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奋斗多年的肯尼亚女性政治家，回忆起自身谴遇的暴力与歧视。但仍不放弃对祖国的希望。
北美人士常形容政治是“血淋淋的运动”，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政治可以血腥到什么程度。我是佛萝拉·伊歌琪·泰拉(FIora IgokiTerah)，2007年正当我竞选肯尼亚国会议员时。就曾在住家外面遇袭受伤，住院好几个星期。我有多位投入这场选举的同志也受到各种骚扰，有人被殴打成伤，另一位候选人爱丽丝·昂杜朵甚至惨遭枪杀。
儿子被殴打致死
我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意外。2007年时，我在肯尼亚政坛已有一定阅历，很清楚政治人物必须担负的风险，尤其是女性政治人物。然而来年3月，我接到姐姐卡萝的电话时，对于即将听到的消息还是毫无心理准备。
“你身边有别人在吗?”卡萝低声问我。
“有啊。”我回答。
“走到那些人身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为什么?怎么了?”
“昨天晚上，帝伊被一群歹徒殴打。他死……”
帝伊是我的儿子，一个英俊的男孩，我唯一的孩子。
那天晚上，帝伊出门要买一套茶具，准备送给他的外婆当生日礼物。我知道的案情就只有这些，警方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他们将这起案子视为偶发的街头暴力事件，无意追根究底。帝伊已经上大学，足球踢得很好，未来想当儿童球队的教练。我知道他的死因并不单纯，有人不择手段，只为了逼我退出政坛。
那天中午，阳光炽热难当，我走进停尸间，承办人员领我到后面。帝伊静静躺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长袖衬衫。我心想，他一定很热，于是解开他衬衫的钮扣。一阵寒意袭来，深入骨髓，从此，我再也感受不到温暖。
6岁参与政治
第一次参与政治是在我6岁那年。有一天我跷课，加人家乡奇诺鲁村村民的游行示威。我拎着装满课本的纸袋。和大人一起前进。
我的政治启蒙者是父亲。他和一般父亲不同，当他和别人讨论政治时，都会让我在旁聆听，还允许我问东问西。然而真正让我步上政治这条路的，是已故的叔叔。他担任肯尼亚中部大城美鲁的国会议员长达15年，为女性村民成立植树与农耕合作社。他经常带找走访选区的街坊邻里，希望我认识他想帮助的妇女，了解她们，的贫穷处境、遭受男性亲人虐待的情况，以及她们的丈夫如何三妻四妾，和禁止她们表达政治意见。
叔叔的观念非常先进，一向大力支持妇女争取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他希望赋予妇女力量，结果一路走来，我也因此更加坚强。后来我投入美鲁的社区发展工作，到现在将近20年。我举办研习会，教导妇女了解自身的政治权利与选举权。我建立反暴力计划。协助妇女认清家暴本质，知道受虐时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此外，我也设立了几家诊所，我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推动了解和防治艾滋病。这项工作必须教导男性和女性使用保险套，但是人们的偏见形成强大阻力，他们对我说：“你当然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东西，因为你根本就是个妓女。”
我曾经被人吐口水、嘲笑、排挤，但依然坚持下去。我深信从养儿育女、经营企业到选举政治领袖，女性都必须和男性平起平坐。
一切为了肯尼亚
西方世界总以为肯尼亚是个安定的民主国家，事实则完全相反。2010年之前的旧宪法是20世纪60年代与英国谈判独立时的产物；肯尼亚有42个族群或部族，旧宪法号称要尊重肯尼亚各族群的文化自主性，结果却让肯尼亚人保留许多迫害女性的可憎传统，例如童婚、割礼、一夫多妻。肯尼亚女性负担800％的农耕工作，然而只拥有不到5％的土地，原因在于另一项传统：通常只有男人才能继承土地。
2009年4月，我和朋友策动10多个女性团体组成G10联盟，发动一场“性杯葛(性抵制)”，呼吁包括高阶政治人物妻子在内的全国女性，连续7天拒绝行房，抗议联合政府领导无方、内斗不休，导致国政停摆。这场“杯葛”立竿见影，一周之后，内阁诸公承认错误，听从肯尼亚妇女的要求。
G10运动过后，我屡次接到死亡威胁，因而被迫前往加拿大避难。那年夏天，我每周与故乡的母亲联系时，母女俩对着电话哭泣，彼此思念，希望情况能早日好转。
也许局面已经出现转机。2010年8月。肯尼亚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主张维护人权的新宪法。从此女性与少数族群能够进入政府与企业担任重要职位，警政与司法也摆脱政治人物掌控而独立运作。看到这一连串变化，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家了。
肯尼亚下一届大选将在2012年举行。201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特的一场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我拉到旁边，告诉我：“你一定要赢得下一场国会选举，你的儿子才不会白白牺牲。”
时至今日，政治仍会让我联想到死亡与酷刑，想到儿子躺在停尸间时，周遭弥漫的气味。然而我知道克林顿是对的，因此我决定踏上回家的路，再一次竞选代表美鲁选区的国会议员。
我经常心情沉重，想起帝伊的笑脸，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但是对儿子的思念也为我带来动力，帮助我描绘出一个更和平、更安定的肯尼亚。这是我毕生奋斗的目标。
(编辑／王克峰)
北美人士常形容政治是“血淋淋的运动”，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政治可以血腥到什么程度。我是佛萝拉·伊歌琪·泰拉(FIora IgokiTerah)，2007年正当我竞选肯尼亚国会议员时。就曾在住家外面遇袭受伤，住院好几个星期。我有多位投入这场选举的同志也受到各种骚扰，有人被殴打成伤，另一位候选人爱丽丝·昂杜朵甚至惨遭枪杀。
儿子被殴打致死
我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意外。2007年时，我在肯尼亚政坛已有一定阅历，很清楚政治人物必须担负的风险，尤其是女性政治人物。然而来年3月，我接到姐姐卡萝的电话时，对于即将听到的消息还是毫无心理准备。
“你身边有别人在吗?”卡萝低声问我。
“有啊。”我回答。
“走到那些人身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为什么?怎么了?”
“昨天晚上，帝伊被一群歹徒殴打。他死……”
帝伊是我的儿子，一个英俊的男孩，我唯一的孩子。
那天晚上，帝伊出门要买一套茶具，准备送给他的外婆当生日礼物。我知道的案情就只有这些，警方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他们将这起案子视为偶发的街头暴力事件，无意追根究底。帝伊已经上大学，足球踢得很好，未来想当儿童球队的教练。我知道他的死因并不单纯，有人不择手段，只为了逼我退出政坛。
那天中午，阳光炽热难当，我走进停尸间，承办人员领我到后面。帝伊静静躺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长袖衬衫。我心想，他一定很热，于是解开他衬衫的钮扣。一阵寒意袭来，深入骨髓，从此，我再也感受不到温暖。
6岁参与政治
第一次参与政治是在我6岁那年。有一天我跷课，加人家乡奇诺鲁村村民的游行示威。我拎着装满课本的纸袋。和大人一起前进。
我的政治启蒙者是父亲。他和一般父亲不同，当他和别人讨论政治时，都会让我在旁聆听，还允许我问东问西。然而真正让我步上政治这条路的，是已故的叔叔。他担任肯尼亚中部大城美鲁的国会议员长达15年，为女性村民成立植树与农耕合作社。他经常带找走访选区的街坊邻里，希望我认识他想帮助的妇女，了解她们，的贫穷处境、遭受男性亲人虐待的情况，以及她们的丈夫如何三妻四妾，和禁止她们表达政治意见。
叔叔的观念非常先进，一向大力支持妇女争取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他希望赋予妇女力量，结果一路走来，我也因此更加坚强。后来我投入美鲁的社区发展工作，到现在将近20年。我举办研习会，教导妇女了解自身的政治权利与选举权。我建立反暴力计划。协助妇女认清家暴本质，知道受虐时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此外，我也设立了几家诊所，我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推动了解和防治艾滋病。这项工作必须教导男性和女性使用保险套，但是人们的偏见形成强大阻力，他们对我说：“你当然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东西，因为你根本就是个妓女。”
我曾经被人吐口水、嘲笑、排挤，但依然坚持下去。我深信从养儿育女、经营企业到选举政治领袖，女性都必须和男性平起平坐。
一切为了肯尼亚
西方世界总以为肯尼亚是个安定的民主国家，事实则完全相反。2010年之前的旧宪法是20世纪60年代与英国谈判独立时的产物；肯尼亚有42个族群或部族，旧宪法号称要尊重肯尼亚各族群的文化自主性，结果却让肯尼亚人保留许多迫害女性的可憎传统，例如童婚、割礼、一夫多妻。肯尼亚女性负担800％的农耕工作，然而只拥有不到5％的土地，原因在于另一项传统：通常只有男人才能继承土地。
2009年4月，我和朋友策动10多个女性团体组成G10联盟，发动一场“性杯葛(性抵制)”，呼吁包括高阶政治人物妻子在内的全国女性，连续7天拒绝行房，抗议联合政府领导无方、内斗不休，导致国政停摆。这场“杯葛”立竿见影，一周之后，内阁诸公承认错误，听从肯尼亚妇女的要求。
G10运动过后，我屡次接到死亡威胁，因而被迫前往加拿大避难。那年夏天，我每周与故乡的母亲联系时，母女俩对着电话哭泣，彼此思念，希望情况能早日好转。
也许局面已经出现转机。2010年8月。肯尼亚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主张维护人权的新宪法。从此女性与少数族群能够进入政府与企业担任重要职位，警政与司法也摆脱政治人物掌控而独立运作。看到这一连串变化，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家了。
肯尼亚下一届大选将在2012年举行。201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特的一场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我拉到旁边，告诉我：“你一定要赢得下一场国会选举，你的儿子才不会白白牺牲。”
时至今日，政治仍会让我联想到死亡与酷刑，想到儿子躺在停尸间时，周遭弥漫的气味。然而我知道克林顿是对的，因此我决定踏上回家的路，再一次竞选代表美鲁选区的国会议员。
我经常心情沉重，想起帝伊的笑脸，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但是对儿子的思念也为我带来动力，帮助我描绘出一个更和平、更安定的肯尼亚。这是我毕生奋斗的目标。
(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