进行了针对性调查。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按方便取样原则，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大学城周边进城务工人员较集中的场所随机选取150名对象进行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132名调查对象（被试）的结果构成有效数据，有效率为88.0%。132人中，男性75名，女性57名，年龄范围在16～59岁，平均31.70±9.17岁；职业涉及制造、建筑、商业、餐饮、美发等多个领域。根据研究目的，并按照我国现行的行业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生产行业（含制造、建筑）和服务行业（含商业、餐饮、美发等）2类；年龄分为25岁及以下、26～35岁和36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具体分类及人数情况见表1。经X2检验，各人数分布均差异不显著。
2.研究材料
采用由美国Keyes编制、国内苗元江和王青华修订的社会幸福感评定问卷进行施测，该问卷分为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认同5个维度[10]，共20个条目，问卷总均分由各维度得分合并组成，分值越高代表个体的社会幸福感程度越高。经检验，修订后的问卷信度与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验学标准[11]。
3.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进行，主要方法有X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以及简单效应分析与Bonferroni检验等。
三、结果
1.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社会幸福感水平及性别情况
表2的结果表明，在总体状况上，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社会幸福感及各维度分值均在中值4分以上，且社会整合、社会和谐与社会认同的得分均超过5分，其结果与苗元江等（2009）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12]。
另外，在性别因素上，男性进城务工人员不论在总体社会幸福感还是各维度上，其得分均高于女性，其中，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贡献及社会实现上，二者分数差异均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2.不同行业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行业及年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我们以行业、年龄为自变量，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具体均值及标准差结果见表3。
表3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总体社会幸福感（F=4.075，p=0.046，η2=0.032）、社会和谐（F=4.208，p=0.042，η2=0.031）及社会认同（F=7.088，p=0.009，η2=0.053）上，不同行业务工人员之间差异显著，生产部门务工人员的得分明显低于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不同年龄务工人员之间除社会贡献维度，总体社会幸福感（F=7.540，p=0.001，η2=0.107）及其他各维度（社会和谐F=4.847，p=0.009，η2=0.071；社会实现F=7.375，p=0.001，η2=0.105；社会整合F=5.145，p=0.007，η2=0.076；社会认同F=4.947，p=0.009，η2=0.073）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Bonferroni检验发现，与36岁及以上的务工人员相比，25岁及以下的务工者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维度上的得分均明显偏低；同样，与26～35岁的进城务工人员相比，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实现及社会认同维度上，25岁及以下务工者的得分也明显不及。此外，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明显。
四、讨论
1.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作为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13]。Keyes指出，幸福的真正实现在于个人机能的实现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意义或价值，个体将根据社会标准评估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机能。作为幸福感中的重要内容，社会幸福感从社会层面考量着个体的幸福感，更多地关注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状况、适应程度及社会任务。按照Keyes的观点，社会幸福感包含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共五个方面[14]。社会和谐是个体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组织及现实世界的感知与关注；社会贡献是对个人社会价值与重要性的评价和信念；社会实现是对社会发展及发展潜力的信心和期望；社会整合是个体对所属的社会和集体的归属感；社会认同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积极态度与信任。长期以来，由于多年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居住，但要真正融入城市、融入当地却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张蕾等（2013）的调查发现，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依然存在着迷茫与困惑[15]，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幸福感水平[16]。本研究中，虽然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中等偏上，但在社会贡献和社会实现等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知不足，缺乏必要的信心；对社会发展和未来的期望不太高，不认为自己是未来社会（城市）发展的潜在受益者，城市主人翁的意识还有待提升。社会幸福感的改善与进城务工人员获得的社会支持、人们的态度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息息相关[17]，因此，努力从工作、生活等方面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急需、有效的各种社会支持和舒心的公共服务，真诚热情地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城市或流入地的环境、生活方式及生活节奏，树立起他们的城市新市民和主人翁意识，加速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步伐，应成为当前社会和各级政府优先解决的现实问题。 2.进城务工人员男女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本研究中，不论在总体社会幸福感还是社会和谐、社会贡献等维度上，男性进城务工人员的得分均高于女性，其中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贡献与社会实现等方面，二者达到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其结果与苗元江等（2009）的研究类似[18]。作为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内容，社会贡献、社会实现往往与人的认知、信念、期待等关系密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现实社会习俗的要求，男性往往较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更能勤劳努力、出人头地、事业有成、光耀门庭，等等，成为体现与衡量男性个人、家庭及社会价值高低或大小的标准。实际生活中，当一个人能正确、合理地認识和评价自身的作用与价值，对所处社会或时代的未来发展及美好生活怀有期望并充满自信时，其自身努力的方向会更明确、目标更容易达成。作为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男性只有在纷繁复杂与竞争多变的社会中展现出自身应有的自信和拼搏精神，踏实奋进、勇击浪头，方能为个人、家庭谋得一方天地，为社会、国家做出彰显自己价值的贡献。相应的，女性即便进城务工，其个人的重心依然在家庭内，更多的秉承“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相夫教子、甘做内助，注重对家庭、后代的投入。尽管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及发展潜力也表现出关心，但更多的是基于生活境遇是否能得到改变，较少地与个人社会价值与重要性的体现相联系，由此导致她们在社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上较男性进城务工人员明显偏低。
3.不同行业与年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幸福感的状况
本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务工人员的社会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与生产部门相比，服务部门务工人员在总体社会幸福感、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等方面，均明显好于前者，差异显著。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进城务工人员因知识、经验、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从事建筑、装配、采掘、餐饮、美发等行业。一些行业（如建筑、采掘）由于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不高、薪酬偏低、生活简单枯燥，这些行业务工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较差，主观幸福感偏低[19]。相比而言，因工作性质的特点和要求，那些从事餐饮、美容美发、超市服务等工作的务工人员为了更好、更快地与他人沟通相处，做好自己的服务活动，其对社会和他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信任不可或缺，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组织及现实世界的感知与关注亦必不可少。只有这样，这些务工人员才能尽快地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接纳，融入城市与社会并谋得生存和发展。因此，行业的不同不仅影响着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的状况，还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幸福感的认知与感受。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进城务工人员之间的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其结果与张鹏等（2013）、张海波（2012）的研究相似。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5岁及以下的个体已成为务工人员中的新生力量。与老一代（父辈）务工人员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论在知识、理念、思想上还是在目的、态度、行为上，都有着极其不同的认知和表现，也有着不一样的苦恼、困惑与迷茫，他们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20][21][22]。研究表明，25岁及以下的青年进城务工者的社会幸福感总体状况明显不及26～35岁和36岁及以上者，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些青年务工人员自身的心理、生理特征及家庭、社会环境有关。作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其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谋生，更多的是开阔眼界、追寻时尚与潮流，想法、意愿也更多而广。这些人由于有着较父辈更高的文化程度与认知水平，往往更愿意接触与接纳新事物、新风尚，也更容易出现盲目自信、不切实际、相互攀比、不计后果等不良现象，心理成熟度较差；同时，过分张扬个性、注重自我，缺乏必要的责任心与承受力，稍不如意便频繁换岗、跳槽，引发人缘、人际关系的莫名波动与紧张；而“城市农村人（或外地人）”的尴尬身份或处境更增添了他们心理的苦闷与困惑[23]，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主观与社会幸福感偏低[24]。而年长的（尤其是老一辈）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目标相对简单明确（如赚钱养家），常年的外出务工生涯早已使他们历练出吃苦耐劳的能力与本领，珍惜工作的机会，知晓自己的务工对家庭、子女的意义和重要性，较少好高骛远与无端抱怨，心态更平和、更安定，对社会发展亦更期待、更关注，社会幸福感体验自然更强一些。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建设栋梁，正确引导和加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理想、人生观、责任担当等方面的教育，有效保障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应享有的权益与义务，提升他们的社会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与紧迫任务。（感谢李薇薇、蔡丽诗、梁陈晔同学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Keyes，C.L.M. Social well-being[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8（61）：121-140 .
[2][13]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2）：128-133.
[3]荆建华.关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以河南省421名农民工为例[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4）：57-61.
[4]徐晓波，滕 瀚.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老年人幸福感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16（3）：99-103.
[5]孟雁鹏，李祚山，谌旻明，等.重庆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2，25（2）：27-30.
[6][8][16][17][20]张海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基于江苏省南京市3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4（1）：21-28.
[7][15][21][23]张 蕾，王 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以杭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3（4）：23-28.
[9][12][18]苗元江，王青华.大学生社会幸福感调查研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4）：76-81.
[10][14]Lopez， Shane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