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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作为隶书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碑刻的兴起，给汉代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名碑刻。《何君阁道碑》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东汉摩崖刻石，其书法风格极具特色。由于该碑既保留了东汉早期隶书风格，又有东汉成熟隶书的身影，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何君阁道碑》在书法发展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很多书刻书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等石刻都与该碑书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后世的很多专家学者对《何君阁道碑》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更有日本的书法家临摹其书法。《何君阁道碑》本是一块用于记功的摩崖刻石，碑文内容证明了此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该碑刻在具有相当的书法研究价值的同时，也是研究道路交通史的重要实物材料。
关键词：隶书;《何君阁道碑》;艺术价值;影响
一、《何君阁道碑》的基本情况
《何君阁道碑》，又名《尊楗阁碑》，于2004年3月在雅安市荥经县境内发现，经专家考证，实为汉代原刻碑。该碑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最早见于洪适的《隶释》一书中，后又有赵明诚、康有为、郭沫若、鲁迅、徐无闻等多位专家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该碑呈正方形，四面凿有边框，碑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排列7行，每行7字至9字不等，纵向排列整齐，横向随字形繁简，任意而为，其中最大字径宽为9厘米，高13厘米，共52个隶书体，字迹清晰明了，保存完整。碑文内容为：‘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1]28意为：“蜀郡的太守是来自平陵的何先生，他派遣来自临邛的一个叫舒鲔的下属官吏，带领服徭役的人来到这里修路。建造了高柱桩的栈道，南北长为55丈，用了1198个工作日。在建武中元二年六月修建完成。严道的官吏任云、陈春主记。”从石碑的内容上看，该碑是一个用于记功的摩崖刻石。
二、《何君阁道碑》的艺术价值
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通过简化、草化演变而来的。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统一文字，命李斯等人对当时各国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而后形成统一的文字，也就是史书上称的“书同文”。但是，文字的演变与发展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就，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何君阁道碑》正是篆书向隶书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其充分展现了篆书向隶书转变过程中的书法艺术之美。
《何君阁道碑》刻于公元57年，这一时期的汉隶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开张奔放的书法风格。而《何君阁道碑》在书法风格上，尚未完全脱离西汉早期书法的古朴、神秘，又蕴含了东汉晚期隶书的气韵。此碑书法结体宽博、古朴率直、削繁就简、随性大方，中锋用笔，变圆为方，给人以率性、自然的感觉。从章法上来看，该碑竖成列，横则完全无行，穿插错落有致，有的一行6字排列，而有的卻有9字，但却不显杂乱，错落有致，根据从每个字的特点来排列，张弛有度，显示出早期汉隶的开张之气。从字形上来看，“属”“大”“临”“百”“史”等字，又带有东汉成熟隶书的特点。从笔画上来看，笔笔中锋，如锥画沙，稳健的同时却又富于变化，其中中锋圆笔，又是篆书所特有的笔法。洪适在《隶释》中评其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1]29这里的“首”，不仅是指该碑的撰刻时间是东汉之首，同时也是对该碑艺术价值的肯定。
三、《何君阁道碑》的影响
（一）对后世隶书石刻的影响
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草书和楷书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楷书、行书、草书都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隶书作为今文字，对后面几种书体的决定性影响就更为明显了。该碑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史的珍贵实物材料，直接影响了成熟时期隶书的形成与发展。东汉时期的其他刻石，如《开通褒斜道刻石》、《郙阁颂》、《裴岑记功碑》、《石门颂》和《西狭颂》等石刻的风格与《何君阁道碑》基本相似，特别是汉中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宋代的晏褒评《开通褒斜道刻石》曰：“书法奇劲，古意其余，与《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式相若。” [1]30清代康有为在其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谈到：“至褒斜、郙阁、裴岑、尊建阁、仙有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2]255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
《开通褒斜道刻石》刻于公元63年， 从外形上看，该刻石与《何君阁道碑》都属于外形扁方、舒阔一类的，其中“君”字、“蜀”的四字部、“道”字、“阁”的门字部和“开”的门字部极其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风格上看，两碑都属于率直随性、气势磅礴一类;从笔划上看，两碑都是线条简直，笔划长短、粗细不一的。杨守敬《平碑记》：“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谓之神品。”
《石门颂》刻于公元148年，是东汉成熟隶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碑与《何君阁道碑》都属于随性自然、舒展宽博的风格，用笔都是方圆结合。《何君阁道碑》中的“造”和“建”的走字部与《石门颂》中的“道”和“通”的走字部在外形特点上极为相似。
（二）对后世书家的影响
《何君阁道碑》最早于南宋时期为李焘所发现，为此李焘还专门刻了带有年号的题跋。在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中说：“巽言李焘有跋，以便正年号。” [2]256而后，又有洪适的《隶释》抄录碑文，并对该碑高度的赞扬。刘球所著的《隶韵》收录了《何君阁道碑》30多个字。南宋庆元三年，楼机根据《何君阁道碑》的拓本，采取其中的字样，将该碑著录于他的《汉隶字源》一书中。后来又有元代郑杓、陶宗仪，分别在其各自的著作中提到该碑。明代杨慎流放到云南时，曾多次寻找《何君阁道碑》，遗憾的是找寻未果。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在一本书法的启蒙著作《童学书程》中，作者将该碑推荐给初学隶书的人。清代顾蔼吉在其著作《隶辩》中，收录了7个《何君阁道碑》的字样，并在原字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美化。冯云鹏、冯云鹓兄弟所著的《金石索》中也著录了该碑。到了清代光绪年间，沈贤修又根据前人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对《何君阁道碑》进行了重新的摹刻。康有为更是对《何君阁道碑》大加推崇。到了近现代，又有邓少琴在其著录中收纳了《何君阁道碑》的双钩本，郑东府又根据双钩本对该碑进行临摹。后来的郭沫若、鲁迅、徐无闻等人，对《何君阁道碑》也给予了关注和评价。可见，《何君阁道碑》自南宋被发现之后，就一直颇受倚重。时任雅安博物馆馆长的李炳中先生是徐无闻先生的学生，在2004年发现《何君阁道碑》时，李馆长曾说，徐无闻先生曾经告诉他：“《何君阁道碑》在荥经，其历史、书法价值极高，你回去后用心找，若能找到此碑，功莫大焉。” 《何君阁道碑》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书法家，在日本，也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学习。中国书法传播到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当时是由朝鲜学者王仁传到日本，而中日双方的直接交流又是在隋唐时期。日本的篆隶书法发展缺乏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也缺乏篆隶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背景，传入日本的时间甚至晚于中国的篆隶发展，因此，日本的篆隶书发展长期处于薄弱的状态。近现代，日本到中国来的传播学习文化的学者、书法家不乏其数，其中，有一位名叫中林梧竹的书法家，他于明治15年来到中国，跟随潘存先生学习中国书法。他与儼谷一六、下部鸣鹤合称为“明治三笔”。在中国期间，中林梧竹先生对《何君阁道碑》进行了临摹学习。在中林梧竹先生临摹的《何君阁道碑》中，其古朴劲挺之气拿捏的与原碑极为接近。中林梧竹先生回国时将该幅临摹作品带回日本，并在日本流传下来。
（三）对道路交通史的影响
《何君阁道碑》所在的雅安位于四川省的西部，东临成都平原，西临横断山脉，三面环山，处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带。因此，雅安地区在交通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何君阁道碑》便是前人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留下的珍贵财富之一。《何君閣道碑》的出现，证实了西南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途经严道的，对从严道进入西南夷地的交通线路的明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打破了学界对西南丝绸之路存在的质疑，对研究西南古代交通史提供了确切的史料记载。而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拉近了汉族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发展。雅安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炳中先生在200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
四、结语
《何君阁道碑》是现发现的东汉最早的隶书碑刻，在汉字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中不能忽视的存在。而该碑的再现，不仅增加了中国汉代碑刻的丰富性，而且还推翻了之前的《开通褒斜道刻石》为东汉之首的观点。《何君阁道碑》重要的艺术价值决定了其对后世书法传承的重要性，其不仅对后世隶书碑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后世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外的一些书法家作品和风格都有一定的影响。该碑刻的发现，对古代交通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何君阁道碑》发现时间较晚，对现当代书法家产生的影响还比较小，但该碑刻所蕴含的重要艺术价值，应当引起当代书法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李炳中.东汉隶书 斯为之首：何君尊楗阁刻石考释《汉艺精粹：雅安汉代石刻精品》[M].成都：巴蜀书社，2017.
[2]王家葵.玉口口读碑：碑帖故事与考证[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作者单位：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隶书;《何君阁道碑》;艺术价值;影响
一、《何君阁道碑》的基本情况
《何君阁道碑》，又名《尊楗阁碑》，于2004年3月在雅安市荥经县境内发现，经专家考证，实为汉代原刻碑。该碑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最早见于洪适的《隶释》一书中，后又有赵明诚、康有为、郭沫若、鲁迅、徐无闻等多位专家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该碑呈正方形，四面凿有边框，碑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排列7行，每行7字至9字不等，纵向排列整齐，横向随字形繁简，任意而为，其中最大字径宽为9厘米，高13厘米，共52个隶书体，字迹清晰明了，保存完整。碑文内容为：‘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1]28意为：“蜀郡的太守是来自平陵的何先生，他派遣来自临邛的一个叫舒鲔的下属官吏，带领服徭役的人来到这里修路。建造了高柱桩的栈道，南北长为55丈，用了1198个工作日。在建武中元二年六月修建完成。严道的官吏任云、陈春主记。”从石碑的内容上看，该碑是一个用于记功的摩崖刻石。
二、《何君阁道碑》的艺术价值
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通过简化、草化演变而来的。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统一文字，命李斯等人对当时各国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而后形成统一的文字，也就是史书上称的“书同文”。但是，文字的演变与发展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就，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何君阁道碑》正是篆书向隶书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其充分展现了篆书向隶书转变过程中的书法艺术之美。
《何君阁道碑》刻于公元57年，这一时期的汉隶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开张奔放的书法风格。而《何君阁道碑》在书法风格上，尚未完全脱离西汉早期书法的古朴、神秘，又蕴含了东汉晚期隶书的气韵。此碑书法结体宽博、古朴率直、削繁就简、随性大方，中锋用笔，变圆为方，给人以率性、自然的感觉。从章法上来看，该碑竖成列，横则完全无行，穿插错落有致，有的一行6字排列，而有的卻有9字，但却不显杂乱，错落有致，根据从每个字的特点来排列，张弛有度，显示出早期汉隶的开张之气。从字形上来看，“属”“大”“临”“百”“史”等字，又带有东汉成熟隶书的特点。从笔画上来看，笔笔中锋，如锥画沙，稳健的同时却又富于变化，其中中锋圆笔，又是篆书所特有的笔法。洪适在《隶释》中评其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1]29这里的“首”，不仅是指该碑的撰刻时间是东汉之首，同时也是对该碑艺术价值的肯定。
三、《何君阁道碑》的影响
（一）对后世隶书石刻的影响
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草书和楷书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楷书、行书、草书都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隶书作为今文字，对后面几种书体的决定性影响就更为明显了。该碑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史的珍贵实物材料，直接影响了成熟时期隶书的形成与发展。东汉时期的其他刻石，如《开通褒斜道刻石》、《郙阁颂》、《裴岑记功碑》、《石门颂》和《西狭颂》等石刻的风格与《何君阁道碑》基本相似，特别是汉中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宋代的晏褒评《开通褒斜道刻石》曰：“书法奇劲，古意其余，与《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式相若。” [1]30清代康有为在其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谈到：“至褒斜、郙阁、裴岑、尊建阁、仙有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2]255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
《开通褒斜道刻石》刻于公元63年， 从外形上看，该刻石与《何君阁道碑》都属于外形扁方、舒阔一类的，其中“君”字、“蜀”的四字部、“道”字、“阁”的门字部和“开”的门字部极其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风格上看，两碑都属于率直随性、气势磅礴一类;从笔划上看，两碑都是线条简直，笔划长短、粗细不一的。杨守敬《平碑记》：“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谓之神品。”
《石门颂》刻于公元148年，是东汉成熟隶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碑与《何君阁道碑》都属于随性自然、舒展宽博的风格，用笔都是方圆结合。《何君阁道碑》中的“造”和“建”的走字部与《石门颂》中的“道”和“通”的走字部在外形特点上极为相似。
（二）对后世书家的影响
《何君阁道碑》最早于南宋时期为李焘所发现，为此李焘还专门刻了带有年号的题跋。在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中说：“巽言李焘有跋，以便正年号。” [2]256而后，又有洪适的《隶释》抄录碑文，并对该碑高度的赞扬。刘球所著的《隶韵》收录了《何君阁道碑》30多个字。南宋庆元三年，楼机根据《何君阁道碑》的拓本，采取其中的字样，将该碑著录于他的《汉隶字源》一书中。后来又有元代郑杓、陶宗仪，分别在其各自的著作中提到该碑。明代杨慎流放到云南时，曾多次寻找《何君阁道碑》，遗憾的是找寻未果。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在一本书法的启蒙著作《童学书程》中，作者将该碑推荐给初学隶书的人。清代顾蔼吉在其著作《隶辩》中，收录了7个《何君阁道碑》的字样，并在原字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美化。冯云鹏、冯云鹓兄弟所著的《金石索》中也著录了该碑。到了清代光绪年间，沈贤修又根据前人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对《何君阁道碑》进行了重新的摹刻。康有为更是对《何君阁道碑》大加推崇。到了近现代，又有邓少琴在其著录中收纳了《何君阁道碑》的双钩本，郑东府又根据双钩本对该碑进行临摹。后来的郭沫若、鲁迅、徐无闻等人，对《何君阁道碑》也给予了关注和评价。可见，《何君阁道碑》自南宋被发现之后，就一直颇受倚重。时任雅安博物馆馆长的李炳中先生是徐无闻先生的学生，在2004年发现《何君阁道碑》时，李馆长曾说，徐无闻先生曾经告诉他：“《何君阁道碑》在荥经，其历史、书法价值极高，你回去后用心找，若能找到此碑，功莫大焉。” 《何君阁道碑》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书法家，在日本，也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学习。中国书法传播到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当时是由朝鲜学者王仁传到日本，而中日双方的直接交流又是在隋唐时期。日本的篆隶书法发展缺乏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也缺乏篆隶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背景，传入日本的时间甚至晚于中国的篆隶发展，因此，日本的篆隶书发展长期处于薄弱的状态。近现代，日本到中国来的传播学习文化的学者、书法家不乏其数，其中，有一位名叫中林梧竹的书法家，他于明治15年来到中国，跟随潘存先生学习中国书法。他与儼谷一六、下部鸣鹤合称为“明治三笔”。在中国期间，中林梧竹先生对《何君阁道碑》进行了临摹学习。在中林梧竹先生临摹的《何君阁道碑》中，其古朴劲挺之气拿捏的与原碑极为接近。中林梧竹先生回国时将该幅临摹作品带回日本，并在日本流传下来。
（三）对道路交通史的影响
《何君阁道碑》所在的雅安位于四川省的西部，东临成都平原，西临横断山脉，三面环山，处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带。因此，雅安地区在交通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何君阁道碑》便是前人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留下的珍贵财富之一。《何君閣道碑》的出现，证实了西南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途经严道的，对从严道进入西南夷地的交通线路的明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打破了学界对西南丝绸之路存在的质疑，对研究西南古代交通史提供了确切的史料记载。而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拉近了汉族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发展。雅安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炳中先生在200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
四、结语
《何君阁道碑》是现发现的东汉最早的隶书碑刻，在汉字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中不能忽视的存在。而该碑的再现，不仅增加了中国汉代碑刻的丰富性，而且还推翻了之前的《开通褒斜道刻石》为东汉之首的观点。《何君阁道碑》重要的艺术价值决定了其对后世书法传承的重要性，其不仅对后世隶书碑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后世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外的一些书法家作品和风格都有一定的影响。该碑刻的发现，对古代交通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何君阁道碑》发现时间较晚，对现当代书法家产生的影响还比较小，但该碑刻所蕴含的重要艺术价值，应当引起当代书法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李炳中.东汉隶书 斯为之首：何君尊楗阁刻石考释《汉艺精粹：雅安汉代石刻精品》[M].成都：巴蜀书社，2017.
[2]王家葵.玉口口读碑：碑帖故事与考证[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作者单位：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