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经济危机爆发早期，我曾说过，从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看，决策者不会重蹈他们的前辈在大萧条期间的覆辙。这一回，他们会犯下新的、不同的、但愿较小的错误。
　　不幸的是，这一预言看来是错的。欧元区的决策者不但铁心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而且还要以更残酷、更激烈、规模更大的方式重蹈覆辙。我没有料到会这样。
　　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我认为历史教训如此显而易见，解决方案应该非常直观。逻辑十分清楚。如果希臘不是欧元区成员，其最好的选择将是违约、重组债务和货币贬值。但是，由于欧盟不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将是作为政治工程的欧盟的一次重大挫折），希腊本应该获得足够的援助、支持、债务豁免和偿付协助，以抵消任何它可能从退出欧元区中获得的好处。
　　相反，希腊债权人选择收紧束缚。结果，要是希腊2010年就放弃欧元，它今天的状况或许会比现在好得多。2008年，爱尔兰也受到了金融危机冲击。如今，希腊在萧条中泥足深陷，相反，不在欧元区中的爱尔兰已经基本实现复苏。诚然，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2007年所指出的，技术考虑让退出欧元区变得十分艰难、昂贵和危险。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如果用爱尔兰作为衡量标杆，那么希腊不退出欧元区的代价至少是一年GDP的75%。在我看来，如果希腊在2010年就放弃欧元，其经济损失将不到上述数字的四分之一。此外，考虑到希腊债权人坚持紧缩要求，现在退出欧元区的即时影响也不太可能大过留在欧元区的长期成本。
　　债权人的坚持表明，欧元区决策者——特别是德国决策者——死守着一个概念框架，这导致他们一直低估情况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使情况雪上加霜的政策。
　　2010年5月，希腊GDP同比下降4%。欧盟和欧洲央行当时预测，首个援助计划将让希腊GDP在2010年的水平上继续下滑3%，然后在2012年开始经济复苏。
　　但到2012年3月，人们发现现实是残酷的。希腊的GDP比2010年的水平低了12%，第二个援助计划开始实施。到2012年底，GDP比2010年水平下降了17%。如今，希腊GDP比2009年的水平低了25%。尽管有人预测2016年希腊经济会开始复苏，但我认为任何需求流分析都无法支撑上述预测。
　　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主要原因是一直在做预测的人低估了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而紧缩政策显然无法重新启动希腊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经济，但这并没有促使决策者反思他们的方针。
　　相反，他们似乎准备加码原有政策，他们的理论是，危机越深，结构改革措施就会越成功。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是提振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如果增长没有马上出现，那是因为对这些改革的需要比一开始预想的还要大。
　　悲哀的是，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的事。美国评论家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指出，当时欧洲主要中左翼政党意识到采取的政策根本无效，但也没有拿出替代方案。“这使得那些总体方案更不靠谱的政党——比如希特勒——站出来说，既然现有游戏规则导致长期大面积失业，那么就应该改变游戏规则。”
　　伊格莱西亚斯补充道，如今，欧洲中左翼政党同样“没有改变规则的战略，也没有勇气抛弃规则”。结果，紧缩横行，只有法国的马琳·勒庞和意大利的毕普·格里洛等民粹主义者提出异议，而他们的经济方案更加不可能见效。
　　你也许认为，我们有能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且大萧条对于欧洲历史足够重要，欧洲决策者绝不会重蹈覆辙。但眼下，欧洲决策者恰恰在重蹈覆辙。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