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育问题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师倾听这些声音或许能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有更深的理解。本刊特开辟“教育观察”栏目，约请《钱江晚报》首席评论员戎国强先生担任主笔，就相关教育问题发表评论。
　　
　　 这些年来，校园里屡屡出现令人惊愕的一幕：教师给学生下跪，求学生认真读书。还有校长下跪的。这种情形，以前是极少见的。当人们用“下跪教育”来指称这类现象时，说明这已经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用30多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来说，或许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了。那么，这个“本质”是什么呢？2010年11月18日发生在湖南娄底一中的教师下跪事件，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英语课上，有两名学生在玩五子棋，谭胜军老师走过去，用教鞭敲了下课桌，想制止他们。但两名学生不理会，继续下棋。谭老师很生气，用教鞭指着对方，让他把棋子交出来。没想到的是，该学生立刻起身一把抓住教鞭，和谭老师抱在了一起，最后还把谭老师压在地上。第二天上午，这个班的班主任让学生在班里当众检讨，谭老师也在场。学生检讨完后，班主任让谭老师也讲几句话。这时，谭老师突然跪下，大声对班里同学说：“我谭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这双膝上跪天下跪地，中间只跪我的父母。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们下跪认错了。”谭老师还说：“你们班上同学对我有反感，我知道，我以后不再用严格的方式管你们了，我只求你们理解，我这是为你们好。”谭老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行为震撼和唤醒学生。
　　 教育是一项日常工作，而不是突击性的“运动”“活动”，所以人们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教师的工作，古人说“十年数木，百年树人”,是同样的道理。教师下跪，偶然一次，也许能够“震撼”学生，“唤醒”学生；但是，学生的各种缺点、毛病不是一次两次就改得掉的（没有缺点的学生还是学生吗），他以后再犯，老师还跪吗？你愿意跪，跪得多了，学生还会感到“震撼”吗？还能“唤醒”他们吗？
　　 更何况，学生不爱学习，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学生自身的问题，还有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厌学心理，有的则有家庭原因在背后起作用。你可以给学生下跪，可是你能给应试教育下跪吗？能给家庭问题下跪吗？下跪震撼得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吗？
　　 谭老师是令人同情的，但谭老师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不用严格的方式管你们了”——严格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严格也不等于严厉。温和、循循善诱，也可以是很“严格”的。在实行“下跪教育”之前，谭老师用的是“教鞭教育”。谭老师两次借助了教鞭，开始是用教鞭敲了下桌子，想提醒、制止学生玩棋；学生不听，又用教鞭指向学生——学生的过激反应，即把谭老师压在地上，恐怕有教鞭的刺激作用。“严格”地说，这样用教鞭，对学生是不够尊重的，尤其是用教鞭指向学生，更容易让学生产生近似受辱的感觉。谭老师的“教鞭教育”是许多教师或多或少都采用过的，教鞭在手，除了顺手之外，还有习惯，这个习惯背后是悠久的教育伦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鞭是“师道尊严”的外化与延伸。教师既有父亲之名，用教鞭行其实也就很自然了。
　　 但是，古老的教育伦理，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到商业伦理的挑衅——“教师应该列入服务行业，学生来是享受服务的。”（和谭老师起争执的学生事后曾这样说过）用商业伦理代替教育伦理，不是这个学生的发明。或者说，这个学生的观点，跟教育的“市场化”或者说“产业化”是相吻合的。他这样对待老师，并不比“转型社会”对待教育更严苛，只是年轻人不谙世事，不懂给人留面子，“弑父”的行为，在视觉上让人不好接受罢了。
　　 只隔了一天，谭老师的“教鞭教育”就变成了“下跪教育”，“师道尊严”瞬间委地，令斯文扫地；这其实是教育伦理崩塌、商业伦理战胜的压缩版而已。这不是谭老师一个人的尴尬，而是中国教育的尴尬，是中国文化的尴尬，这份尴尬，属于全体中国人。如果王国维没有在1927年投水而亡，看到教师下跪屡屡上演，他也一样活不下去的。
　　（《钱江晚报》社 3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