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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2000多年有皇帝的历史，能够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大凡一个统治比较稳定、长久的朝代，其当朝的皇帝多是能够认真学习、领悟、实践传统文化的皇帝；反之，则往往或因荒淫造成其政权的短命，或因不学无术使国家风雨飘摇。清朝虽然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朝代，但清朝皇帝在学习国学上，丝毫不亚于任何汉族王朝的帝王，所以最终成就了清朝268年稳定长久的统治。那么，清朝的皇帝是怎么学国学的，对其执政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把国学教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
清朝入关后，共10朝10帝，其中5位是成年继位，5位在幼年继位，所以他们的学习生活大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幼年皇帝和皇子皇孙的培养教育；二是成年皇帝的经筵典学。一个王朝的兴衰继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而这种素质需要长期的培养。所以，清朝将对皇子教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并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
首先，皇子均较早入学。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蒙将领的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甚至他将是否送子弟读书作为这个将领能否从军出征的条件。“如有爱惜不令读书者，其父兄也不许披甲随征，可与子弟一起在家闲处。”从康熙朝起，对皇子皇孙的学习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并成了其后清朝皇帝的家法。康熙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将会终身受益。七八岁所读之书，五六十年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读之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应须早学，勿失机会”。
其次，对皇子学习时间严格控制。要求读书的皇子，每天寅时开始进书房，中间用早膳两刻钟，下午3至5点左右放学；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后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没有假期，直到嘉庆12年开始才规定，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太热，每日半天功课。这种规定对于五六岁的幼童几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为由偷懒过外，始终被严格遵守。清朝皇子们读书的情景，连当时的一些汉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
皇子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先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一边学识字，一边学句读；然后学四书，再学五经；进而学《帝鉴》、《资治通鉴》等；幼帝还要加上学读奏折。以同治皇帝为例，同治四年之前（10岁前），主要学四书、《庭训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六年起，加讲《史鉴》和《圣训》；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提要》；九年起，加讲《易经》、《会典》、《左传》，并开始增加读奏折课程；十年起，加讲《明史》、《地图》和《读史略论》。单从经史子集诗书画，也就是现在提倡的国学内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没有清朝皇子学的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学习内容更加庞博，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主要是史书，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另外还有儒释道、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书画。读书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等，几乎无书不读。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为保证读书学习时间，他们还给自己定了规定：一是每天早起必须读《圣训》一章。《圣训》是其祖父辈皇帝一生重要诏令、谕旨的汇集，对后继位的皇帝来说，《圣训》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准则，读《圣训》即是为了从其祖宗教诲中学习治世经验，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制。二是隔天进行一次日讲。即由“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即皇帝和大臣集体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是提前定好选题，先由侍讲大臣讲，再由皇帝讲。更多的时候是皇帝自学。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载他理政之余抽时间读书的事迹，如康熙自己所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朝于斯，夕于斯”、“至于听政之暇，无问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
古语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皇帝并非天才，尤其面对略显枯燥和晦涩的经史子集、国学文典，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取巧的方法，唯有反复习读，由多而精，由博而通。康熙时期，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皇子皇孙的读书要求都是：读书要读120遍，背书也要背120遍，写字要写几十遍，诵读经书要达到“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对经义讲解要达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写字、书法更是要持之以恒地学习，康熙练习书法达到“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清宫中的数千法帖，他都临写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人者不下数千”。清后期的皇帝虽没能像康熙那样坚持下来，但是一般读书也要读几十遍。
为求得实学，他们在学习中，还利用日讲、经筵等形式与讲官和大臣开展互动，进行讨论，遇到问题或有何感想则随时提问，同时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并重，用康熙的话讲就是“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也就是说，既要相信书中的道理，又要自己认真思悟，分辨出精华和糟粕，读出书的神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做到信而不迷。比如：有一次康熙问讲官：“天下何物最肥，何物最瘦？”讲官答：“最瘦于豺狼，最肥于牛羊。”康熙听了不甚满意，又问大臣张玉书，张答：“臣以为天下最肥莫过于春雨，最瘦莫过于秋霜。”康熙听了感慨道：“此乃真宰相也！”再比如，一次讲官进《中庸》博学之，审问之一节，康熙听后问：“知行孰重？”讲官答：“宋时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康熙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
总结清朝皇帝学国学的做法，借用一位清史专家评价康熙读书的话，那就是“少年好学、青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读书学习达到四种境界：欣然境界、愤然境界、敬然境界、陶然境界；其最根本的经验则是“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
国学功底对执政能力的影响
清朝入关后共268年（1644-1911），加上入关前努尔哈赤1583起兵到1644年顺治入关的60年，共13朝12帝328年，可以划分为兴、盛、衰、亡四个阶段。在这四个时段中，可以很清楚看出，兴盛时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时期的皇帝学习修养好，即使是马上打天下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都是十分善于学习的人。努尔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满文文字，从而结束了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他还喜欢读汉族文化典籍，《三国演义》、《水浒》都是他喜欢读的书。皇太极最喜欢读史书，他曾命人翻译了《辽史》、《宋史》、《金史》、《元史》部分和《三国演义》。我们熟知的崇祯诛杀袁崇焕事件，就是皇太极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听信讹言，误以为袁崇焕私通清朝。 但是，到乾隆40年之后，清朝皇帝的国学功底虽然还在，但已经开始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下降。明显标志就是乾隆思想上不再进取，保存在档案馆里的“元旦开笔”就是最有力的史料证明。清朝从康熙开始，仿照民间习俗，每年元旦早起写开笔吉字，皇帝把他当年最想实现的心愿书写下来，密封收贮，不许任何人开看。康熙、雍正以及乾隆25年之前，每年都有新祈求。但是乾隆25年回疆平定后，乾隆在当年的开笔中写道“武成功定，修养生息”，此后终乾隆三十余年以及嘉庆一朝二十五年，他们的祈求再无任何变化。追求的停止，表明思想僵化的开始；思想的僵化，则预示着衰落的开始。反映在执政实际中，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对各种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对大事要事的处理上，清朝后期的皇帝没有了清朝前中期皇帝的魄力和能力。
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文韬武略，学识渊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国学的基础和修养，使他们能够在执政中鉴古知今，得心应手。所以清朝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都是入关时发轫，康熙时制定，雍正、乾隆时完善。如：清朝在边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两朝建立避暑山庄外八庙，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西藏参加熬茶仪式等。又如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满蒙联姻政治。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则根据地域等多种情况采取了多种方式：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制，在东北实行将军衙门制，在新疆、青海实行伯克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对稳固清朝北部陆路边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收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一“大计”、五年一“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
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首先皇子的学习制度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课读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神，有时上课嬉闹，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光绪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的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康熙和同治、光绪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上。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日本以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的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清朝政府既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至酿此大错。因此，清朝皇帝的国学功底和历史眼光，直接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既要读中国的书，也要读世界的书
清朝统治了268年，在中国历史上算是较为长久的。清朝的皇帝由于严格的培养教育和自身刻苦的学习，比起以往各朝来，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为何在当时世界发生巨变的历程中，后进的一些国家迅速崛起，而清朝帝国反而走向了衰亡？如果深入思考，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两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和历史，没有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没有开眼看世界。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帝都没学过西方文化，而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还保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更未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世界各国都还在中世纪徘徊，清朝在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那么当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的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梦中，抱守残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最后被侵略、被瓜分。
把国学教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
清朝入关后，共10朝10帝，其中5位是成年继位，5位在幼年继位，所以他们的学习生活大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幼年皇帝和皇子皇孙的培养教育；二是成年皇帝的经筵典学。一个王朝的兴衰继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而这种素质需要长期的培养。所以，清朝将对皇子教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并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
首先，皇子均较早入学。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蒙将领的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甚至他将是否送子弟读书作为这个将领能否从军出征的条件。“如有爱惜不令读书者，其父兄也不许披甲随征，可与子弟一起在家闲处。”从康熙朝起，对皇子皇孙的学习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并成了其后清朝皇帝的家法。康熙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将会终身受益。七八岁所读之书，五六十年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读之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应须早学，勿失机会”。
其次，对皇子学习时间严格控制。要求读书的皇子，每天寅时开始进书房，中间用早膳两刻钟，下午3至5点左右放学；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后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没有假期，直到嘉庆12年开始才规定，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太热，每日半天功课。这种规定对于五六岁的幼童几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为由偷懒过外，始终被严格遵守。清朝皇子们读书的情景，连当时的一些汉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
皇子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先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一边学识字，一边学句读；然后学四书，再学五经；进而学《帝鉴》、《资治通鉴》等；幼帝还要加上学读奏折。以同治皇帝为例，同治四年之前（10岁前），主要学四书、《庭训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六年起，加讲《史鉴》和《圣训》；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提要》；九年起，加讲《易经》、《会典》、《左传》，并开始增加读奏折课程；十年起，加讲《明史》、《地图》和《读史略论》。单从经史子集诗书画，也就是现在提倡的国学内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没有清朝皇子学的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学习内容更加庞博，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主要是史书，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另外还有儒释道、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书画。读书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等，几乎无书不读。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为保证读书学习时间，他们还给自己定了规定：一是每天早起必须读《圣训》一章。《圣训》是其祖父辈皇帝一生重要诏令、谕旨的汇集，对后继位的皇帝来说，《圣训》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准则，读《圣训》即是为了从其祖宗教诲中学习治世经验，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制。二是隔天进行一次日讲。即由“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即皇帝和大臣集体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是提前定好选题，先由侍讲大臣讲，再由皇帝讲。更多的时候是皇帝自学。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载他理政之余抽时间读书的事迹，如康熙自己所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朝于斯，夕于斯”、“至于听政之暇，无问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
古语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皇帝并非天才，尤其面对略显枯燥和晦涩的经史子集、国学文典，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取巧的方法，唯有反复习读，由多而精，由博而通。康熙时期，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皇子皇孙的读书要求都是：读书要读120遍，背书也要背120遍，写字要写几十遍，诵读经书要达到“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对经义讲解要达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写字、书法更是要持之以恒地学习，康熙练习书法达到“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清宫中的数千法帖，他都临写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人者不下数千”。清后期的皇帝虽没能像康熙那样坚持下来，但是一般读书也要读几十遍。
为求得实学，他们在学习中，还利用日讲、经筵等形式与讲官和大臣开展互动，进行讨论，遇到问题或有何感想则随时提问，同时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并重，用康熙的话讲就是“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也就是说，既要相信书中的道理，又要自己认真思悟，分辨出精华和糟粕，读出书的神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做到信而不迷。比如：有一次康熙问讲官：“天下何物最肥，何物最瘦？”讲官答：“最瘦于豺狼，最肥于牛羊。”康熙听了不甚满意，又问大臣张玉书，张答：“臣以为天下最肥莫过于春雨，最瘦莫过于秋霜。”康熙听了感慨道：“此乃真宰相也！”再比如，一次讲官进《中庸》博学之，审问之一节，康熙听后问：“知行孰重？”讲官答：“宋时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康熙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
总结清朝皇帝学国学的做法，借用一位清史专家评价康熙读书的话，那就是“少年好学、青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读书学习达到四种境界：欣然境界、愤然境界、敬然境界、陶然境界；其最根本的经验则是“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
国学功底对执政能力的影响
清朝入关后共268年（1644-1911），加上入关前努尔哈赤1583起兵到1644年顺治入关的60年，共13朝12帝328年，可以划分为兴、盛、衰、亡四个阶段。在这四个时段中，可以很清楚看出，兴盛时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时期的皇帝学习修养好，即使是马上打天下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都是十分善于学习的人。努尔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满文文字，从而结束了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他还喜欢读汉族文化典籍，《三国演义》、《水浒》都是他喜欢读的书。皇太极最喜欢读史书，他曾命人翻译了《辽史》、《宋史》、《金史》、《元史》部分和《三国演义》。我们熟知的崇祯诛杀袁崇焕事件，就是皇太极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听信讹言，误以为袁崇焕私通清朝。 但是，到乾隆40年之后，清朝皇帝的国学功底虽然还在，但已经开始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下降。明显标志就是乾隆思想上不再进取，保存在档案馆里的“元旦开笔”就是最有力的史料证明。清朝从康熙开始，仿照民间习俗，每年元旦早起写开笔吉字，皇帝把他当年最想实现的心愿书写下来，密封收贮，不许任何人开看。康熙、雍正以及乾隆25年之前，每年都有新祈求。但是乾隆25年回疆平定后，乾隆在当年的开笔中写道“武成功定，修养生息”，此后终乾隆三十余年以及嘉庆一朝二十五年，他们的祈求再无任何变化。追求的停止，表明思想僵化的开始；思想的僵化，则预示着衰落的开始。反映在执政实际中，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对各种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对大事要事的处理上，清朝后期的皇帝没有了清朝前中期皇帝的魄力和能力。
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文韬武略，学识渊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国学的基础和修养，使他们能够在执政中鉴古知今，得心应手。所以清朝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都是入关时发轫，康熙时制定，雍正、乾隆时完善。如：清朝在边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两朝建立避暑山庄外八庙，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西藏参加熬茶仪式等。又如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满蒙联姻政治。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则根据地域等多种情况采取了多种方式：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制，在东北实行将军衙门制，在新疆、青海实行伯克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对稳固清朝北部陆路边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收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一“大计”、五年一“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
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首先皇子的学习制度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课读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神，有时上课嬉闹，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光绪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的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康熙和同治、光绪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上。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日本以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的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清朝政府既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至酿此大错。因此，清朝皇帝的国学功底和历史眼光，直接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既要读中国的书，也要读世界的书
清朝统治了268年，在中国历史上算是较为长久的。清朝的皇帝由于严格的培养教育和自身刻苦的学习，比起以往各朝来，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为何在当时世界发生巨变的历程中，后进的一些国家迅速崛起，而清朝帝国反而走向了衰亡？如果深入思考，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两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和历史，没有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没有开眼看世界。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帝都没学过西方文化，而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还保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更未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世界各国都还在中世纪徘徊，清朝在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那么当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的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梦中，抱守残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最后被侵略、被瓜分。