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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美人’你看过吗？”27岁的山西女孩靳魏坤挺直了胸，站在病房中央问，“那个节目给人一种暗示，整形不仅仅是改变容貌，你的生活都会被改变，没有整容欲望的人也会想去试试。”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毛衣，利落地扎起一根马尾辫，一笑，嘴巴是歪的。
靳魏坤说自己之前做过演员，问她演过什么，她自信满满地说：“我演过很多，但是你肯定都认不出我。”说完又是一乐，算是给自己解围。她的“演艺生涯”被一次失败的胸部整形手术拖了后腿，医生没有资质，那次在太原的手术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靳魏坤的胸部一直是溃烂的，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痛苦。在韩国一档真人秀“Let美人”里，她看到了和自己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例，一个受到同样困扰的妈妈在节目里重获新生，这让她兴奋了很久，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一些被外貌困扰的女性在节目里通过整形手术、时尚包装变身为令人羡艳的美人，医生们看起来和蔼而稳重，整形医院被描述成一个打造奇迹的地方。
靳魏坤从节目里营造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你看过哪一期？你知道方美晶么？”在她兴奋的叙述里，这是一个被节目选中的幸运儿通过整形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方美晶曾经被人们嘲笑为丑女，面部不对称、下巴突出，甚至因为相貌对人生失去希望，手术之后，她脸蛋小巧，五官精致，皮肤吹弹可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她现在就在那家整形医院做前台，很美，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广告，给客人倒一杯水、聊聊天就足够吸引人。”
靳魏坤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小时候的苦日子让她心有余悸，“想吃一个鸡蛋都会挨打”。她很早就一个人闯荡社会，希望当明星出道改变命运。因为对韩国整形的向往，她时常搜索“Let美人”的报名机会，迟迟没有等到，被搜索栏下另一条消息吸引——“许愿清单2”，中国版“Let美人”。在节目组的宣传中，这是由韩国KBS和东方卫视共同打造的。但结果表明，这种宣传未必是真实的。靳魏坤当时却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好的电视台和节目主持人就是品质保证。
顺藤摸瓜报了名，在上海的“海选”现场里，她很整齐地梳着一个马尾辫，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做一名艺人，让家里的奶奶过上好日子。”希望自己能够像“Let美人”里的主角一样，通过整容获得重生。
如果只看当初的心情，靳魏坤确实像是中了大奖一样，韩国一家整形医院的院长说看中了她的才华，在现场握住她的手。“我不仅要修复你的胸，还要做你的脸，给你一张美丽的面庞。”
按照“Let美人”的套路，这是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的开始，之后是变身之后的康庄大道。节目组说，她还会得到在韩国出道的机会，签约最大的经纪公司，梦想的实现看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憧憬了一下重生之后的未来，感激涕零地说：“以后我红了，一定在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谢院长，竭尽所能帮医院做宣传。”
2014年1月，靳魏坤坐上了去往首尔的飞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狎鸥亭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医院里和蔼的医生就像是造梦大师。“谁也没有办法否认，好看的人就是有更多的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节目还没录完，靳魏坤发现自己的脸歪了，为了得到再回韩国修复的机会，她化着浓妆，在录制现场强颜欢笑地演了一场。但节目并没有如期播出，甚至“东方卫视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档节目”，这只是混乱的开始。
首尔狎鸥亭的整容一条街在求美者心中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39岁的宁波人宓圆圆怎么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那里被警察带走。“我老公说，那么丑的人到了那儿都会变美，你去还不变成天仙啊。”
宓圆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女性，她穿着一身缝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绒衣，帽子上有两个俏皮的耳朵，坐在记者对面，拧开黄色的润肤乳瓶子，慢悠悠地将乳液涂在手上。她长了一张精致的脸，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没有皱纹。
如果不是在韩国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整容手术，这位几乎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士应该依然过着阔太的平静生活，她从不需要考虑生计和现实，“每个月至少2万块的生活费，包包和化妆品另外算”。第一次在韩国一家整容医院犹豫的时候，医生看到她手上拎着爱马仕的皮包，对她说：“不会有问题，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你拿的包是一样好的。”
整形对她来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甚至只是无聊生活的一点调剂品。宓圆圆清楚地记得，丈夫在她整形之前说，等回来，再换一台新车。“香车美人，更好的车才能配得上我。”但回到宁波之后，她没有等到想要的翘鼻子，反而是持续的红肿、鼻孔朝上，发际线下移的手术在额头上留下一条疤痕，前额也失去知觉。
“被妈妈关起来三天没有出门。”宓圆圆说话轻声细语，是江南人的腔调，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庇护之下，美好的容貌是家人引以为傲的。“他们吃饭也喜欢带着我去，觉得有面子。”红肿迟迟没有消下去，镜子里的这一张脸成了心病，医院通过翻译告诉她吃些抗生素，但吃药、输液，都不见好。
但除了一张术后告知书，没有任何能证明她在韩国Faceline整形医院做过手术的证据。她飞去韩国找医院，偷偷打开手机录音，想保存一点证据，费了好大力气要病历，只要来一张和自己金额、日期都对不上的银行刷卡记录。
宓圆圆回忆，医院的态度在她手术之后第二次去韩国讨说法时开始急转直下，之前帮她说话、和她一起哭的韩国小翻译被医院辞退了，另一位中国翻译帮她传达了院长恶狠狠的态度：你如果不低调就滚。她又软弱下来，求医生帮她好好修复，但是做完修复手术，“鼻子成了S形”，希望再一次落空。从这个时候起，宓圆圆再没离开过帽子和口罩，吃饭时，她会把口罩向上一拉，确保鼻子被遮住，小心翼翼地露出嘴。
医院拒绝赔偿，海外维权进入一个死局；家人不能理解，国内的生活也陷入混乱。不久，宓圆圆遇到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靳魏坤，她决定也选择抗争。2014年4月，两人一起去韩国继续讨说法，之前抱有希望的医院开始成为噩梦。对方已经不愿意再接待她们，沟通陷入一种抗议、报警、再抗议的反复之中。甚至是更直接的冲突，宓圆圆戴着鸭舌帽，举着自己整容失败的海报，被泼了一身的方便面，白衣服被染上麻辣味的汤汤水水。 在韩国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回国之后，丈夫离开了她。之前情感上、经济上的支持瞬间消失，几次维权往返韩国已经花掉十几万元人民币，仍然没有结果。她没有工作，只能依靠父母，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下一次赴韩显得遥遥无期。向国内媒体曝光求助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深圳的陈怡丽看到消息，直接订了机票来北京汇合，此前她因为在韩国整形失败患上了抑郁症，和家人疏离。当三个同病相怜的人抱在一起，她感到被理解。
维权的日子并不好过，三个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将近一年的斗争已经花了不少钱。宓圆圆以前从来不坐出租车，嫌座套不够干净，现在标准已经降了很多，乘着公交地铁往外跑，“能打一次车也很高兴了”。家里人催她回去相亲，她没有答应。
灰心丧气的情绪在三个人身上此起彼伏，但总有人适时地扮演着打气的角色。靳魏坤是最有主意的一个，午饭时间，她点完了菜，情绪激动起来：“我们要是现在放弃了，那几家医院一定会偷笑，那三个人当时闹得那么凶，最后还不是默默放弃？”她越说越激昂，在嘈杂的东北餐馆里，像是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孤独演说者。“我们不能放弃，得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她们在媒体上的曝光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在狎鸥亭做翻译的王欢告诉记者：“最近的中国客人明显少了，可能和那三个女孩儿有关系，有韩国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最近中国客人这么少？”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中介网站和像王欢这样的翻译正是连接中国客人和韩国医院的角色。他2007年从河南焦作到韩国留学，毕业之后发现这个行业的商机，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接待中国求美者，依靠QQ群里的人际传播，有源源不断的客户。他接待的姑娘们戴着墨镜、口罩，坐在车里帮他录一段介绍自己整形感受的视频，就能免费在他家里住到拆线回国。
王欢很坦然地告诉记者，从医院里拿提成是合法的，“就像是售楼小姐一样，不可能是白服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翻译的角色又给中国整形者一个抱团取暖的机会，有了和医院对话的筹码。一个王欢介绍的客人在一家医院整形失败之后，他和医院争取要回了手术费。“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去，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医院是看利益的，他们不想得罪我，因为得罪我一个，我背后的一串人也不会来了。”
“韩国人的价格和中国人的价格本身就不一样。”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整形达人陈英告诉记者，这是每一个赴韩整形者都知道的潜规则，很多韩国整形医院成立海外部的成本，给中介、翻译的费用，都要放进中国求美者的手术费中。中介的角色最初是由旅行社或者导游兼职做的，因为其中高额的利润，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从线上的咨询到签证、机票、酒店、介绍医院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价格的标准可能和你穿什么衣服有关系，从你出门开始，可能已经有人在评判你的消费能力，这决定着你最终手术的费用。”陈英更主张一个人直接去医院，依靠着其他网友提供的经验和医院砍价，不给任何中间环节提供赚钱的机会。“对于中介网站来说，赴韩的各个环节都是赢利点，经济条件好的人可能觉得，我知道你骗我，没关系，你给我整得好就好。”
但并不是所有医院都具备这种能力，再回忆起一年前在韩国看望刚刚做完手术的靳魏坤，陈英有些懊悔：“那家医院有三层楼，她觉得很正规，但在我们眼里算是黑名单，基本是做一个失败一个，只是她当时已经做完了手术，我也不能打击她。”
信息和价格的不透明，让这个链条上的利益分配变得混乱。中日友好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薛志强告诉记者：“国内很多中介机构为了盈利，把求美者推荐到一些并不是太好的医院，而且中介能拿到手术费用的一半，这在业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很多中国整形专家无奈地成了最后一环，承接着赴韩整形者回国之后的疑问、难题甚至是修复手术。薛志强告诉记者：“赴韩整形在最近三年火爆起来，在外院做的手术，国内三甲医院一般是不给拆线的，怕万一出事故，责任不好界定。”但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步增长的另外一个患者诉求是修复，很多在韩国手术失败又维权无门的人，最终还是只能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找专家做尽可能的弥补。
薛志强看过靳魏坤的片子，他说：“脸部不对称是比较明显的，从片子上也看得比较清楚，骨骼对位和愈合情况都不是很好，从我作为医生的角度来看手术肯定是不成功的。”他经常遇到在韩国整形失败的患者找他做修复手术，他告诉记者：“像靳魏坤她们是比较勇敢的，敢站出来，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
采访刚刚开始时，靳魏坤给记者第一个展示的是手机里五个赴韩整形失败维权的群，正在壮大力量，其中一个叫作“战！必胜”，代表了她和同伴现在的状态。告别之前，她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语气强硬：“如果不维权就赶紧退群，不维权的没有必要待在群里。”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靳魏坤说自己之前做过演员，问她演过什么，她自信满满地说：“我演过很多，但是你肯定都认不出我。”说完又是一乐，算是给自己解围。她的“演艺生涯”被一次失败的胸部整形手术拖了后腿，医生没有资质，那次在太原的手术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靳魏坤的胸部一直是溃烂的，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痛苦。在韩国一档真人秀“Let美人”里，她看到了和自己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例，一个受到同样困扰的妈妈在节目里重获新生，这让她兴奋了很久，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一些被外貌困扰的女性在节目里通过整形手术、时尚包装变身为令人羡艳的美人，医生们看起来和蔼而稳重，整形医院被描述成一个打造奇迹的地方。
靳魏坤从节目里营造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你看过哪一期？你知道方美晶么？”在她兴奋的叙述里，这是一个被节目选中的幸运儿通过整形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方美晶曾经被人们嘲笑为丑女，面部不对称、下巴突出，甚至因为相貌对人生失去希望，手术之后，她脸蛋小巧，五官精致，皮肤吹弹可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她现在就在那家整形医院做前台，很美，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广告，给客人倒一杯水、聊聊天就足够吸引人。”
靳魏坤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小时候的苦日子让她心有余悸，“想吃一个鸡蛋都会挨打”。她很早就一个人闯荡社会，希望当明星出道改变命运。因为对韩国整形的向往，她时常搜索“Let美人”的报名机会，迟迟没有等到，被搜索栏下另一条消息吸引——“许愿清单2”，中国版“Let美人”。在节目组的宣传中，这是由韩国KBS和东方卫视共同打造的。但结果表明，这种宣传未必是真实的。靳魏坤当时却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好的电视台和节目主持人就是品质保证。
顺藤摸瓜报了名，在上海的“海选”现场里，她很整齐地梳着一个马尾辫，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做一名艺人，让家里的奶奶过上好日子。”希望自己能够像“Let美人”里的主角一样，通过整容获得重生。
如果只看当初的心情，靳魏坤确实像是中了大奖一样，韩国一家整形医院的院长说看中了她的才华，在现场握住她的手。“我不仅要修复你的胸，还要做你的脸，给你一张美丽的面庞。”
按照“Let美人”的套路，这是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的开始，之后是变身之后的康庄大道。节目组说，她还会得到在韩国出道的机会，签约最大的经纪公司，梦想的实现看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憧憬了一下重生之后的未来，感激涕零地说：“以后我红了，一定在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谢院长，竭尽所能帮医院做宣传。”
2014年1月，靳魏坤坐上了去往首尔的飞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狎鸥亭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医院里和蔼的医生就像是造梦大师。“谁也没有办法否认，好看的人就是有更多的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节目还没录完，靳魏坤发现自己的脸歪了，为了得到再回韩国修复的机会，她化着浓妆，在录制现场强颜欢笑地演了一场。但节目并没有如期播出，甚至“东方卫视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档节目”，这只是混乱的开始。
首尔狎鸥亭的整容一条街在求美者心中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39岁的宁波人宓圆圆怎么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那里被警察带走。“我老公说，那么丑的人到了那儿都会变美，你去还不变成天仙啊。”
宓圆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女性，她穿着一身缝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绒衣，帽子上有两个俏皮的耳朵，坐在记者对面，拧开黄色的润肤乳瓶子，慢悠悠地将乳液涂在手上。她长了一张精致的脸，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没有皱纹。
如果不是在韩国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整容手术，这位几乎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士应该依然过着阔太的平静生活，她从不需要考虑生计和现实，“每个月至少2万块的生活费，包包和化妆品另外算”。第一次在韩国一家整容医院犹豫的时候，医生看到她手上拎着爱马仕的皮包，对她说：“不会有问题，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你拿的包是一样好的。”
整形对她来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甚至只是无聊生活的一点调剂品。宓圆圆清楚地记得，丈夫在她整形之前说，等回来，再换一台新车。“香车美人，更好的车才能配得上我。”但回到宁波之后，她没有等到想要的翘鼻子，反而是持续的红肿、鼻孔朝上，发际线下移的手术在额头上留下一条疤痕，前额也失去知觉。
“被妈妈关起来三天没有出门。”宓圆圆说话轻声细语，是江南人的腔调，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庇护之下，美好的容貌是家人引以为傲的。“他们吃饭也喜欢带着我去，觉得有面子。”红肿迟迟没有消下去，镜子里的这一张脸成了心病，医院通过翻译告诉她吃些抗生素，但吃药、输液，都不见好。
但除了一张术后告知书，没有任何能证明她在韩国Faceline整形医院做过手术的证据。她飞去韩国找医院，偷偷打开手机录音，想保存一点证据，费了好大力气要病历，只要来一张和自己金额、日期都对不上的银行刷卡记录。
宓圆圆回忆，医院的态度在她手术之后第二次去韩国讨说法时开始急转直下，之前帮她说话、和她一起哭的韩国小翻译被医院辞退了，另一位中国翻译帮她传达了院长恶狠狠的态度：你如果不低调就滚。她又软弱下来，求医生帮她好好修复，但是做完修复手术，“鼻子成了S形”，希望再一次落空。从这个时候起，宓圆圆再没离开过帽子和口罩，吃饭时，她会把口罩向上一拉，确保鼻子被遮住，小心翼翼地露出嘴。
医院拒绝赔偿，海外维权进入一个死局；家人不能理解，国内的生活也陷入混乱。不久，宓圆圆遇到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靳魏坤，她决定也选择抗争。2014年4月，两人一起去韩国继续讨说法，之前抱有希望的医院开始成为噩梦。对方已经不愿意再接待她们，沟通陷入一种抗议、报警、再抗议的反复之中。甚至是更直接的冲突，宓圆圆戴着鸭舌帽，举着自己整容失败的海报，被泼了一身的方便面，白衣服被染上麻辣味的汤汤水水。 在韩国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回国之后，丈夫离开了她。之前情感上、经济上的支持瞬间消失，几次维权往返韩国已经花掉十几万元人民币，仍然没有结果。她没有工作，只能依靠父母，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下一次赴韩显得遥遥无期。向国内媒体曝光求助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深圳的陈怡丽看到消息，直接订了机票来北京汇合，此前她因为在韩国整形失败患上了抑郁症，和家人疏离。当三个同病相怜的人抱在一起，她感到被理解。
维权的日子并不好过，三个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将近一年的斗争已经花了不少钱。宓圆圆以前从来不坐出租车，嫌座套不够干净，现在标准已经降了很多，乘着公交地铁往外跑，“能打一次车也很高兴了”。家里人催她回去相亲，她没有答应。
灰心丧气的情绪在三个人身上此起彼伏，但总有人适时地扮演着打气的角色。靳魏坤是最有主意的一个，午饭时间，她点完了菜，情绪激动起来：“我们要是现在放弃了，那几家医院一定会偷笑，那三个人当时闹得那么凶，最后还不是默默放弃？”她越说越激昂，在嘈杂的东北餐馆里，像是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孤独演说者。“我们不能放弃，得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她们在媒体上的曝光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在狎鸥亭做翻译的王欢告诉记者：“最近的中国客人明显少了，可能和那三个女孩儿有关系，有韩国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最近中国客人这么少？”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中介网站和像王欢这样的翻译正是连接中国客人和韩国医院的角色。他2007年从河南焦作到韩国留学，毕业之后发现这个行业的商机，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接待中国求美者，依靠QQ群里的人际传播，有源源不断的客户。他接待的姑娘们戴着墨镜、口罩，坐在车里帮他录一段介绍自己整形感受的视频，就能免费在他家里住到拆线回国。
王欢很坦然地告诉记者，从医院里拿提成是合法的，“就像是售楼小姐一样，不可能是白服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翻译的角色又给中国整形者一个抱团取暖的机会，有了和医院对话的筹码。一个王欢介绍的客人在一家医院整形失败之后，他和医院争取要回了手术费。“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去，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医院是看利益的，他们不想得罪我，因为得罪我一个，我背后的一串人也不会来了。”
“韩国人的价格和中国人的价格本身就不一样。”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整形达人陈英告诉记者，这是每一个赴韩整形者都知道的潜规则，很多韩国整形医院成立海外部的成本，给中介、翻译的费用，都要放进中国求美者的手术费中。中介的角色最初是由旅行社或者导游兼职做的，因为其中高额的利润，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从线上的咨询到签证、机票、酒店、介绍医院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价格的标准可能和你穿什么衣服有关系，从你出门开始，可能已经有人在评判你的消费能力，这决定着你最终手术的费用。”陈英更主张一个人直接去医院，依靠着其他网友提供的经验和医院砍价，不给任何中间环节提供赚钱的机会。“对于中介网站来说，赴韩的各个环节都是赢利点，经济条件好的人可能觉得，我知道你骗我，没关系，你给我整得好就好。”
但并不是所有医院都具备这种能力，再回忆起一年前在韩国看望刚刚做完手术的靳魏坤，陈英有些懊悔：“那家医院有三层楼，她觉得很正规，但在我们眼里算是黑名单，基本是做一个失败一个，只是她当时已经做完了手术，我也不能打击她。”
信息和价格的不透明，让这个链条上的利益分配变得混乱。中日友好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薛志强告诉记者：“国内很多中介机构为了盈利，把求美者推荐到一些并不是太好的医院，而且中介能拿到手术费用的一半，这在业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很多中国整形专家无奈地成了最后一环，承接着赴韩整形者回国之后的疑问、难题甚至是修复手术。薛志强告诉记者：“赴韩整形在最近三年火爆起来，在外院做的手术，国内三甲医院一般是不给拆线的，怕万一出事故，责任不好界定。”但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步增长的另外一个患者诉求是修复，很多在韩国手术失败又维权无门的人，最终还是只能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找专家做尽可能的弥补。
薛志强看过靳魏坤的片子，他说：“脸部不对称是比较明显的，从片子上也看得比较清楚，骨骼对位和愈合情况都不是很好，从我作为医生的角度来看手术肯定是不成功的。”他经常遇到在韩国整形失败的患者找他做修复手术，他告诉记者：“像靳魏坤她们是比较勇敢的，敢站出来，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
采访刚刚开始时，靳魏坤给记者第一个展示的是手机里五个赴韩整形失败维权的群，正在壮大力量，其中一个叫作“战！必胜”，代表了她和同伴现在的状态。告别之前，她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语气强硬：“如果不维权就赶紧退群，不维权的没有必要待在群里。”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