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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篇文章内容，立意，选材都是离不开作者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下，作者的思维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政策、以及文学史的压力的影响，所以一篇文本不论从选材、立意和社会影响等各个角度来看，都是由作者所处的生活大环境所决定的，《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作者的思想决定文本的内容，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经过社会历史环境塑造出来的，所以，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会制约影响着文本的方方面面。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例，不论是其选材，立意以及社会影响等哪一个方面，都受王羲之所处的时代背景（东晋）的影响。
关键词：立意；选材；社会影响；东晋玄学历史背景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过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组成（《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作者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不单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以自己对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作者的感情表现活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以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为核心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的经历、背景对文本的题材、立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具有很強的影响。
首先，作者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对文本的选材方面有深刻的影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选材是选自于文人雅士做禊礼这件事（也就是古人的一种春游活动），整篇文章使在记叙这件事，为事而著，进而抒发自己的一些人生体悟，这样的文章与作者所处的事件的事实息息相关，所以纪实是一大特点。后文中提到的“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等等对于生命哲学问题的探索都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一，作者身处东晋时期，东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有了这样的社会风尚所也文人雅士才会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社会背景给《兰亭集序》的选材提供了事实基础。其二，东晋时期，文人雅士由于对政治的失望而转向崇拜老庄哲学，所以，文中会出现对生命问题的探讨，流露出“岂不痛哉”、“悲夫”等情绪。所以，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应时而生的社会风尚或者是引发的社会事件为文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素材，而这样的素材，往往能够制约影响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个朝代的作家的创作风格。
其次，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会影响文本的立意。《兰亭集序》当中，作者王羲之为什么由开始的“信可乐也”的“乐”转向后来的“痛”与“悲”，这样一个情感变化也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作者的文本立意在于对生命宇宙问题的探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探索呢，为什么又会有情绪的不断变化呢，首先，经历了正始太康时期政治局面的变化，文人雅士由开始的积极报国建功立业的心理满满转向对政权的失望，变成“隐士”，但是这样的隐士并不是真正的出世的超脱的心理，所以，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让这些心怀天下的文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他们转向对老庄哲学的推崇，转向对生命问题的探讨，但是这样的内心与老庄真正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超然世外的生命态度还是有差别，所以作者会因为“所之既倦”、“所欲已陈”、“终期于尽”而悲叹。其次，正是因为心理的矛盾，不能真正的融入老庄哲学的原因，才会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的顿悟。显然，作者这样的思想是与庄子“齐物我”“齐生死”的生命观是相悖的，《庄子逍遥游》中提到：“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齐物论》当中也提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这样的生命观在《德充符》、《大宗师》里面也多次提到过，那么既然崇尚老庄哲学，钟情于超脱的世界观，那么作则为什么又要提到“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呢？这个其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文人对政权的失望，在文人阶层迷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作者在文本中也提到了各种令人悲痛的事实，但是，王羲之却没有沉沦下去，他的思想在这一刻有了顿悟，从虚妄的空谈当中超脱出来了，他认为人生不应该消极悲观，而应该积极进取才能幸福快乐。《古文观止》提到关于《兰亭集序》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上，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死生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慨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所以作者的悲哀的情绪并不失消极的，而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的现状以及自己的经历而产生的一种超脱的顿悟。
最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还会影响文本的社会影响。一篇问能能否引起社会的共鸣，能否流传千古与其社会影响息息相关，如果一篇文文章没能够引发当时的或者是后来的人的情感共鸣，是不可能对社会、对历史产生多的影响的，王羲之在文本当中提到过：“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样的预测并不是空谈的，因为在后来的文章中就已经有了印证，作者的思想与后人产生了共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提到：“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邱墟。”这样一种感叹时光流逝，这种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感慨在世世代代的文人骚客的思想中都是存在的，每个时代有着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有着不同的风俗民情，但是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却是古今文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安乐的太平盛世，这样对生命的思索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在国运艰难，政权动荡，社会理想普遍失落的年代，这样对生命的探寻更是不乏其例。王羲之为东晋人士，两晋政治恐怖，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残杀现象时有发生。士大夫不满，普遍崇尚老庄，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玄学盛行，对士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文学创作内容消沉，出世入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很浓。王羲之却一反“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的风气和追求骈体的形式主义风气，抒写了这篇情真语笃，朴素自然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又是与文人贤士们聚会之作，有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传播基础，自然一写出便能在当时的流传出去，而文人们普遍的消极情绪，在看到《兰亭集序》这篇情感真挚的散文时，自然能够引发不少人心中的共鸣，所以，这篇文章能够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流传甚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遗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国，并且在当今时下，也是一片中学生必学的文章之一。
参考文献：
1.《诗大序》
2.《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3.《兰亭集序》王羲之
4.《庄子逍遥游》中华书局
5.《齐物论》中华书局
6.《德充符》中华书局
7.《大宗师》中华书局
8.《古文观止》
9.《滕王阁序》王勃
关键词：立意；选材；社会影响；东晋玄学历史背景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过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组成（《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作者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不单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以自己对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作者的感情表现活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以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为核心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的经历、背景对文本的题材、立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具有很強的影响。
首先，作者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对文本的选材方面有深刻的影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选材是选自于文人雅士做禊礼这件事（也就是古人的一种春游活动），整篇文章使在记叙这件事，为事而著，进而抒发自己的一些人生体悟，这样的文章与作者所处的事件的事实息息相关，所以纪实是一大特点。后文中提到的“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等等对于生命哲学问题的探索都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一，作者身处东晋时期，东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有了这样的社会风尚所也文人雅士才会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社会背景给《兰亭集序》的选材提供了事实基础。其二，东晋时期，文人雅士由于对政治的失望而转向崇拜老庄哲学，所以，文中会出现对生命问题的探讨，流露出“岂不痛哉”、“悲夫”等情绪。所以，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应时而生的社会风尚或者是引发的社会事件为文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素材，而这样的素材，往往能够制约影响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个朝代的作家的创作风格。
其次，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会影响文本的立意。《兰亭集序》当中，作者王羲之为什么由开始的“信可乐也”的“乐”转向后来的“痛”与“悲”，这样一个情感变化也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作者的文本立意在于对生命宇宙问题的探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探索呢，为什么又会有情绪的不断变化呢，首先，经历了正始太康时期政治局面的变化，文人雅士由开始的积极报国建功立业的心理满满转向对政权的失望，变成“隐士”，但是这样的隐士并不是真正的出世的超脱的心理，所以，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让这些心怀天下的文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他们转向对老庄哲学的推崇，转向对生命问题的探讨，但是这样的内心与老庄真正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超然世外的生命态度还是有差别，所以作者会因为“所之既倦”、“所欲已陈”、“终期于尽”而悲叹。其次，正是因为心理的矛盾，不能真正的融入老庄哲学的原因，才会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的顿悟。显然，作者这样的思想是与庄子“齐物我”“齐生死”的生命观是相悖的，《庄子逍遥游》中提到：“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齐物论》当中也提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这样的生命观在《德充符》、《大宗师》里面也多次提到过，那么既然崇尚老庄哲学，钟情于超脱的世界观，那么作则为什么又要提到“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呢？这个其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文人对政权的失望，在文人阶层迷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作者在文本中也提到了各种令人悲痛的事实，但是，王羲之却没有沉沦下去，他的思想在这一刻有了顿悟，从虚妄的空谈当中超脱出来了，他认为人生不应该消极悲观，而应该积极进取才能幸福快乐。《古文观止》提到关于《兰亭集序》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上，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死生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慨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所以作者的悲哀的情绪并不失消极的，而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的现状以及自己的经历而产生的一种超脱的顿悟。
最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还会影响文本的社会影响。一篇问能能否引起社会的共鸣，能否流传千古与其社会影响息息相关，如果一篇文文章没能够引发当时的或者是后来的人的情感共鸣，是不可能对社会、对历史产生多的影响的，王羲之在文本当中提到过：“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样的预测并不是空谈的，因为在后来的文章中就已经有了印证，作者的思想与后人产生了共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提到：“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邱墟。”这样一种感叹时光流逝，这种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感慨在世世代代的文人骚客的思想中都是存在的，每个时代有着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有着不同的风俗民情，但是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却是古今文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安乐的太平盛世，这样对生命的思索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在国运艰难，政权动荡，社会理想普遍失落的年代，这样对生命的探寻更是不乏其例。王羲之为东晋人士，两晋政治恐怖，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残杀现象时有发生。士大夫不满，普遍崇尚老庄，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玄学盛行，对士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文学创作内容消沉，出世入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很浓。王羲之却一反“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的风气和追求骈体的形式主义风气，抒写了这篇情真语笃，朴素自然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又是与文人贤士们聚会之作，有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传播基础，自然一写出便能在当时的流传出去，而文人们普遍的消极情绪，在看到《兰亭集序》这篇情感真挚的散文时，自然能够引发不少人心中的共鸣，所以，这篇文章能够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流传甚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遗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国，并且在当今时下，也是一片中学生必学的文章之一。
参考文献：
1.《诗大序》
2.《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3.《兰亭集序》王羲之
4.《庄子逍遥游》中华书局
5.《齐物论》中华书局
6.《德充符》中华书局
7.《大宗师》中华书局
8.《古文观止》
9.《滕王阁序》王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