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来，似乎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梦。那梦境中毫无快意，而是充满了郁郁悲情。
　　1957年秋天，我拿着寄自重庆嘉陵江北岸某陵园的一张迁坟通知，走进了《北京日报》人事处办公室。通知书上写着，埋葬我父亲的那座陵园，要搞什么建筑，让家属速去迁坟，过了迁移期限，将按无主坟茔处理。事情急迫，虽然当时我的头上已顶上了右派的铁帽，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人事处。人事处处长听完我的陈述，又看了看那张通知书，脸色阴沉地问：“非要你去办理不可吗？家里别的人能不能去办这件事？”
　　我说：“张沪（我当时的妻子）也划成右派了，母亲是个农村来的妇女，剩下就是我的儿子了……”
　　他摇摇手，制止我再说下去。过去在编辑部他与我共过事，知道我家中的详情，也知道我的儿子还不满一周岁。他把那张迁坟通知看了又看，最后抬起头：“你父亲哪年故去的？”
　　“我刚刚四岁的时候。”
　　“他在重庆干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反动派。”
　　“档案里没有记载的事儿，你怎么会知道？”
　　“我听家叔说过，父亲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还与北洋学生一起，参加了南京的卧轨请愿，逼蒋介石抗日。根据这些，我想我父亲是倾向革命的。”
　　“那他怎么没有到延安，而到了重庆？”
　　我回答不出他的质询，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父亲何以去了重庆。
　　大概过了一两天的光景，他派人从工地上把我找来，说不能断定父亲是反革命，但也不是革命分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其逻辑如旧：父亲没去延安。迁坟的事他还是批准了，但不忘警告我：“离开北京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想入非非，跑是跑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心的。”
　　我的心顿生悲情——他认为我会借机逃跑。
　　……
　　准假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开往大西南的火车。1957年，我只有24岁，孤身一人奔往陌生的重庆，心里很不踏实。我只是从随身携带的四川地图上，找到了嘉陵江的位置，但仍不知那座陵园的方位。在火车上，我曾打算到了重庆找朋友帮忙，比如诗人孙静轩等文友，可当我到达重庆后，突然绝了这个念头：我已是上了报纸的右派，反右开始以来，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这样做会不会给人家带来麻烦？
　　多亏我在成都有个亲戚，在成都换车时，他交给我一张去嘉陵江畔墓园的详图，并指点我夜里该到哪儿投宿。抵达重庆当晚，夜宿枇杷山附近的一家旅馆，我隔窗外望，不但分不清东西南北，连山城那零零星星的灯光都显得格外陌生。离开北京时，母亲把她保存了多年的一张父亲的照片塞进我的衣袋。照片上的父亲身着西装，一副学士模样。母亲之所以把那张照片交给我，是担心万一找不到父亲的坟茔时，照片可以作为查对的线索。此时，我把父亲的遗照在灯下看了又看，希望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在重庆一帆风顺。
　　迁坟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先要找到陵园，然后开棺取骨，并送到火葬场火化——最后一道工序，才是将骨灰运回北京。
　　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先到商店买一个小小的木箱，然后按着地图的指向，坐公共汽车奔嘉陵江渡口。坐船过江后，沿山路而上，询问了当地的一个山民，很快找到了那个陵园。看守陵园的是个头上缠着布巾的四川老汉，他带我找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碑。我从他满口川腔的讲述中，听清楚了其中的一些话。他说，父亲下葬时他就在这里看陵。原来父亲陵墓的外围有个水泥棺罩，是北洋大学同学会建造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重庆，父亲的坟茔没能幸免，水泥棺外罩被炸掉了，所幸没有伤及棺木，老汉用土将它重新埋好。
　　“真得謝谢您了，您知道坟里的人，是怎么死的吗？”
　　老汉呆愣了好一阵，然后告诉我，听送葬的人说父亲死于肺痨。送葬的人都非本乡人，碑文上写着北洋同学会，想必是父亲生前的同学友好。我确信这位老人的说法，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父亲确实得过肺病。老人拿来撬棍之类的铁器，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棺木的上板掀开。我永生难忘的是，在老人打开棺木的瞬间，我见到了棺木里的父亲——当然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待棺木完全打开以后，父亲原本的人形迅速变成了一堆灰烬。我与父亲闪电般的面晤，使我感受到内心的极度满足。尽管这“海市蜃楼”消失之后，只剩下一堆骷髅，但我确信这不是精神幻觉，而是真实的面晤。看坟的老人解释说，这得利于棺木密封得好，如果当初密封得不好，我是没有福气见父亲最后一面的。老人看管陵园多年，不仅对死亡国里的事情知多识广，而且尽职尽责。他伏身在棺木里拾了老半天，才把父亲的亡骨一一装进我的木箱里。
　　那时的重庆仅有一个刚刚建成的火葬场，由于对重庆陌生，我手提着骨灰箱，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当夜，我就与父亲的亡灵共眠在旅馆里。我把装有父亲亡骨的木箱，放在床前的木桌上，心里是不可名状的悲楚：听参加过土改的乡亲们说，从父亲和母亲住的那间屋子里，曾找出一本毛边纸的革命书籍，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父亲又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南京卧轨请愿，可他为何到了重庆而不是延安？……
　　第二天早晨，旅馆服务员热情地帮我租了一辆汽车到火葬场。汽车跑了很远的路，直到临近中午，才找到火葬场的大烟囱。不知是不是当时的重庆人还留恋土葬习俗，火葬场十分冷清，来这儿火化尸骨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因而我很快完成了火化父亲遗骨的殇事。我从火葬场买了一个骨灰盒，将骨灰装在盒内。我舍不得扔下那个装运尸骨的木箱，便把骨灰盒套在木箱内，连夜登上北返的火车。
　　这是重庆留给我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的精神烙印。尽管40多年的时间已流逝过去，但那感伤的记忆并未褪色——一个当时头戴铁帽的“活鬼”，去寻觅父亲的亡魂，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大概到了1990年代初期，我才解开当初父亲去重庆之谜：我的小姑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告诉了我有关父亲的往事。抗战风云乍起之时，北洋大学先是西迁陕西，后又从陕西收缩到重庆。父亲与几个北洋毕业的学子，动议沿长江水路逃亡延安，就在他们付诸行动时，父亲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被捕。父亲被关押进重庆国民党陆军监狱，在关押期间因肺病复发而死。1998年10月，我出访台湾，在高雄遇到了父亲北洋大学的一位故交，他印证了小姑讲述的一切——至此，我才解开父亲早逝之谜。
　　昔日阶级斗争的演绎法真的严酷，父亲和我都是此演绎法的网中之鱼。而今，写此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庆往事，虽仍然感到酸楚，但对穿越过历史混沌时期的芸芸众生，不失为“温故而知新”的提示；而对那些生于历史新时期的幸运儿，似更能使其认知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的缺圆之蚀。
　　月圆不忘月残时，这也算是在一个世纪之末，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则历史格言吧！
　　2005年夏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家访，聊天中我谈及这段重庆往事，老金说我可以写个材料，申报烈士后代。我向老金表示了谢意，但我不想用父亲的血染红我的头冠。我永远是我——一个追求生活散淡的文人。
　　2006年初于北京
　　
　　（作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