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操纵已经成为全世界政策圈的标准操作流程。如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如何处理股市大泡沫的破灭。西方主要经济体无不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用不同的外衣掩饰操纵之实而已。
　　以量化宽松为例。日本在21世纪初率先进行量化宽松，随后美国在2008年进行量化宽松，再然后是2013年日本再次动用量化宽松，现在则轮到欧洲。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量化宽松本质上都是操纵资产价格的积极动作，它主要通过央行直接购买长期主权有价证券，从而降低长期利率，使股票更有吸引力。
　　以量化宽松的方式进行市场操纵是否达到了刺激经济的目标，仍有待争议。毕竟，目前发达国家的复苏相当疲软，但这并没有阻止当局继续尝试。央行辩解说，如果不采取量化宽松，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但如今，被操纵的资产市场出现了许多泡沫，带来了新的金融动荡风险，因此央行的上述说法也有待争议。
　　中国的市场操纵措施与发达国家一样激进。沪深300指数在12个月内飙升145%后，从6月12日的峰值暴跌31%，面对这一情况，中国监管者积极采取措施遏制损失。官方行动可谓火力全开，证金公司获得4800亿美元政府支持的救市资金，国内主要券商共出资19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承诺无限期动用其资产支撑股价。此外，大约50%的上市公司停牌。
　　与西方通过量化宽松进行市场操纵不同，中国的版本更加直接瞄准处于危机中的市场。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操纵之间还有几个重大差异。首先，中国当局似乎较少关注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是明智的，因为在中国，私人消费只占GDP的36%，相当于美国等更依赖财富的经济体的一半，因此，中国的财富效应要小得多。
　　此外，中国股市市值暴涨时间很短。沪深300指数过去12个月的大涨中，有90%的涨幅集中在2014年11月所谓的沪港通落地引来跨境投资流之后的7个月里。结果，投机者没有时间让资本利得沉淀下来，并对生活方式预期产生持续影响。
　　其次，在西方，危機后改革通常是策略性的，目标是修复市场漏洞，而不是促进新市场。相反，在中国，后泡沫时代改革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股灾对政府的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要影响，而资本市场改革被视为结构再平衡战略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中国存在以银行为核心的信用中介体系，发展安全稳定的股市和债市是中国促进商业资金平台多元化的重中之重。股市泡沫的崩溃使上述努力受到严重质疑。
　　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强调监管措施，其基准政策利率仍保持在零区间上方，因此它实际上比其他央行都更能保持货币政策控制力，不会无限制地为泡沫市场提供后者严重倚赖的流动性。此外，中国专门针对股市的措施，使流动性溢出至其他资产市场从而造成金融传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中国股市基本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很难知道此次修正何时将停止。政府集中了大量财力，以遏制巨大泡沫的破裂，但高杠杆投机性需求的堆积令人不安。
　　从更广的角度看，与日本、美国和欧洲一样，促使中国进行市场操纵的无疑是巨大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监管者和决策者在遏制市场过热方面一再错过机会。在劳动收入被持续抑制的全球化世界中，把资产市场当作增长万灵丹的诱惑实在太大，各国难以抵御。
　　投机泡沫便是这一诱惑的症候。随着泡沫破裂，虚假繁荣暴露无遗，防御性市场操纵策略刻不容缓，看起来也符合逻辑。这就是市场操纵最大的讽刺所在：我们越是依赖市场，就越是不信任市场。这与决定市场效率的“看不见的手”大不相同。与亚当·斯密一样，我们声称客观的市场确保了稀缺资本得到最高效的配置；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完全按我们的意图运行的市场。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