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中国领导人在访问江西省时提起了长征这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他在回应与美国不断加剧的经济冲突时说道：“现在是新的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
　　在中国，对领导者这类宏大讲话象征意义的解读要比字面解释更为重要。在长征的地方，中国领导人的提醒凸显出了中国最强大之处：远见。
　　这种力量在7月初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期间展现了出来。在经过一系列广泛会议和讨论后，我们得出了三个结论。
　　首先，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增长放缓并不是恐惧的根源。虽然从历史角度看最新的GDP报告确实表现疲软：季度增长数字是自1992年采用现行统计报告体制以来最低的，甚至比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时还低。但是2019年第二季度的6.2%的数字只是比之前八个季度相对克制的6.7%平均增速相对温和地减少了0.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09年第一季度6.6%的增速其实比之前八个季度12.1%的平均增速骤降了5.5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设想，适度放缓都算不上是增长崩溃。
　　这应该不足为奇。中国手里有着更多的政策杠杆而非增长阻力。当局在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基础设施支出和其他形式的财政刺激措施方面都有足够的空间，对突发性增长事故的关注度也远不如美国的叙述让人感觉得那样高。
　　此外，华盛顿对谁将在贸易摩擦中获利这个命题的关注，忽视了中国经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性转变。相对于十年前占到实际GDP7.5%的净出口额，2018年时该指标被大幅压缩到仅相当于中国GDP的0.8%。虽然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也无法独善其身，但中国已经比当年更不容易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就算在一次贸易摩擦中处于下风——这依然是个值得商榷的命题——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损害也是微不足道的。
　　从我最近参与的讨论中脱颖而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中国在处理外部不确定因素方面是极富耐心且有条不紊的。中国官员在制定自身对贸易冲突的战略回应时并不打算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下注。虽然大选结果涉及重大利益，但与中国领导人的长征远景的一致之处在于，中国的领导层正准备承受一场持久的对抗，无论谁当上美國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官员并不赞同美国国内的共识，即美国的2020年后中国政策轨迹将维持现状——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假使特朗普落败，中国人怀疑美国的外交政策将转向更加多边且以联盟为重点的方式。而他们最大的希望则是美国能恢复自身政策制定过程的一致性。
　　跟许多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很难应对在关税和制裁方面那些无法预测甚至有点异想天开的变化。即便下任新总统要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一个连贯且明确表达的美国战略，也会更有效地设定辩论框架并为双方的不满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方面带来希望。
　　第三，华为对中国来说事关重大。这家科技巨头被视为中国的龙头企业，也是中国推动自主创新的象征，而后者正是其长期增长和发展愿景的核心。
　　毋庸置疑，由于美国向其国内领先的半导体芯片、其他组件和软件供应商——诸如AMD、 IBMMarvell、英特尔、谷歌和微软等——施压来挤压华为的供应链，华为因此遭遇了很大压力。
　　虽然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发出了关于放宽对华为限制的混合信号，但美国将贸易政策用作武器的做法向中国发出了明确信息：解决其尖端科技企业供应链脆弱性的需求，现已成为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西方的传统观点是，中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芯片和软件产业以填补美国限制所造成的空白。但我在7月初采访过的中国人认为这一差距可以更早被弥合——或许就在两年内。
　　中国的远见一再与美国的短期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毋庸置疑，这一点在过去两年半间特朗普的推文推动式政策开局中已经变得越发明显。而某位中国官员则承认自己会浏览特朗普的推文。
　　这并不奇怪，须知孙子在他那本古老的《孙子兵法》中已经给出了最绝妙的解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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